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個小故事，有次我在高鐵站過安檢，安檢機前面要排隊。我和前面一個人之間隔了大概有半米的空隙，一個不留意，一個扛著大大小小的包裹的大叔，就插到了我的前面。
看大叔的穿著打扮，和他拿的那幾個麻袋，我幾乎可以肯定，他並沒有什麼錢，社會地位恐怕也不高。我不禁想到，當他在其它社會場合下，被那些掌握權力、金錢的人欺負時（這種事情時有發生），他會不會想到，今天在他有這點小小的權力、可以插隊的時候，他也曾經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別人呢？
以前我們總是覺得，某個社會現象，就是社會現象本身。比如，政府不盡責，就是政府不好。企業不注意社會公德，就是企業不好。學校壓迫小孩，就是學校不好。明星不注重影響，就是明星不好。其實，我們都錯了。
當一個社會的習慣，就是注意自己的私利、甚至不講規矩、利益至上時，任何一個有哪怕一點點權力的人，就會利用這種權力侵犯別人，為自己拿來利益。當一個官員利用權力的時候，當一個企業家利用資本的時候，當一個醫生收紅包的時候，哪怕當一個衣衫不整的大叔插隊的時候，他們的內心，其實是一樣的：我的利益，高於別人。
也許，當插隊的大叔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時候，當一個企業家被政府卡脖子的時候，當一個醫生發現商人唯利是圖的時候，當一個政府官員發現醫生吊兒郎當的時候，他們會抱怨社會的無良。但是，他們都忘記了，我們所有人，就是這個社會。而同一個社會，並不會培養出不同的群體。
而這問題的根源，都在於人人只講自己的私利，不顧別人。這看起來似乎很絕望，但好消息是，這種自私自利的氛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要想知道這種變化的根源，我們就要先回答一個問題，什麼樣的人更不容易自私？從個體來看，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各行各業、各個國家，都有壞人、都有好人。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不難回答：越有錢的人，相對來說，越不容易自私。（注意，這只是一個社會意義上的概率問題，並不是一個「有錢人就是好、窮人就壞」的道德性絕對論斷，下同。）
不信，你去全世界走一圈，你會發現，在人均GDP大於4萬美元的國家裡，無論這個國家地處東亞、南亞、北美、歐洲還是中東，當地居民多半比較不自私。人們之間相對來說更加互相信任，利用自己的小權利侵害別人的事情更少。人們更容易排隊，更不容易偷稅漏稅、以權謀私，腐敗更少，動物保護做的更好，等等。反之，在越窮的國家，人們在處理「我的利益和別人的利益哪個更重要」這個問題時，往往做的越糟糕。
而這背後的邏輯，說來玄妙，實則簡單：人們總是試圖抓住那些自己匱乏的東西，而對自己不缺乏的東西則更加自信、無所謂。
舉個例子，你對一個二十歲的姑娘說「老阿姨你好呀」，姑娘一般不會太有意見，人家青春美麗寫在臉上，誰在乎你這麼調侃（我甚至有個大學剛畢業的女同事，外號就叫老某）。但是，你要對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說「老太婆早啊」，你看人家不揍死你。貧窮也是一樣，物質和金錢的匱乏，本身就會讓人們更重視利益。而富裕的生活環境，更容易培養出公德心更重的人群。這與種族無關、與國家無關、與道德無關，這是人類的天性。
所以管仲在兩千多年前就說，「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一個貧窮的國家，我們必然會看到社會的不道德。而一個富裕的國家，由於大家都有足夠的錢、而且從小也都有足夠的錢，民眾天然的不會太在乎自己的利益（反正也夠用了），相對就會更加在意別人的感受、更有公德，管子所說的「禮節、榮辱」，也就自然而來。
其實，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幾乎每個現在富裕的國家，都曾經有過一個「貧窮和不道德」的階段。英國曾經有過霧都孤兒，美國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社會曾經被託拉斯搞得烏煙瘴氣，黑幫也非常流行（不熟悉這段歷史的自己去查，比如著名的「羅斯福總統的香腸」、「芝加哥打字機」）。香港這座今天的廉潔之城、法治之城，在上世紀40到70年代曾經貪腐橫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兩次警廉衝突」）。今天的人們大多已經不記得當年的舊事，但是它們卻真實存在過。
即使從個人層面來說，我在看人的經驗中，也發現這種「生活經歷中越富足的人，相對來說，往往越容易有義氣」的特點。那些從小生活在富足環境、或者最起碼是衣食無憂的環境中的人，相對於從小生活在需要算計每一分錢的人來說，從概率上來說，更容易具有包容心和愛心。當然，個體並不相同，任何一個群體中都有善良的人、也都有自私的人。這裡所說的，只是一種統計概率、而不是「因為所以」式的必然關係、抑或一種「你富你就好」的極端性道德審判。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富足生活造成的性格」，與當前生活是否富足，關係不大。主要的影響因素，來自一個人在少年、青年時代的家庭環境。也就是說，一個現在腰纏萬貫、但是少年時家境貧寒的人，相對於那些少年時家境殷實、現在也不過只是小康水平的人來說，前者更容易看重自己的利益。
同時，只要保證衣食無憂、生活中沒有緊迫感，太多的金錢並沒有太多的作用。也就是說，錢足夠使用即可，太多的錢除了培養驕傲和奢華，往往並不會帶來「利他性格」這個方面的顯著不同。
此外，我們也不應該簡單的用金錢來衡量生活中的富足程度。對於一個從小在市場化競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和一個從小從體制裡成長起來的人，儘管他們從小到大的家庭環境，金錢水平可能相同，但是後者往往會有更加富足的生活環境：他的家庭更加穩定、父母工作更加有保障、心態更加平和、周圍人的利他氛圍更強，這些都是富足的來源。
在我的人生經驗中，我經常會碰到一些大學畢業生，通過找家庭關係、而不是通過正常的校園招聘進入一些企業。我以前對這種走關係的學生有點看法，覺得雖然學歷差不多，但總是沒有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找工作。時間久了，我發現撇開能力高低不談，這些「關係戶」往往人都不太壞，日常工作中也大多很好相處。究其原因，恐怕就是因為家裡社會關係的人，大概率上來說，家裡從小條件都還不差，因此往往也就養成了不容易較私利、相對更容易考慮別人的性格。（注意這裡的分析都不是絕對，而是一種概率分析。）
在南懷瑾先生的書稿中，南先生也曾經說過劉邦和項羽的性格特點。儘管劉邦是一個絕對好的事業夥伴、一個絕對好的領導者、一個絕對優秀的戰略家，但是如果純粹從交朋友角度來說，南先生說，他還是喜歡交項羽這樣的朋友。
劉邦出身寒微，四十歲以前基本上都在為生計發愁。結果漢朝建立以後，劉邦性格中的弱點暴露，誅殺大將功臣，「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走狗烹。」韓信被殺之前痛言，「悔不聽蒯通之言。」反之，貴族出身、從小不缺吃穿和社會地位的項羽，則要講義氣的多。正所謂「二十有才能逐鹿，八千無命欲從龍」，項羽的八千子弟兵也因此對他忠心耿耿，雖然兵敗烏江，然而至死不叛。《史記》中記載，項羽身邊最後追隨他的二十八騎，在面對五千漢軍的圍剿時，在烏江邊的小山包上，陪同項王三次捨命衝殺。至今讀來，這種絕境中真正的義氣，仍然讓人淚下。
而劉項之間的這種區別，在他們的平時生活中，就可以看出來。劉邦在逃跑的時候，曾經幾次把自己的兒子推下車（為了讓車跑的快一點）。而項羽呢，「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愛兵如子，所以士皆為知己者死。那麼，換你選朋友、哪怕是選老闆，你又會選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