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大流感爆發後，美國醫學界很快查明此次疫情可以通過飛沫傳播，針對該理論設計的「清潔空氣」療法（clean air therapy）也得到了多方認可。為防範疫情擴散加劇，美國醫學界有識之士開始敦促民眾佩戴口罩。現代口罩對1918年的美國社會而言尚屬「新奇之物」，為幫助不明就裡的民眾儘快製備口罩，有媒體形象演示了這種「忽然進入生活」的「新日常工具」——「幾塊紗布疊成四折厚，用兩根帶子系在臉上，一根帶子繞著耳朵上方的頭部，另一根圍著耳朵下方的脖頸。」
不過大流感期間口罩與美國社會的多維互動遠未就此終止。從「知口罩」到「用口罩」，美國社會絕非「鐵板一塊」，先行者與「普通人」拉開距離，信奉者和懷疑者公開對壘，嚴謹與戲謔交替登場，一回「不只醫藥事」的「口罩社會史」大戲精彩啟幕。
1918年美國通行「流感口罩」樣式（a線搭於耳上，b線繫於頸部）
疫情初期美國醫藥衛生界對口罩的積極態度1918年9月底，救急心切的美國醫生們很快瞄準了口罩，對這一「簡易卻科學」的防疫裝備表露出積極態度。
「流感潮」初起之際，美國醫學界首先要解決一線醫護的自我保護問題。「一線為一線著想」成為了疫情初期美國醫學界推廣口罩的基本語境。10月1日出版的《納什維爾醫學與外科雜誌》提醒醫護工作者：「護士和服務人員在靠近病人時，只要簡單地蒙上紗布或戴上口罩，就能很好地防止吸入危險病菌。」
1918年10月前後流感疫情的失控，致使不少美國醫學家意識到緊急擴大防疫面迫在眉睫。一些「有識之醫」迅速做出反應，鼓勵職業群體之外的廣大普通公民也佩戴口罩。著名醫生、醫療科普作家伍茲·哈欽森是大流感期間美國最活躍的「挺口罩」科學家。11月，伍茲為推廣口罩應用，在全美各地舉辦了系列演說活動。在各場報告裡，伍茲都會向聽眾重複如下內容，勸說更多人為抵禦流感儘快戴上口罩：
「我仔細比對過波士頓、紐約、芝加哥以及舊金山流感高峰時的疫情。我認為舊金山的案例很好地驗證了口罩的價值。舊金山市通過一項法令，要求所有市民佩戴口罩，結果不過短短三十六小時後，單日報告病例就下滑了千餘例，由此舊金山疫情也就是強弩之末了。」推崇口罩醫生漸多並不意味著美國各級政府，特別是社會就能「醫雲亦云」。若要持續增加口罩推廣力度，美國醫學界必須首先拿出更充分可視證據表明「口罩可以抵禦流感」。1918年底，細菌學家道斯特、利昂設計了一項檢驗口罩厚度對細菌傳播影響的實驗。口含標誌物懸浮液的兩人佩戴不同厚度口罩，面對同一距離前的無菌瓊脂板交談、咳嗽，繼而觀察瓊脂板的落菌情況。兩人發現：「三層黃油布口罩可有效阻斷感染物質擴散。」這項研究成果發表於《美國醫學會雜誌》，構成了對口罩防疫有效性的直接支持。
公共衛生專家也在籌謀展示「口罩有效」的形象證據。19世紀以降逐步應用於疾病傳播分析的生命統計此時再度「出馬」。1918年12月，《洛根共和報》的《流感與口罩》一文援引生命統計專家編制的流感發病曲線圖，佐證「戴口罩能有效預防流感」觀點，並就推廣口罩大做宣傳。相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個案「口水戰」，具有良好統計學意義的折線圖顯然更有益於擴大支持群體。
作為《流感與口罩》關鍵證據的流感發病曲線圖
醫療專家們的言說為口罩推廣注入了「合理性」能量。然而職業醫生顯然無力推動自己證明的「好口罩」於更多人心中產生「口罩好」公見。此刻，一群身份特殊的「政學先生」——醫官閃亮登場。醫官們以衛生、公管「雙專家」身份助長了肯定口罩的呼聲。
地方流行高峰的到來讓醫官們心感不安，於是積極籌謀防疫計劃。1918年10月20日至11月2日連續兩周內，洛杉磯見於報告的新增流感患者數均突破五千大關，達到6013例、5550例。嚴峻形勢下，洛杉磯流感諮詢委員會決定召開緊急會議，優先討論了「是否即刻強化口罩佩戴要求」的問題。10月22日，舊金山衛生委員會發布公告，提醒民眾佩戴口罩有助於防止流感侵襲。據媒體走訪調查，僅兩天後這則非強制通令已讓80%的市民自覺佩戴上口罩。11月初，主管舊金山公共衛生的專家又在委員會議上達成共識——據當時情形判斷，舊金山市民至少需要連續兩個月佩戴口罩。一些醫官還擅長「利用職務之便」，通過媒體喉舌展開「繞過投票決議」的官方口罩「軟宣傳」。12月5日，在大批媒體列席的伯明罕緊急衛生會議上，道林等與會醫官悉數佩戴口罩，併集體發聲呼籲民眾「應當在一切公共聚集場合戴好口罩」。醫官群體交疊的身份特徵在政、學兩界難以步調一致之際顯得尤為重要。疫情之初，美國多地口罩快速推廣的背後都有醫官獨當一面的巨大貢獻。
1918年11月，口罩已成為亞利桑那州的熱銷醫療器械
為科學這雙「看不見的手」賦能強制力假如將科學認可口罩比喻為「看不見」的手，那麼真正推動其走向1918年美國防疫前線的「有形之手」還要屬行政強制力。流感病例「指數增長」之下，科學界諫言獲得了部分美國地方政府的認可，一系列「口罩令」在全美多地陸續施行。
為封堵流感疫情擴散渠道，1918年10月，內華達州古德菲爾德縣出臺懲罰力度極大的強制「口罩令」。出於確保政令順利推行的考慮，古德菲爾德縣官方還聯繫當地紅會生產足夠「發給每一位居民」的流感口罩。正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口罩在古德菲爾德快速普及、廣獲認可——「口罩被證明是男孩子們最喜愛的玩具之一」，大多數居民堅信「在流感病例出現之前戴上口罩可使此病完全遠離本鎮，至少也可以大大減少病例數量」。
「戴上口罩，無分男女老少」（1918年）
「口罩令」能否給美國防疫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關鍵還在於佩戴口罩是否普遍。為提高佩戴率，一些美國城市開始動用警察、衛生執法官員等行政強制力嚴查公共場合不佩戴口罩者。1918年10月27日，舊金山警方逐街巡查，抓捕了110名「未戴口罩者」，收繳罰款550美金。11月1日，奧克蘭警局也集體出動，一天內當街逮捕了50名未佩戴口罩者。11月25日下午4時起，丹佛市開啟「嚴管口罩」模式，市政官員按布署在市中心各街角「埋伏」設卡，糾察未依規佩戴口罩者，禁止涉事人上街或登車。
1919年1月，《舊金山觀察家報》以「數據形象」支持口罩禁令
在大流行時期，強制力介入美國口罩事務的另一優勢是精準、高效地調配了防疫物資。1918年10月底，華盛頓州林登的手術服生產廠被貝靈哈姆市府緊急徵用。依照安排，該廠加急製造口罩，產品由政府方面統籌調配至西雅圖、貝靈哈姆等美國西北部疫情嚴重城市。
此外，在疫情進入平穩狀態後，不少美國科學家對「是否立刻摘掉口罩」這一問題也保持謹慎態度。11月18日，奧克蘭市長戴維斯召集衛生委員會專家研討如何有序解除「口罩令」。與會專家一致認為「當下本市流感疫情已接近尾聲，因而自11月20日起市民們可以摘掉口罩」。然而，醫療專家們警覺地提醒市民，符合如下四項情形者並不適用本次解除「口罩令」新規：第一，感染流感者，自發病日起三周內必須佩戴口罩外出；其二，家庭成員中有一人或多人罹患流感，其餘家庭成員一概需佩戴口罩並堅持一段時間；第三，任何人若自覺有感冒症狀，必須在外出、與他人交談時佩戴口罩；最後，政府機關、學校等人員集中機構的僱員、學生應服從管理者統一指揮，在必要時重新戴上口罩。
「紅十字」與「紅裝」的汗馬功勞那麼，在科學家、「口罩令」執行地政府外，又有哪股勢力深刻影響著美國口罩推行進程呢？這裡就須談及「一戰」期間美國嶄露鋒芒的社會組織——紅十字會。
美國紅十字會成立於1881年，「一戰」期間該會為參戰美軍源源不斷地輸送醫療物資、照看返鄉榮譽軍人，在系統組織、資源運轉、社會聲望上都得到了極大淬鍊。至1918年，美國紅會已團結帶領大批婦女志願者，成為美國醫療社會治理不可小覷的力量。在「口罩保衛戰」裡，「紅十字」與「紅裝」立下了汗馬功勞。
大流感暴發後，口罩對諸多美國城市而言皆堪稱「稀有品」。1918年10月至11月間，美國報紙上鋪天蓋地的「緊急趕工口罩」消息，見證了口罩供需陡然失衡所帶來的沉重社會壓力。口罩緊缺現象至1918年底仍未根本改觀。12月，出臺「口罩令」的洛克島舉行了一場盛大表演，但不少參與者都向媒體抱怨說「僅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在票房處得到口罩」。為向社會公眾供給充足而安全的防疫口罩，美國各地紅會組織紛紛動員起來。
1918年10月17日，堪薩斯城紅會的75位女性志願者為當地榮軍醫院趕製了五千份紗布敷料。其中一部分捐贈就被榮軍醫院改制成60副口罩，配發給診療流感患者的護士。一天後，應當地衛生局要求，8000多隻不同種類的口罩又被西雅圖紅會發放給來自本市各行各業的申請者。
紅會女性志願者在集體趕製口罩
須知在1918年10月前後，美國各紅十字會在抵禦流感的同時，也擔負著沉重的「一戰」海外駐軍物資保障職責。譬如查爾斯頓紅會在籌措本地防疫口罩之同時，還需為大西洋上航行的美國海軍募集醫院用專業口罩。為緩解口罩生產、供給的高度緊張，美國各紅會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部分「口罩荒」城市，紅會發布告示提醒民眾「流感口罩並非一次性，可以在沸水中加熱殺菌三分鐘左右後重複利用」，以此合理調控「需求端」。為了進一步增大口罩「供給側」動能，美國紅會也廣開原料進路，發動社會慈善家支援口罩生產。1918年11月，新墨西哥紅會成員製作口罩的布料便是拜慈善家解囊所賜。
進入11月後，面對突破生產力飽和的口罩需求，美國各紅會表現出了不錯的定力與應急管理能力。該月下旬，印第安納州流感危重病例急劇飆升，政府設立臨時醫院應對疫情。當地紅會外科敷料部緊急趕製1000隻口罩以及同等數量的「肺炎診療外罩」支援臨時醫院。據美國紅十字會史學者瑪麗安·瓊斯的統計：為應對流感，波士頓紅會的537名志願者在17天內加班加點製作了83606隻口罩，平均每人每天完成9隻。考慮到非熟練工、純手作背景，這一數據已經是很不平凡的了。
紅會以「民間之力」撐起美國口罩供應「半邊天」實屬不易。應當承認，這個組織經大流感打磨，已由「傷兵救助」升級至「救國救民」新高度。
紅會護士佩戴口罩
紅會護理工作組集體佩戴口罩
大流感期間，美國「紅十字」與「紅裝」不只供應「紅起來」的口罩，也充分結合自身健康宣教傳統，為口罩在疫期美國「紅起來」創造條件。
紅會在疫情起初就成為「戴口罩宣傳」的力行者。1918年9月29日，福爾裡弗（秋河）市紅會的救濟部門發布緊急提醒，敦促市民「遠離流感患者，如果必須靠近，應當佩戴口罩或者至少要在嘴巴、鼻子區域蒙上一塊布料」。10月11日起，艾奧瓦州得梅因市紅會聯合當地衛生部門，印發了大量「紅十字會衛生提示」，特別強調「在接觸流感患者時戴上遮住面部、嘴部的口罩，或者哪怕用一塊手絹、薄紗遮住上述部位後再咳嗽、打噴嚏都有助於預防流感傳播」。
北卡紅會發布的《口罩佩戴法圖解》
1918年10月，北卡羅來納州衛生委員會投放了由紅會人員演示的《口罩佩戴法圖解》。這則海報添加了正、側兩面口罩戴法真人示範，可以讓不識字或無法確切理解文字布告提示者直觀習得標準佩戴法。稍晚時候，舊金山紅會登報公告，號召民眾自行動手製作口罩——「凡是有能力捏起針來的朋友都應當為自己縫製口罩」。該公告隨後附上詳盡的自製口罩指南，囊括布料尺寸、摺疊技巧、強度測試等方方面面，基本可令識字者做到「依葫蘆畫瓢」。較之政府等行政部門宣傳，紅會的口罩推廣海報更簡明實用、更敢於直面民眾恐懼，因此也更能喚醒公眾佩戴口罩的欲望。這對於大流感期間美國的口罩普及至關重要。
紅十字會公益廣告：「戴上口罩，救你性命」
除紅會組織外，大流感期間美國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亦廣泛動員女性參與口罩製作，以此支援所在地抗疫行動。1918年11月，印第安納州基督教女青年會就應紅會之約，派員支持紅會開辦的口罩工坊，緩解了當地口罩供應壓力。同月，駐戈登營的美軍爆發流感疫情。當地基督教女青年會迅速響應，在組織協調下「每一位擁有縫衣針的婦女都緊鑼密鼓地趕製口罩」。
大流感期間美國女性在紅會、基督教女青年會等女性組織廣泛參與口罩推廣活動，既是19、20世紀之交西方女性運動的勝利果實，亦為「一戰」後美國婦女解放新篇章創造了強大的自信泉源、話語資源。
特定職業人群對流感口罩的快速適應大流感暴發後，是誰最先在美國戴起口罩？今天追問這一話題，意不在給某位「口罩先驅」樹「功德牌坊」，我們需要通過回溯大流感期間美國人適應口罩的次序，來深入思考「什麼導致一部分美國人先於同胞戴上了口罩」。
在1918年大流行之前，美國已有多個特殊群體在日常作業中佩戴面（口）罩。譬如「一戰」前線的美國軍士為防禦敵軍毒氣偷襲，就必須經常佩戴面罩執勤。對大部分在歐美軍而言，「遮臉」已非不可理喻。在美國國內的一些工廠裡，接觸有害物質（氣、固廢料）的技術勞工也已經熟悉防毒面罩，對這批工人來說，戴上口罩也不算古怪舉動。至於日常攜帶口罩備用的美國外科醫生，戴「流感口罩」更是毫無壓力。
1918年美、英、法、德軍毒氣面罩
1918年女工佩戴口罩
鳳凰城某軍事後勤會議圖景
正是由於流感前已有「口罩適應期」，軍隊成為大流感期間美國當之無愧的「口罩先行群體」。1918年10月，鳳凰城某軍事後勤會議全程在戶外舉行，與會人員佩戴「流感口罩」參與討論。11月4日，美軍路易斯營管理方決定，自即日起所有入營受訓新兵必須在駐營期間佩戴口罩，參與集體軍事訓練時亦必須規範使用口罩防護。某些醫院在推行「口罩令」時更為條款嚴苛，力圖構築起「滴水不漏」的院內感染防線。11月29日，鹽湖城醫院職工被要求不僅在院內隨時佩戴口罩，在公共汽車、街道以及院外公共建築內均需戴上口罩。當地醫院管理委員會負責人格蘭特向媒體表達了推行這一「超常」防疫舉措的堅定決心：「我們認為佩戴口罩不會帶來任何危險。如果我們這項舉措拯救了哪怕一條生命，那都是無比值得的。」
雖然沒有軍隊、醫院主動命令職員戴口罩那般「自覺」，但在流感大流行初期，其他一些美國特殊職業人群也被勸導、鼓勵、要求戴上口罩。1918年10月，流感口罩被引入疫情擴散明顯的林登地區。當地媒體在報導此事時明確說明：林登第一隻流感口罩是由當地郵政工作人員採購的，目的是在服務過程中阻斷流感傳播。差不多同時，堪薩斯城鐵路與汽車運輸公司為供職於旗下各線路的3300名員工每人定製了3副口罩，要求所有員工在上崗服務期間規範、全程佩戴。印第安納州里奇蒙規定「為了公共安全」，法院圖書館的接待處問詢員必須佩戴口罩上班，直至流感疫情終結之日。
芝加哥清潔工增配防疫口罩
也有城市對特定職業人群「口罩令」做出科學解釋，以此安撫管理對象的不滿情緒。1919年1月，俄勒岡州部分縣要求理髮師、服務生、牙醫、護士等與服務對象無法保持「四英尺」社交距離的職業人群，在執業時「戴上口罩，遮住鼻子和嘴部」。俄州這項「口罩令」細化了特定職業「口罩令」的推行標準——「保證隔開四英尺社交距離」，其清晰的判別標準更易為管理對象，乃至旁觀民眾所接受、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先前提到的「口罩生產功勳」紅十字會也曾分門別類地統計特定職業人群口罩需求，以此合理編排產能。1918年11月29日，阿拉斯加紅會號召成員積極籌措口罩以應付一周後將要來臨的消耗遽增——紅會工作人員推算屆時會有數艘輪船靠泊阿拉斯加。根據規定，到港者及接觸海員的港口職工均需佩戴口罩。
在疫情進入「間冰期」，學校複課後，美國許多地區的學生們也成為了力推口罩的「特殊人群」。1918年11月下旬，厄勒姆地區學校陸續複課，學生自回校第一天起便被要求「在進入任何學院建築時都必須戴上流感口罩」。不過當地學校也集體宣布，由於「在另一項禁令實施過程中口罩引發了諸多不便，因而本次推行口罩的舉措也是帶有試驗性質的」。聖徒大學在1919年1月複課後亦立案要求師生「在戶外摘下口罩，在室內佩戴口罩」，將此項防疫措施升格為校規。同年2月，美國大學最重要的體育活動之一——校際棒球賽恢復，參賽大學生們「口罩相對」，嚴格遵守防疫規定比賽。總體而言，複課後學生群體對疫時美國口罩推廣做出了不可忽視的積極貢獻。
1919年2月，疫時首場「口罩棒球賽」在美舉行
橫向地看，上列各快速適應口罩的美國特定職業人群，無論有「口罩使用史」與否，均具備一個共同特性——無論軍人、醫護、學生抑或公職人員，所有「口罩先行者」皆出自系統管理、紀律嚴明的工作（就學）環境。由此，大流感期間美國的口罩推廣，不僅深受「適應不適應口罩」這一體驗影響，更牢牢繫於「適不適應紀律」這一群體傳統。
「口罩令」影響下的日常工作與生活大流感期間阻礙美國口罩推廣的最大受眾障礙，便是不少美國人在厚實紗布包裹下感到不甚舒適。的確，「從天而降」的「口罩令」與突如其來的流感疫情一樣，對美國普通人工作、生活造成了一定不便。受此影響，部分原本可以或已經支持口罩的美國人開始動搖，重歸「戴或不戴」的焦慮原點。
「口罩令」影響美國日常秩序的首要表現是它可能成為劫匪歹徒的「藏身利器」。受此影響，1918年11月，原本相信口罩可預防流感的幾名警官拒絕佩戴口罩，他們「害怕被誤認為是劫匪——他們的宿敵」。媒體天花亂墜地想像道：「警察接踵從總部、校園警局、各地警站出動追捕黑幫成員，場面瞬間演變成罩罩相覷的古怪對峙。」
許多頻繁社交的行業工作者也認為戴口罩不便於暢快交流。1918年11月下旬，亞利桑那州馬裡科帕的法律界人士對開庭期間強制佩戴口罩的官方限令大感不滿。法官萊曼向媒體坦言：「戴流感口罩不利於高明的法律演講。」他略帶誇張地批評流感口罩道：「律師們沒有在強制佩戴流感口罩的地方辯論案件的經驗。他們覺得被勒死的感覺是如此強烈，以致無法正常陳述案件。」12月，克利夫蘭地方法院要求上至法官，下到普通旁聽者的所有人員佩戴口罩，法院入口處還有專職法警監督此事。對此嚴格防疫措施，《埃爾帕索先驅報》頗顯不屑地抨擊稱「流感把法庭弄得看起來像3K黨」。
在日常生活中，厚實口罩帶來的種種「荒誕」體驗很容易令人「忍無可忍」。1918年10月，一組名為「讓芝加哥不再有流感」的漫畫風行各報。這組諷刺漫畫的畫面裡，情侶戴著口罩「隔山熱吻」，紳士為叼住嘴裡菸斗，竟然在口罩上開了個小洞。這些讓人忍俊不禁的漫畫固然有誇大成分，但其透露出疫時美國人「口罩生活」的諸種不便，卻是真實而深切的。
「讓芝加哥不再有流感」系列漫畫擷英
文體活動受「口罩令」影響較重，大流感期間美國人不得不捨棄或無法放鬆享受很多體育文娛活動。1918年11月中旬，受「口罩令」束縛而「動彈不得」的一批西雅圖健身愛好者決心放棄徒步鍛鍊習慣，轉而練習冬泳。其中一位受訪者向記者坦言：「僅存的自由只能在海裡找到了。」11月27日，《洛杉磯新聞報》記者發現「在影劇院，口罩令得以嚴格執行，甚至哪位觀眾剛有意鬆動一下口罩，工作人員就會立刻上前要求他重新戴好」，被人緊盯著看劇想必並不好受。
諷刺漫畫：「這球員究竟是誰」？
由於口罩遮住了文體明星的重要「賣相」——臉龐，一些受「口罩令」管制的文藝體育活動根本無法實現「明星效應」帶動。1919年3月，在加州舉辦的美國棒球聯賽要求所有參賽選手一律全程佩戴口罩。不少因「明星效應」前來觀賽的看客因此頗感不滿，有抱怨稱「這裡很多球員都是大聯盟的明星，但球迷們不得不花很長時間去辨認遮蔽了五官的偶像」。
「口罩令」之下的普通美國人也會在監管盲區做出些「逾越之舉」以短暫喘息。1918年11月17日，一場「貓和老鼠」鬧劇在舊金山酒店上演：「似乎在酒店大堂的男人都懂點航海術語。當時大約一百來人正在吸菸，有的把口罩掛在耳朵上，有的乾脆塞在口袋裡。這時，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員從門縫探頭張望，某房產經紀人望見後大喊一聲: 潛艇！（隱蔽），所有人聞訊立馬都戴上了口罩。」
大流感期間不少美國人為口罩所救，但其日常工作和生活也實實在在為口罩所困。壓抑的不適感在美國社會心態裡逐漸累高，一座座反對口罩的「火山」即將「噴發」。
口罩推廣行動的命途多舛大流感期間美國人絕不是服服帖帖戴上口罩，並「一戴到底」，美國口罩推廣行動誠可謂命途多舛。
1918年12月，鹽湖城爆發了大規模的「口罩抗辯」，支持「口罩令」者與對立者大打「口水戰」。同樣的反轉鬧劇也發生在丹佛市。施行不過短短5天後，該市嚴格「口罩令」迫於強大社會壓力而淡出舞臺。然而就在丹佛宣布取消「普通人必須佩戴口罩出門」規定的當日，該市24小時累計流感感染人數高達345人，死亡22人。狂熱壓倒理性之下，一條條鮮活生命掙扎著死去。
一些自「支持口罩」陣營「倒戈」的媒體，在轉變論調後保持了「科學化論述」的傳統，一幹針對口罩的「新聞偽科學」應勢而起。1919年1月21日，《洛杉磯時報》頭版刊出評論文章《戴口罩的城市流感死難者更多》。此文對比了「口罩令城市」舊金山與本地（不強制要求口罩佩戴）的流感患者數據，得出結論——「舊金山的流感患者遠多於我們洛杉磯」，以此力挺長篇批判「口罩令」的後文。《洛杉磯時報》這篇評論全然不顧影響流感傳播要素的多元性，可謂徹底與科學背道而馳。然而，有多少讀者會真的去細究此文科學邏輯，又有多少人敢對高影響力媒體「證據發聲」公開表達懷疑？考慮到這點，此類文章對口罩推廣的負面影響就不難想像了。
思想「崩盤」刺激著與日俱增的美國人開始嘗試反叛口罩的「狂歡」。1918年11月21日，一場「摘掉口罩」的「全民狂歡」在舊金山喧囂上演：
「整個舊金山都準備好了要扔掉口罩。等候的人們無論是站在街上，還是守在鍾前，都毫不遲疑地摘下了口罩。五分鐘後，95%的市民都摘下了口罩，他們對著陽光露出笑容，好像剛發現了一個偉大且令人拍手叫好的發明。短短幾分鐘後，不少口罩就被丟棄在人行道上，另一些則被懸掛在顯眼高處。一位卡車司機把他的口罩貼在引擎蓋上，路人看到後紛紛效仿，在那卡車引擎蓋上貼了足足幾十隻口罩。一小時十五分後，報童們開始大聲斥責那些仍然戴著口罩的人。一個穿著燈芯絨外套和褲子的「蒙面」工人在市場和歐威爾街被十幾個男孩跟著。頑童們齊聲喊道：摘下你的口罩！」美國民眾對口罩的不適與反叛也吸引了醫學界的目光。一些有志於緩解民眾壓抑的醫生開始重歸起點，思考「口罩是否真的可以抵禦流感」這一問題，部分醫學家對早前同行「支持口罩」的言論提出了反駁。
1918年底至1919年初，已有部分美國醫療專家警覺地發現「戴口罩者仍舊會得流感」，並且部分人還疑似「因長期戴口罩而感染嚴重上呼吸道疾病」。紐約醫生霍雷肖·伍德尖銳地批評了口罩：
「我對流感口罩不抱信心。事實上，我認為通常使用的口罩（用膠帶或細繩系在臉上的紗布）是一種威脅而不是幫助。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給護士配發了我見過的唯一實用的口罩，一方面這是為了增進預防，另一方面更是向大眾迷信做出讓步。」行文至此，我們不禁要好奇，大流感期間美國社會真的只是因為不方便、科學爭議這兩項「表面阻礙」，就會走上「反叛口罩」的歧途嗎？顯然，上述兩個原因是直接且關鍵的，但我們也能透過美國（西方）文化傳統，看到口罩推行受阻的另一重深層次障礙——口罩的形象在當時西方文化裡被想像為「巫術的」、「獸性的」，受到主流美學排斥。1919年1月亨麗埃塔小姐的怪異經歷便是一良好說明：
「亨麗埃塔今天被送進了郡醫院。她罹患精神錯亂，起因是昨天晚些時候她從帕薩丁的一列火車上下來時，發現車站裡的人群都戴著流感口罩，於是乎精神崩潰了。醫生表示：毫無疑問，嚴重恐懼會引發精神錯亂。」流感前美國報端「Masks」(1907年)
1919年寵物狗被「惡搞」戴「口罩」
嚇倒亨麗埃塔的不僅是蒙面白紗布，還有這個物件所聯繫的英文單詞「Masks」，既可以指示「口（面）罩」，亦可對應至可怖的「巫術面具」。同樣，大流感期間，時有媒體謔稱流感面罩為「馬糧袋」、「狗嘴套」。由此可見，面對大流感侵襲與「損害顏面」兩種後果，部分美國人的遊移不定也是「文化使然」。
1918年11月，《洛杉磯時報》名為「戴或不戴口罩」的新聞仿照莎士比亞「To be or not to be」經典句式，揭示了社會公眾既希望健康安全，又渴求活動自如的矛盾心境：
「似乎有一點在戴口罩帶來的諸多不適中讓人感到欣慰——一旦口罩令生效，市政委員會便會重新開放城市，允許戲院營業、恢復教堂運行。學校本學期授課或許也能不至被迫中斷。若民眾能普遍佩戴口罩，則大家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同時，目前市政委員會禁止的聚集性活動也能得以重啟迎客。」對於慣常以「自由」示人的20世紀美國，讓渡部分公民自由確實是一個艱難的抉擇。但不可否認的是，戴口罩這一有效的大眾防疫措施，必須以公民讓渡部分個體自由為前提，才能有益於恢復「集體自由」。或許，這正是大流感期間口罩在美國「一罩激起千層浪」的社會根基，也恰是美國「虎頭蛇尾」應對大流感的無奈表達。
1919年1月31日正午，舊金山宣布取消「口罩令」，市民被允許摘下他們掛戴已久的流感口罩。那天，距離1918年10月24日「全民戴口罩」命令發布已過去整整99天。這場發生在大疫中的「口罩百日維新」，照哈欽森醫生所言，「將有助於美國公民養成戴口罩習慣，從而根除多種呼吸道疾病人際傳播。」雖然今日新冠肺炎期間，美國上至總統下到工人的「口罩鬧劇」令哈欽森預言「破產」，但毋庸置疑的是：這場「口罩百日維新」已構成對近現代美國醫療社會韌性的首次「大考」，啟迪著「難捨自由」的美國人、「難言統一」的美國社會去習得某種「適度妥協」智慧。2020年11月，天津發生的一起電梯內多人感染新冠病毒事件，被證實直接與患者未佩戴口罩有關——口罩雖小，但其用處不容忽視。由此綜合地看，在全球新冠肺炎感染者突破6000萬之際，重溫大流感美國「口罩社會史」頗具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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