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法維帝國（即薩非王朝），1501—1736年
編者按：近代早期的三大伊斯蘭帝國，都被有突厥血統的王朝統治。奧斯曼人、薩菲人和莫臥兒人，都是來自中亞的操突厥語的遊牧民族。這些遊牧民族分別徵服了安納託利亞、波斯和印度，並在這些地區定居下來，從事農耕。
這三個王朝都不約而同保留了一些草原遊牧時期的文化傳統，同時也逐漸接受了所徵服地區以城市為基礎的農耕社會文明的薰陶。這三個帝國都奉伊斯蘭教為國教，並根據伊斯蘭教義教法引導本國文化的發展方向。16世紀到17世紀早期，這三個伊斯蘭帝國疆域遼闊，富庶繁榮。然而到了17世紀中期時，它們普遍開始衰落。
頭戴費茲帽的土耳其傳統軍人形象
這三個帝國都是多民族、多宗教國家，承受著不同宗教間時不時爆發的緊張局勢的壓力。一方面，保守的穆斯林領導人上書，要求嚴格執行伊斯蘭教教法，另一方面，其他宗教團體的成員不斷尋求更多的自由。至18世紀中期，薩菲王朝已經完全覆滅（參見：曾統治全球44%人口的波斯今安在？），奧斯曼和莫臥兒帝國也在歐洲的影響下迅速衰敗。
這些信仰伊斯蘭教的大帝國，起初都不過是邊遠地區以軍事立國的小公國。他們以不同的速度擴張，不斷取得勝利，鯨吞或蠶食鄰國的領土，並逐漸發展了一套複雜的行政及軍事管理制度。在那些邊遠地區的小公國中，奧斯曼帝國是極其成功的一個。
土耳其近衛軍
奧斯曼一詞，來源於建立了帝國的部落首領——奧斯曼的名字。從1289年建國到1923年覆滅，奧斯曼領導的部落是突厥民族中的一支，但麾下集結了大量閃米特遊牧部落（土耳其語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但閃米特血統是土耳其人的主流；阿拉伯語屬於閃含語系閃語族，而波斯語屬於印歐語系伊朗語族）。
奧斯曼人的徵服擴張，是通過一架恐怖的戰爭機器實現的。最初，奧斯曼的軍事將領們把軍隊分為輕騎兵和志願步兵。在成功入侵了巴爾幹半島之後，奧斯曼建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軍事力量，其成員全部是奴隸——強制巴爾幹半島的基督徒將家中年幼的男童獻給蘇丹為奴，他們就是著名的「加尼沙裡」（土耳其近衛軍）。
以下先簡析奧斯曼帝國的興衰邏輯，再介紹凱末爾將軍的雄韜大略。
西元1453年，危機頻仍的拜佔庭帝國的帝都君士坦丁堡，再次傳來了驚人的消息：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在和談破裂後，親率20萬大軍進逼城下。
全城軍民在皇帝的領導下，經過57天堪稱卓絕的抵抗後，這座千年名城終於還是被回教徒們攻陷了。此城的陷落意味著一個文明的終結，同時也拉開了本文主角輝煌的序幕。我在本文中，將從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文化學術等方面的前後對比，來總結及回顧那幅盪氣迴腸的燦爛畫卷。
孫子云：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要想牢固地統治如此大的一個國家，就要統一人民的思想。奧斯曼帝國是一個以伊斯蘭教為立國之本的國家，自從蘇丹謝裡姆一世俘虜了阿拔斯王朝最後一個哈裡發姆塔瓦基勒後，便自己以哈裡發的資格接管了克爾白天房的鑰匙，使得奧斯曼帝國從此成為了全世界穆斯林的領導，也憑藉此事，帝國最後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專制制度。
奧斯曼帝國在建立之初，是一派自給自足、滿懷自信、積極進取的氣勢，奧斯曼帝國的近衛兵團所向披靡（對了，這些人在帝國2和3裡，造價也忒貴了點兒吧）。
其令人矚目的行政制度，也為西方的來訪者讚嘆不已。它的許多行政管理人員都是原來的基督徒，經過遴選和訓練後，委以各項政府職務。官員的委任與升遷主要憑功績，與基督教歐洲通行的慣例成鮮明對比。
16世紀中葉，蘇丹委任官員時並不重視其財產或社會地位等條件，他考慮的只是官員的功績。因此，在土耳其人當中，榮譽、高位和法官的職務，是對才高績優者的獎賞。而在當時歐洲的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地域中，並沒有立功考績的機會，一切均以出身門第為準繩（真是和中國的九品中正制差不多了~~），出身顯赫是直通升遷之路的唯一鑰匙。
還有很值得一提的米勒特製度。米勒特製是奧斯曼帝國宗教寬容政策的表現。這是土耳其人從阿拉伯人那裡繼承下來，並賦予新內容的宗教自治制度。非穆斯林宗教團體在不損害帝國利益並承擔規定的稅捐義務的基礎上，保持本民族語言、信仰自由，並享受充分的內部自治。這種制度的確立，使得帝國的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強。
有趣的是，在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奧斯曼帝國這個異教國家卻成了猶太教和其他一些逃避宗教迫害的人的庇護所。而這些人大多是手藝精湛的工匠，又從歐洲帶來了許多先進的技術，從客觀上促進了那一時期帝國手工業的發展。
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商業行會制度，對城市經濟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行會統一價格，對日用品施行專賣，嚴格規定原料加工生產，並組織外銷，規範了帝國內的手工行業。正是政治上的開明，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化得以蓬勃發展。土耳其的文化相當獨特，在很多領域都有著卓越的表現。
在歷史學的著作方面，他們起初是模仿波斯人的，大多數都是些不太系統的傳奇，但是奧斯曼人自建立帝國以來，就能看到很多有價值的記載了，有不少還是出自親歷其事的人之手。著名的有契列布的《世界志》《大事年代記》等。在地理學方面，當過海軍大將的皮利·賴伊斯的大西洋地圖和航海指南圖，都是在地理大發現那個時代難得的珍貴作品。
建築學方面，布魯薩式綠頂清真寺早已為世人所熟知。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後，蘇丹下令，將索非亞大教堂改建成為清真寺（這招真是損了點兒），開啟了清真寺建造的新紀元。莊嚴肅穆的大清真寺，象徵著歷代蘇丹至高無上的權力。
錫南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建築師，他在一生中直接參與設計和建造了近200所各類大型的宗教建築。他驚人的精力和嫻熟的建築技巧，標誌著土耳其建築藝術的頂峰。
雕塑：歐洲的馬鎧
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曾經有一句話：國家的目標都在於擴張。所以，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們為了適應連年徵戰的需要，又建立了相應的軍事採邑制度。立有軍功的人，分別被授予提馬爾或扎米特兩種待遇不同的軍功田封地，都享有很高的年俸，戰時他們要為國家提供規定數量的兵丁。到16世紀末為止，全國已形成1萬多個採邑，從制度上保證了帝國龐大固定的兵源。
在法學方面，伊斯蘭法在歷史上曾經是奧斯曼帝國制度體系的主要支柱之一，在整個法律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古蘭經》構成了伊斯蘭法的核心精神和基本原則，歷代伊斯蘭帝國的世俗化法律實踐，為之提供了豐富的實體素材，教法學家們又運用伊斯蘭宗教準則和道德價值，將這些素材修改為伊斯蘭法的實體規範和法學理論。
這樣，宗教化與世俗化的衝突與融合凝聚為一條主線，貫穿在伊斯蘭法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在這一背景下，穆罕默德二世的法典值得稱道。它規定了帝國臣民的權利和義務、統治階級的組成結構，及財政稅收法規。1530年蘇萊曼時期又編訂了該國歷史上最大的法典《群河總匯》，使帝國的法律體系更加完善。
健全的制度形成後，蘇丹們開始了野心勃勃的戰爭計劃，攻陷君士坦丁堡標誌著帝國已經瓦解了歐洲反土聯盟的政治中心，把歐亞兩部分的領土連在了一起，同時也確保了土軍從安納託利亞進入歐洲的通道。
1499年君士坦丁堡之戰
接著建立新軍，新軍佔全國部隊人數雖然只有1/10，但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是蘇丹的真正嫡系部隊。在穆罕默德二世死時，帝國已經控制了巴爾幹半島和東地中海沿岸的大片領土。經過巴耶塞特二世和謝裡姆一世兩代蘇丹的努力，疆域已經是他們前任的兩倍，使之成為一個地跨亞歐非三洲的大帝國。
1520年，26歲的蘇萊曼大帝登基。在他統治的46年裡，帝國的國勢臻於盛極，不僅完全控制了巴爾幹，而且還攻佔了地中海上的要衝羅德島。這時的奧斯曼帝國囊括了從阿爾及利亞到高加索，從匈牙利到阿拉伯半島南端廣袤的土地。在這些土地上居住著各種血統和各種信仰的民族，約計5000萬人，當時的英國卻只有500萬人。
在歐洲，蘇萊曼大帝聯合法王法蘭西斯一世，對抗哈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在莫哈奇大戰中取得關鍵的勝利，徵服了匈牙利大部，進逼維也納。
在海軍的建設方面，他繼前幾任蘇丹後，再次大膽啟用了希臘人赫伊爾丁·伯爾勃羅薩為統帥，並籠絡了大批海盜，同時海軍中的新軍也具備相當強的戰鬥力。因此，奧斯曼在東地中海、紅海和波斯灣都有很強大的勢力。真是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是基督教歐洲的重大禍患。
1481年的羅德島圍攻戰
然而，僅僅在蘇萊曼死後不久，奧斯曼帝國的大廈根基就已經動搖。那時的帝國已不是一根柱子折斷或削弱的問題，而是國家的四根支柱，即宗教、法律、政治、財政全部面臨著崩潰。
奧斯曼帝國的命運出現了這樣觸目驚心的江河日下之勢，其主要原因是內部存在多種弱點，但其外部原因在於急劇膨脹的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尼德蘭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成功完成，英國的圈地運動也如火如荼地在展開，法國的波旁王朝亦建立起了穩固的君主專制，而相應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海上貿易的進程則更是一日千裡，而比鄰的奧斯曼帝國相對靜止的經濟，在這種衝擊面前就格外顯得招架不了。
奧斯曼帝國面對西方的壓力之所以如此脆弱，在於帝國始終沒有達到政治上的一體化，而與之抗衡的卻是以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為基礎的政治上一體化的西歐。奧斯曼帝國只是沿著神權政治的路線形成的鬆散的組織。它那形形色色的民族是按其宗教歸屬而不是按照民族來區分的。
以宗教歸屬關係為主，這意味著帝國內部缺少一個統一的效忠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奧斯曼帝國是許多在相當大程度上自給自足的分散群體的搖搖欲墜的聚集體。這種組織上的渙散性，削弱了帝國對外國思想和政治入侵的抵禦能力。
義大利人在奧斯曼帝國周邊的商業領地
其次，是它昔日經濟制度的諸多弊端逐漸顯露，行會制度的閉塞性使商人們失去了主動性和競爭性。土耳其的出口品於是價格高昂，質地低劣，根本無法與英法西荷等國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較量，也失去了大量的國內市場。
再者，統治者治國的不力。帝國商業由於伊斯蘭教的保守傳統，特別是對東西方那條古老的貿易通道的控制和課以重稅，使得西方國家不得不另闢蹊徑——新航路的開闢使帝國喪失了一宗大的稅源。無休止的徵戰和可恥的海盜活動，嚴重影響了帝國在國際的地位和信譽。蘇丹的生活糜爛，帝國聚斂的資財沒有被他拿來用於資本積累及工商業建設，反而大興宮室，供自己享樂。因此，在即將到來的世界殖民浪潮中，奧斯曼帝國根本無力與英法等國在全球展開爭奪。
在科學進步方面，奧斯曼帝國也落後於西方。奧斯曼的的學院自始只重視神學、法理學和修辭學，而排斥天文學、數學和醫學。當時，人們對文學的興趣濃厚得有些反常，對自然科學卻極為冷漠，奧斯曼在科學知識上的落後不可避免地使它在技術和生產上也相應落後。政治經濟科技上的頹勢，最顯著的表現就是軍事上的劣勢，而戰場正是檢驗國力的試金石。1683年圍攻維也納的失敗，是奧斯曼帝國的轉折點。
1699年的《卡羅維茲和約》迫使奧斯曼帝國第一次從歐洲敗退。從1718－1798年，先後在帕薩洛維茲、庫楚克、凱納吉、克裡米亞和埃及的一連串敗北，證實了帝國的傾頹已不可逆轉。
西方在軍事上的勝利，轉化成在經濟上的進一步優勢及其他方面的特權，從《卡落維茨條約》開始，幾乎每一次和約都包括奧斯曼帝國同意或保證戰勝國在帝國境內貿易自由，並向其出讓幹涉宗教事務和建立領事館的權利。自此之後，西方國家與奧斯曼帝國籤訂了一系列的協商條約，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在其中尤其醒目。無論帝國的意願如何，西方思想觀念和社會制度侵入之勢已不可逆轉了。
從17世紀初到帝國最後於一戰後崩潰，這200年間帝國依舊沿著歷史的軌跡運行著，但誰也不能否認在這最後的200年中，帝國歷史始終是一個悲慘衰弱的故事。
我認為它不如它的「前任」拜佔庭帝國，它的失敗之處在於讓宗教使自己變得保守，在災難來臨前無法預見到，當它降臨後，又拒不變革，漸漸地變成了一個和時代與環境格格不入的存在物，並最終不可避免地被歷史的大潮吞噬。20世紀20年代土耳其爆發凱末爾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小亞細亞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又迎來了新的曙光。
1920年，蘇丹的代表籤署了《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這項條約肢解了奧斯曼帝國，將使奧斯曼帝國成為僅佔有安納託利亞中部地區的小國，而且這個小國甚至只能以安卡拉為首都。
在此生死存亡之際，一位重要的領袖橫空出世，他就是穆斯塔法·凱末爾。凱末爾後來才被世人所知，以阿塔圖爾克，或是「土耳其之父」出名。凱末爾一直都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將軍，他指揮的加裡波利和其他地區的戰役都獲得了勝利，從一開始就得到了蘇丹的認可（當然，蘇丹也可能對他懷有疑慮）。
後來，凱末爾尋找藉口離開了首都，並在1919年5月19日乘坐一艘克萊德製造的蒸汽船，前往黑海沿岸的薩姆松地區。他乘坐一輛德國人丟棄的指揮車（經常拋錨）行駛在布滿塵土的道路上，並極力尋求各方的支持。凱末爾具有非凡的氣質，很快便成為他們的領袖。
後來，凱末爾開始直接挑戰蘇丹政府。一些偶然的因素促使凱末爾將安卡拉設為大本營，一方面因為安卡拉位於鐵路線上，另一方面因為安卡拉擁有一座電報局，這對於凱末爾居中操控局勢至關重要。很快，穆斯塔法·凱末爾就在被佔領的君士坦丁堡地區，獲得了廣泛支持。
1920年4月，大國民議會在青年土耳其黨俱樂部中舉行了會議。大國民議會並非橡皮圖章，但要使其正常運轉困難重重，而且需要做出大量的妥協。凱末爾暫時同意了一些保守派人士的建議（比如禁止飲酒，並由宗教界對女性的服飾做出限定）。
此時，奧斯曼帝國境內還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他們從高加索撤回到安納託利亞地區。儘管位於奧斯曼帝國東南部的法軍得到了一支亞美尼亞軍團的策應，而且希臘軍隊也開始從西部地區進攻，但他們都遭到了土耳其軍民越來越頑強的抵抗。
1920年，一個新因素的出現，改善了凱末爾的處境。在俄國，布爾什維克獲得了內戰的勝利，但是他們非常擔心列強的聯合幹預，因而急需獲得外部的支持。在與恩維爾多次接觸之後，布爾什維克基本上能夠斷定：穆斯塔法·凱末爾可以成為他們的盟友。
安卡拉和莫斯科之間通信不斷，後來雙方互派代表團，並達成了聯合協議。1920年，蘇聯的黃金和武器跨越黑海到達土耳其，首先在東部戰線顯現出威力：亞美尼亞人全線潰敗。後來，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又加大了對於東南部前線的支持力度，法國很快便被迫妥協，並與土耳其就敘利亞邊境問題籤訂了條約。到1921年時，土耳其已經擁有足夠的實力來抵禦希臘的進攻。
當時，在英國的支持下，希臘人正在瘋狂地進攻安卡拉地區。1921年8—9月，土耳其軍隊與希臘軍隊在薩卡裡亞河谷展開激戰並大獲全勝，阻遏了希臘軍隊的進攻。土耳其的勝利迅速傳遍了整個世界，特別是伊斯蘭世界，而土耳其也收到了來自各個國家的祝賀電報。
後來，穆斯塔法·凱末爾又通過其他方式展現了自身的品質：他懂得適可而止。他不希望招致英國的幹涉，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沒有參與戰爭；相反，他在安卡拉確立了自己在國內的地位，而這一切都需要高超的手段。此時，安卡拉已經具備了成為首都的雛形，而法國大使館則充當了「鐵路餐車」。
1922年8月，凱末爾率領軍隊進行反攻，這一次陷入崩潰的則是希臘。希臘軍隊全線潰敗，甚至最高指揮官也被俘虜。1922年9月9日，土耳其軍隊進入了士麥那。撤退時，希臘軍隊在大部分地區縱火。當時，在士麥那最重要的港灣中，大約停泊著30艘協約國軍艦。
士麥那地區共有大約30萬名希臘人和其他基督徒，而當時的土耳其將軍是努雷丁（Nurettin）。努雷丁將軍在這場戰爭中失去了自己的兒子，他不僅非常憂傷，甚至可以說對希臘人恨之入骨。然而，很可能是他頒布了禁止軍隊迫害當地希臘人的命令。
士麥那發生了持續5天的大火，除穆斯林及猶太社區外，全部被燒毀（猶太社區之所以免於災禍，主要是因為大部分猶太人都支持土耳其民族主義者）。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希臘難民聚集在海岸線的公路和港口處等待救援。由於受到當時外交章程的限制，這些難民難以被全部接納。這次事件震驚了世界。無論如何，土耳其民族主義者都獲得了勝利。
穆斯塔法·凱末爾進入了這座城市，並發現在政府大樓前的臺階上鋪著一面希臘國旗——民眾希望凱末爾踐踏這面旗幟。凱末爾並沒有這樣做，因為按照騎士精神的要求，凱末爾需要尊重一面士兵為之流血犧牲的旗幟。
此次戰役勝利之後，凱末爾的軍隊便開始向君士坦丁堡進軍，但受到英軍的阻攔。勞合·喬治堅持認為不能讓土耳其軍隊取勝，並給當地指揮官發了一份電報，要求他進行戰鬥。
當時的英軍指揮官是蒂姆·哈林頓（Tim Harington），他是一位悲天憫人的人，他認為，無論如何，英國軍隊都應該尊重土耳其人。正如後來所證明的，一些庫特·阿馬拉戰爭中的英國倖存者，甚至在多年之後與當年看守他們的獄卒共度暑假。
哈林頓將這份電報放在口袋中，假裝沒有收到。後來，他與土耳其代表舉行了明智的談判，同意土耳其軍隊進入今日土耳其共和國在歐洲的領土，在11月份又允許他們進入君士坦丁堡。由於擔心自身的安全，蘇丹偷偷溜到一艘英國軍艦上，攜帶著5位妻子前往馬爾他（在那裡，他收到了一張支票）。
1923年，土耳其與協約國籤訂了《洛桑條約》，基本確定了今日土耳其的邊界（1939年，法國將安塔基亞還給了土耳其，土耳其領土又有所擴大。安塔基亞古稱安提俄克，之前被劃歸法國在敘利亞的殖民地）。1923—1924年，一切開始歸於終結。
那時，土耳其人和希臘人之間的仇恨與日俱增，兩者已難共存。隨後，土耳其和希臘進行了人口交換，大約有50萬穆斯林——其中一些人還操著希臘語——離開了希臘前往土耳其；而土耳其則約有100萬希臘人前往希臘，這些希臘人主要來自安納託利亞地區，其中一些人還操著土耳其語。
儘管大約有25萬希臘人可以繼續與他們的牧首一道，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舊芬納區內，但是這個決定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兩個國家有整整一代人飽受磨難（參見：希臘與土耳其首腦在京期間，兩國軍機為何9次對峙？）。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一個獨立的土耳其民族主義政府已經建立起來。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凱末爾正式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國。
奧斯曼帝國殘存的最後一絲氣息，預示著此後一系列事件的到來。在土耳其民族主義之中，一直存在著濃厚的伊斯蘭教因素，凱末爾剛開始時非常謹慎，盡力避免將其疏遠。
即使是在廢除蘇丹制這件事上，他都付出了一番努力，並做出了妥協：蘇丹的堂兄阿卜杜勒·馬吉德二世（AbdülmecitⅡ），最初被允許作為所有穆斯林的哈裡發，居住在多爾瑪巴赫切宮——無論如何，新生的共和國依然非常脆弱，這樣做至少能保證手中有牌可打。
但是，我們今天稱之為阿塔圖爾克的凱末爾，已經下定決心將伊斯蘭教從公共生活中剝離出去，第一步便是廢除哈裡發制。與此同時，土耳其共和國境內還發生了庫德人叛亂，政府花費了很大力氣才將其鎮壓下去。至此，阿塔圖爾克的威望如日中天，當時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攻擊他，而他則繼續致力於建立一黨制政府。
凱末爾本人已成為民眾膜拜的對象，他在每一個村莊中的地位如同列寧，而他似乎無意加以制止。經常令外國人感到困惑的是，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但是，凱末爾代表著一個現代化的土耳其，卓然不同於未開化的鄰居，婦女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並以西化為矢志不移的目標。
現代土耳其軍隊普及了西方化的大簷帽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土耳其共和國繼續推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方面與語言相關。1928年年末，舊奧斯曼「阿拉伯﹣波斯字母」的書寫方式被廢除，儘管它無疑具有詩意，卻永遠難以作為大眾教育的工具，難以取得使用拉丁字母所能獲得的成就。
這次語言改革，還廢除了一些阿拉伯語或者波斯語詞彙，儘管這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尚情有可原——沒有「土耳其人」願意理解這些詞彙——但它此後卻遠超合理範圍，導致了土耳其語的殘缺，今天的學生需要用極度現代化的土耳其語，翻譯昔日的經典作品。
正是在這種情形下，舊大學被解散，土耳其政府聘請了1000名外國學者，安排他們在新大學就職——對於這件事外界依然存在分歧。土耳其在醫療、教育和建築領域遵循了西方模式，作為首都的安卡拉拔地而起，城中建有一些宏偉的包浩斯風格的建築、寬敞的街道、一座劇院、一家電影院、一座國家圖書館，以及一所英語學校……儘管安卡拉後來幾乎被鄉村移民淹沒，並被伊斯坦堡市民視作行政化的無聊之地，但這座新首都依然運行良好，而且是年輕夫婦的理想居住地。
阿塔圖爾克堅持男性應該穿戴禮帽，而不是費茲帽或者頭巾；而且他也不喜歡男性蓄留鬍鬚。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政府提倡的這些舉措獲得深度實施，在出版業還出現了小規模的迎合政府的浪潮。不管是阿富汗還是波斯，乃至後來納賽爾（Nasser）主政的埃及，都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凱末爾的改革舉措。
在公共場合，阿塔圖爾克非常謹慎，但是在私下裡，他卻過度飲酒，並聲稱讓一位7世紀的貝都因人來規範人們私生活中最細微的方面是非常可笑的。在一件事情上，阿塔圖爾克再次謹慎起來。
猶太人、亞美尼亞人以及希臘人，在土耳其經濟關鍵領域中的重要性，要遠超他們的人數：僅希臘人就佔據了土耳其股票市場中一半的份額。20世紀20年代，當世界各國竭力恢復至1914年時的貿易自由和匯率穩定的狀態時，少數族群在土耳其依然佔據重要地位。
但在1929年世界大蕭條之時，土耳其的對外貿易和投資均遭受重創，政府卻無計可施。後來，共和國不得不設立市場委員會，並積極開辦新的民族工業，在這方面，他們得到了蘇聯的幫助。
1929年，託洛茨基被史達林驅逐出境。當時，史達林尚沒有足夠的權力像以後那樣將他殺害。土耳其同意收留託洛茨基，於是他在比於卡達島上生活了4年（居住在為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弄臣伊澤特帕夏修建的隱蔽住房中）。對此，土耳其得到的回報似乎是800萬金盧布的優惠貸款以及數家紡織工廠，特別是在開塞利的一家。
1929年，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檢閱軍隊
開塞利當地的精英，是堅定的共和—民族主義者。這個地區——它幾乎是土耳其的死亡中心地帶——當時已經擁有航空和家具工業，卻難以找到飲酒之處。在開塞利，古老的亞美尼亞教堂依然矗立，而且赫然殘留著一所希臘學校，但是其陳舊部分，已被環繞在宏偉的古代塞爾柱建築周圍的大規模混凝土結構毀壞。
1933年，蘇聯有關人員對土耳其進行了正式訪問。最著名的事件莫過於在重建的伊茲密爾，土耳其命名了一座伏羅希洛夫廣場，來紀念曾經給予幫助的蘇聯將軍。
在那個年代，如果你打開收音機，只能聽到西方經典音樂；雖然童子軍由教育部管轄，可是童子軍和足球已非常普遍；土耳其歌劇演唱家塞米赫·貝爾克索伊（Semiha Berksoy）在歐洲享有盛名，而且土耳其人在國際舞臺上亦得到認可。
阿塔圖爾克於1938年去世，備享哀榮。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權威自然會受到挑戰，正如發生在一位類似人物——戴高樂身上的遭遇一樣。這兩個人皆因下屬的工作成果而功成名就，也曾迫害過有功勞的下屬；在可能擁有更多選擇的時候，這兩人都殺伐決斷，因而飽受後人詬病。但是，他們無疑都是偉人。
© 本文節選自《土耳其簡史》，作者諾曼·斯通，英國歷史學家，現任土耳其比爾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附錄】王陶陶：凱末爾與埃爾多安相同的地方
兩者同樣善於玩弄權術：在建立大國民議會的過程中，凱末爾分化麻痺伊斯坦堡蘇丹政府的權謀，給觀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無獨有偶，在挫敗土耳其強大軍隊﹣世俗集團的過程中，埃爾多安步步為營、層層推進的政治技巧堪稱典範。
兩者同樣冷酷無情：在推行西化改革的過程中，凱末爾制訂了極其嚴厲的世俗法律，並不惜大規模處決反抗的阿訇和宗教頑徒；與之類似，在挫敗軍事政變的過程中，埃爾多安趁機大規模清洗國內軍隊、教育和法律系統的潛在反抗者。
兩者同樣蔑視國際規則或者禮儀：凱末爾將軍不但視西方強國的要挾為無物，而且還曾經無禮地命令埃及大使脫掉象徵伊斯蘭的圓禮帽；相應的是，埃爾多安不但敢於攻擊俄羅斯戰機、圍攻美軍基地，還敢於當面讓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難堪。
類似的還不止於此：凱末爾曾經殘忍地背叛過布爾什維克的友誼，埃爾多安也曾儘可能地無情壓榨德國人的善意；他們都標榜追求民主，卻更喜歡用獨裁的手段處理問題。
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凱末爾還是埃爾多安，他們本質上都是狂熱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也是大多數土耳其民眾眼裡的英雄。事實上，他們都是土耳其民族主義靈魂的結晶，而兩者對待伊斯蘭教涇渭分明的態度，不過是土耳其民族主義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不同投影。（參見：帶你重新見識土耳其的地緣戰略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