新冠疫情下的中國醫藥產業:完勝、受挫和希望

2020-12-23 新浪財經

來源:新浪財經

意見領袖丨譜潤投資合伙人孫雲

俗話說「疾風知勁草,烈火知真金」。對醫藥行業來說,更是如此。

新冠疫情對全球的醫療新冠疫情的爆發對醫療衛生行業造成了巨大的挑戰。就在不久前,全世界範圍內,醫療防護用品、呼吸機、診斷試劑、藥品、疫苗……都在告急。常規以年為單位的研發速度,變成以周甚至以天來計算,醫護人員與死神搶奪生命,疫苗研發與病毒賽跑追逐。衛生系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疫情當下,每個國家的醫療系統的能力、醫療醫藥的供給,以及科研技術的實力,都受到了考驗。在我看來,面對新冠疫情的挑戰,在醫療物資製造領域,中國可以稱得上是完勝;在新冠藥物開發方面,中國則暴露了不少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正加入了全球範圍的新冠疫苗的研發競賽,未來希望和挑戰將並存。

完勝:中國醫療製造

先看幾個數據。根據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3月1日至5月31日的三個月內,中國向200個國家和地區出口巨量防疫物資,其中,口罩706億隻,防護服3.4億套,護目鏡1.15億個,呼吸機9.67萬臺,檢測試劑盒2.25億人份,紅外線測溫儀4029萬臺。

紐約州州長科莫曾無奈地表示,所有的防疫物資的主要供應商都是中國:「在過去的40天裡,所有的物資都來自中國。……現在到了新階段,我們需要的檢測試劑,它們(也)在中國製造......怎麼會這樣!」

可以想像,美國在醫療戰略物資儲備和供應鏈本地化上,一定會做出政策調整。但是,我們認為全球製造業產業鏈的徹底解構是很難發生的,中國製造業大國的地位很難被取代。中國製造最厲害和難以替代的地方,在於整個製造產業鏈和生態體系都集中在中國。

舉例來說,歐美當然可以像中國一樣,建立一些大規模自動化口罩生產線。建立自動化生產線不難,但幾乎所有的配套原材料須需要從中國購買,甚至連生產線機器的日常維護和升級調整大概率也需要從中國派人過去。這在商業上是沒有競爭力的。

當然,中國製造也有亟待改善的地方。就拿口罩而言,普通口罩產能上得快,立馬就變成紅海。但在高埠罩方面,比如能夠達到N95規格的,就鳳毛麟角了。5月7日,美國CDC發布了中國KN口罩抽檢結果,99家中國口罩企業只有36家完全達到質量標準。另外,加拿大5月10日公布了50家中國KN口罩企業名單,要求實施產品召回。

另外醫療製造在供應鏈的某些核心技術方面,還受制於進口。比如熔噴布的生產設備,尤其是核心零部件噴絲板主要依賴進口。疫情期間零部件的供應缺檔,造成熔噴布產能上不去,價格一度飆升翻了40倍。

但總體來說,中國醫療產品的製造,與許多其他工業品一樣,供應鏈都集中在中國,產能規模和製造優勢明顯,為全世界的新冠防疫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受挫:新冠藥物開發

中國在防疫物資的生產和供應方面完勝,但在新冠流行期間治療藥物的開發工作,遺憾的是並未提供世界性的藥物產品,凸顯出我國抗病毒創新藥常規研究和開發能力的不足。

客觀而言,面對新冠病毒,人類迄今尚未開發出一款新冠特效藥,無論是「人民的希望」瑞德西韋,還是法拉匹韋,或是羥氯喹/氯喹,至多被證明有效而無法100%治癒新冠肺炎。

新冠流行高峰期(1月23日到2月27日)在中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註冊了271個新冠病毒研究項目和臨床試驗,其中不僅有抗病毒藥物,也有傳統的中成藥,甚至太極拳、大豆水提物(豆漿)的臨床效果研究也都舉起了抗新冠的旗幟。

然而從實際結果來看,這麼多臨床試驗顯然彼此「打架」,造成了寶貴的臨床開發資源的浪費,最終得到國際主流醫療社會認可的研究結果基本沒有。

即使是最火的蓮花清瘟膠囊,雖然得到了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的鼎力推薦。但瑞典對蓮花清瘟膠囊做了檢測,稱成分「只有薄荷醇」,該藥品對於新冠病毒「沒有作用」,禁止進口,不得用於治療。另外,加拿大衛生部也警告不可進口。

客觀地來說,蓮花清瘟膠囊在國際上還沒有得到國際主流醫學界和政府機構的認可。其實可以說中國的271個新冠藥物開發項目和臨床試驗,尚沒有給世界貢獻出有用的新冠藥物治療產品。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人民的希望」-瑞德西韋在中美兩地臨床試驗的不同經歷和結果。雖然中國幾乎是全球最早的從2月初就開展臨床試驗,但到4月底,中日友好醫院曹彬主導的這兩項臨床試驗宣布終止。其中重症組最後入組237例,只招募到計劃病例的約一半數量。而輕中症組因入組病例太少而無任何結果。應該說,瑞德西韋在中國的臨床試驗碰到最大的問題不是臨床設計,而是招募病人困難。其中部分原因是中國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患者數量迅速下降。但不可否認的一點,太多臨床試驗同時啟動,爭奪有限的患者資源。站在國際藥物開發標準,中國的271個臨床中瑞德西韋應該是最有可能得到國際認可的新冠藥物產品,本來應該在臨床資源上得到優先保障。

與此同時,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裡,瑞德西韋在全球經歷了各種臨床試驗,最終在多國實現獲批,並快速開啟了商業化之路。目前瑞德西韋仍然是全球範圍內唯一一個獲得批准的抗新冠藥物。

堅持科學方法和標準,是有效創新的關鍵。相較於中國270多個臨床試驗沒有形成主流科學的結論,美國的臨床試驗一般都能夠形成明確結論, 對於錯誤的方向,也能具備糾錯機制。例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於6月20日宣布,經過470名患者臨床試驗表明,羥氯喹治療新冠住院患者沒有獲得明顯益處,且副作用較大。基於這個結果,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決定撤銷了氯喹和羥氯喹治療新冠患者的緊急使用授權。而對於達成的正面結論,可以作為後人研究的基礎,比如瑞德西韋證明了新冠病毒是可以被藥物抑制的,據此科學家可以開發更好的藥物。日久積累,可以搭建科學技術創新的大廈。

隨著新冠疫情的持續瀰漫和常態化,未來新冠藥物的開發將極有可能成為一種新常態。我們認為,新藥開發是一個嚴肅嚴謹的過程,不是說現在風口來了,我們就要一擁而上。很多風口並不是說風來了,就誰都可以上。風口其實是給有準備的人的。

希望:疫苗研發爭分奪秒

截至6月底,全球新冠累計確診數突破了1000萬例,且疫情仍在加速蔓延。根據專家預測,疫情將至少持續到今冬明春,甚至長期與人類共存。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冠疫苗將是世界的希望。

疫苗能否開發成功還是未知數。比如愛滋病疫苗就研究多年,一直沒有研發成功。流感疫苗雖然有,但只能達到部分保護,而且每年需要更新。

目前全球有多達183個新冠疫苗開發項目。常規疫苗開發周期在5年以上。新冠疫情下,疫苗研發的時間將會大大縮減,預計最早的試驗疫苗將於今年秋冬季節用於預防性接種。由於各國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普遍擔憂今年秋冬季節新冠疫情反撲回來,所以都把疫苗研發的工作看得非常重,正在開足馬力研發。

截至6月下旬,全球已經有15項疫苗研發項目進入臨床試驗階段。其中7項為我國主導開展的研發項目,包括康希諾 Ad5 載體疫苗項目,北京所、武漢所、昆明所、北京科興滅活疫苗項目,以及智飛生物重組蛋白疫苗項目。海外疫苗研發來看,Moderna 公司和 BioNTech 公司 RNA 疫苗、Inovio 公司 DNA 疫苗、牛津大學 ChAd 載體疫苗以及 Novavax 蛋白亞單位疫苗研發進展亦處於領先地位。

當前我國疫苗的多個項目已步入II期和III期臨床試驗,其中我國北京所、武漢所、康希諾等機構和公司的項目已經完成II期臨床試驗受試者接種,並陸續揭盲。由於 III 期臨床試驗需要有真實感染環境,開展國際合作成為當前數個領跑項目的首選。比如,中國生物武漢所滅活疫苗已獲批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開展III期臨床試驗。

總體來說,國內至少有十餘家企業在國家統一領導下開發各類新冠疫苗,包括滅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組亞單位疫苗、腺病毒載體疫苗、減毒流感病毒載體疫苗和核酸疫苗5條技術路線。

從疫苗研發技術來看,滅活疫苗是最傳統的研發路徑,在體外培養新冠病毒後滅活,但仍能刺激人體免疫系統產生抗體。其優點在於製備簡單快速,工藝成熟。但對於高傳染性的新冠病毒,其大量生產對建設能力和設施安全性要求很高。也有接種劑量大,免疫期短等不足,最大的缺點是可能引起抗體增強效應,個別情況會增強病毒在體內的感染複製,引發嚴重疾病等不良反應。

相比而言,載體疫苗技術也比較成熟,優點在於安全性高,引發的不良反應少,但缺點在於如果人體曾感染過載體病毒,體內存在抗體,則可能攻擊疫苗載體,降低疫苗有效性。

美國的核酸疫苗另闢蹊徑,大大加速了研發進程,並且疫苗有良好的耐受性,可以引發對病原的持久免疫反應。但由於mRNA疫苗研發技術尚處於早期階段,有許多未知的困難。即使試驗一切順利,Moderna 疫苗最快也要到明年的上半年才有希望投入使用。此外,從生產角度來看,該技術研發的疫苗大規模生產尚未完成配套,即使投入使用,可能成本過高,一些國家和地區無法負擔。

中國疫苗開發體制是以政府領導,國有機構主導,民營企業補充。由於主要採取成熟技術路線,對技術創新相對要求不高,可以發揮中國在生產建設能力和開發資源協調的優勢。可以說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

歐美的新冠疫苗開發是以創新性公司(如Moderna, Novavax)或大學主導研發,國際藥廠巨頭(強生,阿斯利康,輝瑞)合作產業化和推廣,以創新和市場力量推動為主要模式。

從某種程度上,疫苗研發的巔峰對決,既是技術之爭,也是研究方法乃至科研體制的競賽。如何能為國民乃至世界提供優質可負擔的免疫方案,既是中國生物醫藥產業面臨的挑戰,更是機遇。但無論如何,本次疫情後,我國對於公共衛生健康和醫藥研發的投入必然會持續加大。把握產業和政策窗口契機,將中國製造升級為中國創新,為世界提供更多中國方案,將是我國生物醫藥產業未來面臨的頭號課題。

(作者簡介:曾任奧邁資本合伙人,麥肯錫公司全球副董事,美國安泰克國際公司總裁,美國羅門哈斯公司資深科學家。1978年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年僅14歲;1982年在中國科技大學化學系取得學士學位;1985年在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1992年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1995年成為麥肯錫在中國大陸的第一批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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