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歲的尤拉爬上媽媽的墳頭，在寂廖的秋日長空下哭了起來。舅舅尼古拉讓他住在戈羅梅科教授家中。醫科大學畢業後，他同教授的女兒託尼婭結了婚。
在動蕩的年代，少女拉莉莎一家來到了莫斯科。她的美麗和聰穎竟使她遭到了母親的情人科馬羅夫斯基的蹂躪，但她終於憑著自己的堅韌和尊嚴修完了大學，嫁給了熱戀她的安季波夫。
戰爭來了，日瓦戈醫生（尤拉）被迫離開託妮婭和剛出生的孩子，到前線當軍醫。拉莉莎的婚姻也一直籠罩在科馬羅夫斯基的陰影下，丈夫帕莎離家從軍。到前線尋找丈夫的拉莉莎與日瓦戈不期而遇了，在工作中彼此萌生了愛慕之情，但終於各奔東西。
日瓦戈回到家中發現一切都面目全非，革命勝利時的激動和讚賞之情也隨著之後的饑寒交迫煙消雲散了。為了度過困難，日瓦戈舉家遷往鄉下。在瓦雷金諾，日瓦戈恢復了平靜的生活。一次在圖書館，他意外地碰到了拉莉莎。交往中，他知道了拉莉莎的丈夫和關於科馬羅夫斯基的故事，但兩人愈來愈親密。日瓦戈掙扎在對託妮婭和拉莉莎的愛中，終於決定回到妻子身邊。在回家的路上，他被遊擊隊擄去當了軍醫。日瓦戈一心思念和擔憂著託妮婭和拉莉莎，幾經周折，終於逃出了遊擊隊。
但回到了尤裡亞京的日瓦戈發現託妮婭已經帶著孩子們回到了莫斯科，並被迫遷居巴黎。疲憊和憔悴之下，日瓦戈患了重病，拉莉莎細心而深情的照顧他。在艱難時世中，他們思考著人生，彼此深深相愛，卻無法擺脫對親人的愧疚和牽掛。時局動蕩，拉莉莎和日瓦戈回到了瓦雷金諾。在這片白茫茫的雪地上，日瓦戈找到了平生未有的幸福，他沉浸在甜蜜的愛情中，找到了無盡的創作靈感。可不久科馬羅夫斯基卻用計帶走了拉莉莎，日瓦戈的夢破滅了。幾天後，來看望拉莉莎的帕莎也自殺了
回到莫斯科後，日瓦戈貧窮而落寞。他與善良的瑪麗娜成了家，但仍與一切格格不入，終於在一次心悸突發中闔然長逝了。拉莉莎參加了他的葬禮並整理了他的遺稿後就被捕了，從此音信全無 。
1956年冬，帕斯捷爾納克完成了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的創作，由於作品涉及到了俄國知識分子對待十月革命的態度問題而未能在國內發表。1957年，作品在義大利出版，並被譯成多國文字，次年獲諾貝爾文學獎。50年代，人們對於這部作品的評價，無論是讚譽還是批評，都帶有政治色彩。當時我國也有多篇文章發表，均抨擊該作品誣衊蘇聯新生活，稱日瓦戈是市儈和叛徒。這部作品一直到1988年才被譯成中文，真正的研究也隨之開始。
80年代以來，中國的研究者用新的眼光衡量《日瓦戈醫生》，對作品有了新的闡釋。有學者注意到了這部作品的抒情筆調及其與作家早期創作的關係，注意到了小說的其他藝術方面的特色，但是大量的研究仍是圍繞著作品的思想內容展開的。
一、對作品的多種角度審視
《日瓦戈醫生》涉及了革命、戰爭、歷史、宗教、生命哲學等眾多主題，蘊涵著帕斯捷爾納克對於時代和人生的獨立思考，因此研究的角度也頗為豐富。
包國紅在《〈日瓦戈醫生〉——帕斯捷爾納克的精神自傳》中根據作家本人的生活經歷和精神探索分析了《日瓦戈醫生》的自傳性質，並從對待革命的態度、宗教思想、道德與情感的衝突三個方面論證了帕斯捷爾納克與日瓦戈的共通點。
薛君智的《帕斯捷爾納克的生活與創作道路——兼論〈日瓦戈醫生〉》指出，作品所涉及的眾多主題都圍繞著十月革命前後俄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問題這一中心主題，帕斯捷爾納克通過日瓦戈的一生揭示了俄國知識分子和時代的矛盾、和革命的衝突。他分析了這種矛盾起因的三個層次：日瓦戈的基督福音是歷史基礎的歷史觀，他個人的高度自我中心，日瓦戈根深蒂固的人性論觀念。
趙一凡在《埃德蒙·威爾遜的德國之戀——評〈日瓦戈醫生〉及其美國批評家》一文中轉引了美國公認的日瓦戈研究權威威爾遜對作品主題的概括，即「革命——歷史——生活哲學——文化戀母情結」，其基本觀點為：「革命一路斬妖除怪，但又把仇恨和暴力灑滿人間」；歷史無視人間的苦難和煩惱，但詩人們卻化困惑為明智的期待；日瓦戈對生活的默默忍受中也蘊涵某種永恆的價值；拉莉薩是俄國文化女神，三位男主人公與拉莉薩的關係展示了他們為爭奪女神歸屬權而發生的歷史衝突。
劉守平的《〈日瓦戈醫生〉：主體命運的反思》則分析了作品中「對十月革命的態度、對知識分子形象的探索、對人類愛情生活的描繪」三個方面對於人的主體命運的反思。作者指出，日瓦戈雖然與革命的暴力格格不入，但卻體現人類對美好理想的執著追求；與安季波夫和拉拉的婚姻相反，日瓦戈與拉拉的愛情生活是對人的自我價值的肯定和對人的主體命運的高揚；作為一位知識分子，日瓦戈真誠地探究歷史，在他的人生悲劇中似乎擁有某種永恆的東西。從而最終肯定了對崇尚個性價值、呼喚人性完善的追求。
鄭羽注意到了小說從哲學和倫理觀上審視歷史變遷的特性。在《哲學和道德的審視》一文中他系統地分析了《日瓦戈醫生》與蘇聯現當代眾多反映十月革命的作品的明顯區別，即作品是以個人的遭遇和命運以及某種先驗的善和正義等宗教人本主義為參照來審視歷史變革的，它強調了人的思想、情感和審美理性中某些不可改變的因素，並且對歷史事件持非政治性的審視。他指出這種特性正是基於滲透於全篇的作者的宗教人本主義的的哲學觀和託爾斯泰主義的倫理觀，它們「夠成了小說評價社會歷史事件，描述人物的價值參照體系」。鄭羽認為，「在小說中，扼殺個體理性的價值、泯滅思維個性是一種社會總體氛圍」，小說的三個主人公都是它的犧牲品。「安季波夫的命運象徵著革命的哲學悲劇，拉拉的遭際象徵著革命的道德倫理悲劇，日瓦戈醫生顛沛流離，猝死街頭，則象徵著作者眼中那些極少數保持著自省自覺的個人理性的聖賢之士，最終仍走投無路，潦倒終生。」因此，對帕斯捷爾納克而言小說的重點在於「對扼殺個體理性價值的悲劇性的強調」的哲學思考和「為擺脫上述局面而尋找的出路和歸宿」的倫理論述。
二、作品提供的超越時代的啟示
《日瓦戈醫生》由於描寫了人類社會生活的重大主題並展示了在特殊的年代中人性的選擇，因此具有了某種超越時代的啟示意義。在研究中許多學者注意到了作品的這一深層價值，不約而同地進行了探討，形成了作品研究的一個鮮明的特色。
李華在《歷史與人性的衝突》一文中指出，日瓦戈的悲劇不是人物的悲劇，而是歷史和人性的悲劇。因為革命、戰爭、社會力量帶來的暴力、破壞和強制與人類本性中熱愛自然、安寧和對藝術的追求是格格不入的，《日瓦戈醫生》正是展示了這一衝突。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描寫的延續了幾十年的故事中，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模糊的遠景，蘇俄歷史上的這些專有名詞：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三年內戰、衛國戰爭等等，在小說裡是見不到的，而這一連串的重大事件都是故事發生的背景。」 作者認為，帕斯捷爾納克以此意在表明「就歷史事件的破壞性而言，它的正義與否是不明顯的」，「歷史是深奧複雜的，不能簡單的以正義、非正義來劃分」。大革命時期的混亂和嗜血確實存在，但作品的啟示意義恰恰在於它使我們認識到了「社會對日瓦戈應當愛惜，歷史對人性應當寬容」，「歷史的進步不應只是技術帶來的物質享受，歷史的進步應是給予日瓦戈安寧的生活。」
劉士林的《生命：沉重的象徵——讀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則以基督教追求至善的受難作比，分析了日瓦戈在歷史的感悟中對於生命的價值的痛苦的求索。文章指出，「在對命運的忍受中，我們亦可發現一種更寶貴的人類的理性和英雄品質」，雖然日瓦戈在世上歷盡艱辛卻以失敗而告終，但「給他芸芸眾生帶來了生活下去和生存得更美的信念」，他使我們看到了人性所能經受的苦難和厄運，也看到了終將到來的真善美的世界。這種對於生活的肯定，正是作品的啟示意義。
何雲波在《二十世紀的啟示錄——〈日瓦戈醫生〉的文化闡釋》中寫道：「《日瓦戈醫生》以革命中知識分子的命運為主線，在對歷史、自然、人生、社會、生命、死亡、自由、真理等種種命題的探究中，以其博大深邃的思想、對人的終極價值的苦苦追尋，仿佛成了二十世紀的一部啟示錄。」他在進一步闡釋作品的宗教象徵意義時指出：「對於中國文學來說，在對現實政治、社會人生、日常心理——倫理的關注中，保持一種終極關懷，也許恰恰是《日瓦戈醫生》所能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董曉的《〈日瓦戈醫生〉：我心目中的經典》中也指出了作品超越時代的經典的價值。他認為經典需要有史詩的風採、詩的意蘊、強烈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識。而《日瓦戈醫生》描寫了俄羅斯近45年的歷史；被稱為「抒情詩般的創作」；「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悲劇性色彩等廣泛的形而上問題」，具有「對歷史與現實的超越了普通政治層面的思考」和「克服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政治功利主義情緒，以人類最廣泛的永恆的、共同的情感為旨歸的批判與超越意識」，因此具有了經典的風範。
隨著研究的深入，《日瓦戈醫生》的豐富內涵逐漸得到了清晰的展現，但它永恆的魅力仍將吸引著人們對它的孜孜探討。
1. 鄭羽 ：《道德和哲學的審視 評〈日瓦戈醫生〉》,《讀書》，1987年第12期。
2. 劉守平：《〈日瓦戈醫生〉：主體命運的反思》，《國外文學》，1998年第4期。
3. 李華：《歷史與人性的衝突——讀〈日瓦戈醫生〉》，《社會科學戰線》， 1988年第2期。
劉士林：《生命：沉重的象徵——讀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鄭州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