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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簪花作為一種民俗事象,在我國很早就產生了。然而在其流傳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地發生變異,變異之一便是不光婦女簪花,連男子也簪花。《羯鼓錄》上記載,汝陽王璡隨唐明皇遊幸,常戴砑綃帽打曲,上摘槿花一朵簪之,璡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
由此看來,在唐代已有男子簪花的現象了,當然尚不普遍;到了宋代,才日益普遍起來,而且還成為某些典禮的儀節。如邵雍的「頭上花姿照酒卮」,梅堯臣的「欲插為之醉,但慚發星星」,楊萬裡的「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陸遊的「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等等,便是簪花習俗在宋代十分普遍的真實寫照。
宋人簪的都是什麼花呢?請看王鞏《聞見近錄》上的一段記載:「故事,季春上池,賜生花,而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歸。紹聖二年(1095),上元幸集禧觀,始出宮花賜從駕臣僚,各數十枝,時人榮之。」所謂「生花」,就是鮮花。一般而言,春天多簪牡丹、芍藥,夏天多簪石榴花、梔子花、榮莉花,秋天多簪菊花、秋葵等。《宋稗類編》上記載,寇準侍宴,上特命以千葉牡丹簪之,曰:「寇準年少,正是賞花吃酒時也。」這兒說的「千葉牡丹」即是鮮花。所謂「宮花」,是指以羅、絹、通草等為原料製成的假花,也就是《夢梁錄》中所說的「像生花朵」。宮花或由宮中製作,或由坊間專為宮中製作。製作宮花,必須選取形態、質地逼真的材料。如梅花瓣質地較薄,且有輕盈感,用羅來製作就比較合適。牡丹、芍藥花瓣較厚,又有一點毛茸茸的質感,用通草來製作就比較相宜。再加上能工巧匠的精心染色、攢合成型,更是栩栩如生,幾可亂真。宋代詞人蔡士裕《金縷曲·羅帛剪梅綴枯枝,與真無異作》,便寫了他對像生花製作工藝的讚美:「怪得梅開早,被何人香羅剪就,天工奇巧。」「玉質冰姿依然在,算暗中、只欠香頻到。」形態逼真的程度於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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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聞見近錄》中的這段引文,我們還可以看出,在哲宗朝(1086一1100)之前,皇帝賜花多用鮮花,此後則多用宮花了。我們說,簪花習俗在宋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它不僅繼續作為一種民俗事象而存在,而且還部分地轉變成禮儀制度。這從宋人簪花的主要場合便可以看出來。 據《宋史·輿服志》記載,「中興,郊祀、明堂禮畢迴鑾,臣僚及扈從並簪花,恭謝日亦如之。」此外,太上兩宮及皇帝的慶壽活動亦有簪花的儀節。南宋時,皇帝所賜的花色,按品級各有不同。「大羅花以紅、黃、銀紅三色,欒枝以雜色羅,大絹花以紅、銀紅二色。羅花以賜百官,欒枝,卿監以上有之;絹花以賜將校以下」(《宋史·輿服志》五)。此種場合的簪花方式是:將花簪在幞頭上,即所謂「簪戴」。《武林舊事·恭謝》中對這種幞頭簪花的場面有生動的記載:「上服幞頭,紅上蓋,玉束帶,不簪花。教坊樂作,前三盞用盤盞,後二盞屈卮。御筵畢,百官侍衛吏卒等並賜簪花從駕,縷翠滴金,各競華麗,望之如錦繡。」姜白石也寫詩描述過這種場面:「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唯有至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群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簪花也反映在民間婚儀中。按照宋代婚俗,新郎可以「戴花一兩枝、勝(又叫花勝,是古代的一種首飾)一兩枚」(司馬光《書儀》卷三「婚儀」上)。這在《水滸傳》第五回上亦可找到例證。小霸王周通前往桃花村入贅時,「小嘍羅頭上亂插著野花」;他本人則「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鬢旁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直到近代婚儀,在不少地區還保存著新郎肩披紅綢、禮帽兩側插上金花的習俗。由此也可以看出民俗事象的傳承性。按宋制,「嘗以春秋之季仲及聖節、郊祀、籍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凡皇帝「幸苑囿、池籞(yù),觀稼、畋獵,所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在這些場合,皇帝大都要給群臣賜花。群臣戴花後,還要「謝花再拜」(《宋史·禮志》十六)。按哲宗朝以前的禮制,花中少數名貴的品種只賜給親王宰臣,並由中使為之插戴。《盛事美談》載,宋真宗在宜春殿賜宴,拿出一百多盤牡丹賞賜群臣,其中比較名貴的千葉牡丹才有十幾朵,真宗竟破例賜給晁迥、錢文僖各一朵;又特命中使為晁迥戴花,以示恩寵。又有一次,真宗將東封,命陳堯叟為東京留守。行前賜宴時,真宗將自己頭上的一朵牡丹取下來親自為陳堯叟簪上,更是表示了對他的倚重與寵信。按照禮制,凡參加大宴並御筵,皇帝所賜的花必須戴歸私第,不戴或讓僕從持戴,都是要受到御史糾舉的。司馬光20歲中進士,在聞喜宴(皇帝賜新進士宴名叫聞喜宴)上,眾人都簪花,司馬光性不喜華靡,獨不簪花。大家便告戒他:「君賜不可違也!」由此也可以看出,不簪花是違背禮儀的舉動。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形。如遇國有大災、瘟疫、忌辰等,則不可簪花。據《宋史·尤袤等傳》記載,顏師魯充任顯仁後遺留使,至金,金必令其簪花、聽樂,師魯嚴辭拒絕,並表示: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臣非禮,誓以死守。《宋史·李衡等傳》也記載了一件類似的事:莫濛充任賀金正旦使,金人賜宴的那天,他以本朝忌辰而拒絕簪花。金人一再催促,他也堅執不從。這兩位外交使臣,在國勢孱弱的情況下,還能做到不屈從於淫威,極力維護本朝尊嚴,是難能可貴的。朋友之間在舉行便宴時亦可簪花。如沈括記載,韓魏公鎮揚州時,恰巧芍藥生金纏腰四朵,便招王歧公、王荊公、陳秀公宴飲,各簪一枝。司馬光《和吳省副梅花半開招憑由張司封飲》:「從車貯酒傳呼出,側弁簪花倒載回。」顯然也是寫朋友之間飲宴的事。
不同的節令插戴不同的花朵或類似花朵的飾物,是宋代節令的重要民俗事象。每逢上元之夜,「婦人皆戴珠翠、鬧蛾、玉梅、雪柳」(《武林舊事》卷二「元夕」)。「鬧蛾」是剪彩做成花或蛺蝶、草蟲兒的形狀。「玉梅」是以白絹製成的梅花。「雪柳」則是以絹花裝簇的花枝。端午節,「榮莉盛開,城內外撲戴朵花者,不下數百人」(《西湖老人繁勝錄·端午節》)。立秋的那天,「都城內外,侵晨滿街叫賣楸葉,婦人、女子及兒童輩爭買之,剪如花樣,插於鬢邊,以應時序」(《夢粱錄》卷七「七月」)。重陽節更是熱鬧非凡,「都人是日飲新酒,泛萸簪菊」(《武林舊事》卷三「重九」)。司馬光的「不肯那錢買珠翠,任教堆插階前菊」,蘇東坡的「髻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搓」,都反映了重九簪菊的習俗。然而民間簪花,畢竟是一種裝飾,所以還是年輕人居多。《古今詩話》中有這麼一個故事:周翰童時,侍郡侯宴,恰巧席間有位簪花的客人。郡侯出了一個上聯「口吹楊葉成新曲」,要周翰對,周翰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頭戴花枝學後生。」從周翰的這個對句我們可以看出,老人戴花會被人視為「學後生」「老來俏」。黃山谷有詞雲「花上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也是這一心態的真實寫照。 ——本文刊於《文史知識》 1992年第5期「文化史知識」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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