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崢:我的知青50年祭之新營

2021-02-12 開元路八號工作室

《作者簡歷》張亦崢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生於北京。六十年代後期赴山西、黑龍江插隊。七十年代末期開始小說寫作,兩三年止。八十年代初期從事新聞出版工作。參與兩本省刊和兩本國家期刊的創刊、策劃、採編及終審工作。現退休。

 

好像是在1970年。我去祁縣找我的同學兼同黨段承軍玩。那時,我們都在插隊。只是他在祁縣,我在絳縣,中間隔著500裡。扒火車得一晚上。

承軍插隊的地方叫夏家堡。和我弟弟同村。當然,他們也互為死黨。夏家堡的一側(我忘記具體方向了)就是那條著名的汾河,同樣著名的汾酒就源於這條河。那時,河上好像還有一個浮橋。這樣我們就去了對岸一個叫西舍的村落。在一個臨河的小酒館裡,還就著豆腐乾喝了酒。酒後,我們還裝古代的文人墨客,搖頭晃腦,做起詩來。現在想來,我們這些大字不識兩鬥的所謂知青,那樣子一定很可笑。不知不覺,就回到了我們來時的汾河大堤。還是裝古代名士,在大堤上踱著方步。

就在這時,迎面來了幾輛全鏈套的錳鋼永久,簇新,閃閃發光,亮人的眼。騎車的幾個,百分之百的「老兵」(文革時所謂的老紅衛兵)裝扮。或者國防綠,或者板藍,有兩個還帶著國防綠軍帽。承軍就說,這兒沒見過有這打扮的知青啊?也不知道他們是哪個學校的。我說問問不就得了嗎?我們就坐在汾河大堤上,望著滾滾而過的黃色的汾水,等這夥人。可是等了很久,也沒等來。後來,我就回到了絳縣。

這年秋天,無聊透頂的我又去了一回夏家堡。同樣無聊透頂的承軍又領著我上了汾河大堤。這時,又看到了兩個國防綠騎著永久過來了。忽然就想起了春天的疑問還不得解,就立馬站起來,迎上去。兩個國防綠也下了車。我們就問,你們是哪個學校的。在哪個村插隊?兩個人很友好地笑笑,一開口竟是一口濃重的四川話:我們不是北京的。是成都的。說著指這遠外的一處村落說,就在那裡。歡迎你們來玩兒。

我以為人家那是客氣,就沒去。後來,承軍給我寫信說,人家那不是客氣,是真心邀請我們去他們那兒玩兒。因為,他和我弟去了。「那幫人全是西南局子弟,也是知青。在夏家堡旁邊的一個叫新營的村子插隊。他們特仗義,我們每次去,都請我們喝他們從四川背回的大壇大壇的盧州老窖。我們就成了朋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哥們兒)」。我看了這信,我激動得好幾個晚上都沒睡好覺。想著,我再回北京探親回來,一定去找他們玩兒。我也算是有了幾年灑齡的酒鬼了,只聞盧州老窖大名,卻還沒喝過,有這等好事,哪能放過呢?

第二年秋天我回北京探親,回來帶了一兜子什麼青梅、什麼櫻桃白蘭地之類。那時,北京最好的酒就是一塊七一瓶的二鍋頭,比起名酒,我嫌差勁就沒帶。好在同我一同去夏家堡的還有另一個死黨張放。我們分別背著,才能走完了從車站到夏家堡的那20裡旱道,沒被累趴下,中午才到。我們正要開喝。就有人在外面喊,新營的人來了。

進來兩個人。承軍立馬給他們介紹,說我是張亦嶸的哥哥,張放是同學(那時同學的稱謂和今天的哥們兒差不多)又跟我們說,他們一個叫小米,一個郭林楊,小米他爸是原來的成都市委書記,郭林楊他爸原來在北京,後來調到西南局,難怪他說一口普通話。

我們坐下來,就開喝。小米說,這都是些甜酒呢。我說是。夠咱們喝好的呢。記得這頓酒喝得很過癮,雖說都是甜酒和白蘭地,但重要的是,沒想到的是還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小米說,明天去他們那裡喝。全是老窖。我們喝起來就更加肆無忌憚了。

那時,承軍還特喜歡鼓搗點兒文字。特別是詩歌。其實,那時我們哪裡會寫什麼詩啊?連打油都算不上。根本就是無知青年,裝模作樣而已。可小米和郭林楊就不同了,人家是高中六六屆的。正經八擺的知識分子。可我們卻不知天高地厚。承軍就提議飲酒賦詩。承軍讓我先招呼。我那時正讀《唐五代詞》,就照貓畫虎胡亂吧吧了幾句(我找到了當年的日記,翻到了當時吧吧的「詩」如下):夏家飲酒散去,浮生若夢飄蓬。淡雲孤雁聲遠,汾水暮陽天紅。常想中秋分手,只願陽春重逢。西風拂面驚夢,酒醒靜坐愁濃。我們幾個無知青年還以為挺不錯的呢,就非讓新營的兩個老高中的也做詩回應。小米略加思索,就寫出了下面的句子:別愁夏家離去,新識勝似重逢。人生哪能真醉,捐軀悲歌大同。酒實難排憂悶,接班尚需千重。沉荷豈甘俯首,願得比翼齊紅。這詩是寫在一張撕開的香菸盒上,後來,那煙盒丟了,但詩沒丟。因為太震了!震了我們一溜胡同。從他寫好那時起,就已經刻在了我的心上。一刻就刻了四十大幾年。從那時,我就把他當作了我的導師。

記得那天一直就喝到了掌燈時分。他們起身告辭。我們也留不住。反正,新營也隔得不遠。夏家堡北邊五六裡地。是清徐縣的地界,說那地方出葡萄。臨別時,約好了第二天新營見。

 

第二天午後,我們才去。新營位於汾河轉彎的地方。那裡有一大片樹林,一些青磚瓦房就隱沒在樹林中,遠處是已經熟了的高粱和玉茭地,小風一吹,譁譁地響,再遠的地方大概就是迷迷濛蒙的呂梁山。村外有一排青磚房,院子很大,卻沒有院牆。承軍告訴我,這是清徐縣為他們蓋的知青院。說他們的爸媽,差不多當年都在這裡打過鬼子。院子裡有一張用木板打造的長桌,周圍是固定的木凳,圍坐二三十人不成問題。他們就是圍著這張桌子吃飯喝酒。一下子就讓人想到梁山好漢的聚義廳,太他媽氣衝牛鬥,豪氣幹雲了。

小米把這院子裡的知青逐一介紹給我們。每個人都用他們各自獨特的方式歡迎我們的到來。我們知道了,他們都是自己跑來插隊的,不是學校方面組織的。所以,這些人中有很多是兄弟或者兄妹的。小米就是和弟弟一起來的。他弟弟叫二米。跟他一樣,黝黑的臉龐。不一樣的是,二米有一雙永遠笑嘻嘻的亮晶晶的眼睛,而小米架著白邊眼睛,一臉的絡腮鬍茬兒。

我們大家在那長桌旁圍坐好,酒就上來了。把那酒罈蓋子一揭開,酒香就在院子裡遊蕩起來。記得最清楚的下酒菜是辣白菜葉子包著的醬腐乳和黑豆豉。我們就大口喝著醇厚的盧州老窖。小米就說,慢慢喝,反正是要達旦的。我這才知道,他們喝起來常常達旦。這境界可是很多酒徒都無可企及的。喝著酒,就有人拉起小提琴,那琴聲或如泣如訴,悠揚迴轉,或溪流直下,驟雨狂風。那感覺,在那個只有八個戲的年代,真是絕無僅有,其樂無窮。難怪,他們一個房間貼著的對聯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7654321,橫批是:樂在其中。拉琴的叫李江天,戴著好像度數挺深的眼鏡。他喜歡用他的琴聲款待朋友。新營來客人,總會飄出他的琴聲。剛見到他時,他問我們好。以後,除去琴聲,他沒再說第二句話。

琴聲剛駐,記不起是誰又彈起吉他為我們飲酒助興,且邊彈邊唱,那是著名的《西班牙騎士》,歌詞還經過了他的改良:西班牙騎士守在戰壕裡,用六弦琴在歌唱革命歌曲,他一面歌唱,他一面戰鬥,訴說姑娘對他的無限情意啊我親愛的人,我將離開你,你有時也許會把我想起,美好時光,總將要過去,請你記住我的話,別把我忘記……特別是最後那句歌詞讓所有的人都神情黯然。我知道,這裡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歡樂的,悲傷的,掩淚裝歡的,遺失了永不回頭的……這六弦琴聲激起了共鳴。後來,好像是二米跟我說,知道嗎?為了學這六弦琴,我們派了一個哥們兒徒步500裡,往返三次,去請人來教。我說怎麼三次?他說,前兩次人家不來。我說第三次來了?他說,不來,六弦琴彈得能還算能聽嗎?我說,這可不是還算能聽。北京馬路上背著吉他亂躥的小玩鬧,八輩子也弄不出這動靜。

那天晚上,記不清喝了多少。二米說,我們常有人回成都。誰再回來,都會帶上老窯的。這酒哪兒能喝完呢。反正那晚酒喝透了。我和他們也喝熟了。從此,只要我回北京或者從北京回山西,路過祁縣,總會去找他們。每回必喝,喝必達旦。

酒醒的時候,小米就把我領到他的房間裡,給我看他搜羅的幾百上千的畫作。差不多都是複製品,有的已經殘缺了,破爛不堪,但他依然十分珍惜,小心翼翼地拿出來又小心翼翼的地放回去。我在他這兒看了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列賓的《伏爾加河上的縴夫》和查波羅什人給土耳其蘇丹寫信》,艾伊瓦佐夫斯基的《九級浪》,還有莫奈和凡高的畫。每張畫,他都不厭其煩地給我講解,誰畫的?是個什麼樣的人?想要說什麼?每幅畫都有他自己的視點和評判。後來,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我都一直在想,他是要我不光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啊。但我記憶最深的還是,那幾十雙上百雙手。那是他畫的,貼在牆上。這些豐腴的、剛健的、修長的、柔弱的、孔武的、粗糙的、細膩的、滿是老蠶的、皺褶斑斑的,不一而足,讓人嘆為觀止。因為,你看到這些手,就可以在你的腦海裡清晰地勾勒出它們的主人。我說,你竟能把手畫成這樣。他說,這就是基本工啊。誰讓你喜歡畫畫呢,觀察一個人最好就是從手開始。這話我一直記著。我也慢慢地從觀察人的手開始觀察整個人。果然,什麼樣的人就是長著什麼樣的手。特別是那些在手指甲上任意塗抹的人,多數都不那麼憨厚。他跟我說的好多話,在我日後的寫作小說時,的確都是金玉良言。儘管我只寫了兩三年小說就淺嘗輒止。後來我遇到許多小說家,談到觀察生活時,哪個也沒有他說的那麼具體,既富於實戰,又言簡意賅。

 

小米給我幾乎介紹了新營所有的知青。有一位叫熊義的大哥同樣讓我肅然起敬。他講話時,白邊眼鏡的背後,那狹長的眼睛總是微微眯起。臉上也是帶著永遠不會消失的微笑。他能滔滔不絕地給我講文史,講哲學。從先秦諸子給我跨躍山海直講到康德、黑格爾,直到普列漢諾夫,他最大的特點就是,他會列舉許許多多事實,來向你論證他讓你不容置疑的結論。他還給我看他的詩,也特棒。我至今還記得他寫的《矛盾詩》中的幾句:矛盾生宇宙,崢嶸足壯觀。晴雨躍彩虹,沉浮掀峻山。特別是最後兩句:桎梏化自由,需攻馬列篇。就是今天看來,也不過時,且有深意。

喝酒的時候,他約我們去五臺山進香。因為我出來太久了。就沒跟他們去。我回到絳縣後,十幾天後吧,他給我寫信,講了他們的五臺山之行。他說你們沒來,太遺憾了,這個遺憾雖不說是千古,十古總是有的。以後你們要是再去,記得帶點掛麵和肥皂就行。你一定要住在老鄉家。他們會留你們食宿,吃他們在山裡採摘的鮮蘑,味道實在是太美了。更妙的是你邊吃邊聽他們給你講五臺山的傳說,那就是民間故事實在好聽。他們一代一代傳承的想像絕不是作家能編造出來的。美麗而且感人。你走的時候,不用留錢和糧票,給他們點兒掛麵或者肥皂什麼的,他們會很高興呢。聽說你寫了點兒什麼,而這些民間故事對你說來可能很有用呢。

我一直沒有機會去五臺山,等到了2010年,我的同學孫獻海帶領著我們一大幫子弟校的50後拜訪五臺山時,早就是時過境遷了。去了一個什麼廟看了一眼,就有和尚拉住我,讓我請柱高香。我說請一柱要多少錢?他說,有600的,也有3000,還有9000和12000的,燒多大的香問多大的事。他問我請哪種?我說,沒帶那麼多現金。和尚說,沒事兒,刷卡也行。多虧陪同我們的工作人員,一把拉過我就走。我才沒掉到陷阱裡。我才真正領教了什麼叫: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瞧,用小瀋陽的話說,我又跑偏了。

言歸正傳。新營另一個詩人是劉剛。他寬臉膛,大個子,肩寬胳臂粗。不大愛說話,但他待人熱情誠懇。吃飯的時候,他總是不聲不響給你布菜,怕你吃不好。小米說他寫了許多田園詩,還有馬雅可夫斯基的那種階梯式。後來,他回四川,還特意抄錄了四首胡喬木的《採桑子》讓我弟弟轉交我。還有一封信夾在其中,意思是不要見月傷心見花落淚,而是要勇敢地去生活。這就是堅強。這山高水長的情意,我一直記著。特別是遇上挫折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他。

 二米的眼睛不光出奇的亮,而且特別有神,他說話的時候,那眼睛就注視著你,你會感覺他特別親切近人。他的長項是吹牛。就是海闊天空,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裡的神聊。和他對聊的叫「老闆」兩個人就是絕配。一個剛說完,另一個立即接過,那話頭兒永遠也沒會掉到地上。一個說得不細,另一個立即補得天衣無縫。而且總有自己獨到的評論。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集》,馬克·吐溫的《湯姆.沙耶歷險記》都被他們從中找出了邏輯上的疏漏。當時,很少有公開發行的小說看,學生和知青中就流行手抄本,什麼《第二次握手》《林強海峽》,都是我從他們那裡知道的。他們一講起來,就眉飛色舞。我一閉上眼睛就能想出他們的當時的樣子。最有意思的是「老侉」。他喜歡跟我們講,他是知青中的人道主義者。他說以前他不是。他殺的雞、兔、豬、狗不計其數。忽然有一天,他發現這是殘忍。於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在他們的院子外面,有一個池塘,他每天去撒三遍網。每次捕到的魚蝦,不論大小,一律放生,久而久之,他就自然成了慈善家。他對魚蝦是慈善了,可是誰對他慈善呢?那時候,我真想不出,除了他這幫子難兄難弟,還會有誰?和他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叫小曹的,小曹身上的泥點子就沒幹過。這是因為他也喜歡打魚摸蝦。秋都很深了,他還是穿著一條短褲,說起話來,手舞足蹈。還有一個「軍事家」叫什麼,我記不清了。我們那天見面時,他正在攻讀《孫子兵法》。記得有人笑話他:你的陣還沒布上呢,那邊原子彈就飛過來了。他聽了,搖搖頭,不以為然,扶扶鼻梁上的近視鏡,就又「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了。

那些年,我最快樂的日子,就是和承軍或者我弟弟去新營玩了。因為,新營的這些知青,和我們那兒的真的不一樣。他們也不大在意幹不幹活,但他們很在意不可不學無術。他們也喜歡飲酒,但他們不會酒後撒野,他們也受到種種不公的境遇,但他們絕不沉淪,而是積蓄著自己的力量,從容地等待。每次,我從他們那裡回到絳縣我的村子,我都會生出一種自我陶醉,並且自言自語:高高興興活下去。你就是天天悲傷,天天以淚洗面,有屁用!別想著靠誰能拉你一把。一切都得自己面對,就像塞萬提斯說的:過去屬於死神,未來屬於你自己。你得用笑臉去迎接一切不幸。於是,我也學會了寧願到充滿危險的幻想世界中去冒險,因為我討厭那種虛偽的庸俗的幸福。於是,在黃土高原上,即使我在溝溝壑壑中獨行,我也不再懼怕孤獨。因為,我常常想起小米的詩句:人生哪能真醉,捐軀悲歌大同。所以,有時候,我會凝望著遠處的中條山,用手指向白紙般的天空,描摹那大山的雄渾脈絡。因為,我常常記起我和他們在一起的美好時光。是的,在一起談青春理想,談國家命運,談繪畫談小說的情景。那是些多好的日子,談談飲飲,飲飲談談,每每通宵達旦。我知道,我沒有小米的才氣,永遠成不了畫家。但有時候,就是為了給自己畫,也會讓你產生希望和夢想,你就會信心百倍地活下去。後來,我去了東北。因為,我太想到草原上去冒險了。

最初我還有新營,我人生路上碰上的最出色的知青們的消息。說小米他們還在汾河邊上的那個叫新營的村子裡,建設著賦予了他們理想的知青農莊。好像是1975年的一天,我弟信裡告訴我,他上了山西大學,小米也在山西大學藝術系。而這時,我已經在烏裕爾河邊的軍馬場種地養馬放羊了。這回真正是天各一方了。只剩下夢魂縈繞。我和新營和小米和再也沒能會面。

1987年底的一天,我坐在哈爾濱亂鬨鬨的長虹電影院簡陋陳舊的坐椅裡,和嗑著瓜子的觀眾一起等待著一部叫《頑主》的電影開演。

大廳總算暗下來了。放映機的光柱打在銀幕上。我突然看到銀幕上打出了幾個大字:導演米家山。我愣了一下。我立刻就相信了,那一定就是我當年的導師小米啊。我一點也不奇怪。雖然美術界少了一位畫家。命運和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明明他要走進這個門,卻偏偏進了另一扇門。雖然,他沒能成為傅抱石、關山月。但影視界卻多了一位傑出導演(1983年,他執導的電視劇處女作《彎彎的石徑》,獲第3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一等獎;1989年《頑主》獲得提名第9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獎)。我知道這個世界上不會再有另一個米家山。

1988年,我去成都採訪。我成都的朋友告訴我,米家山這時沒在峨嵋廠,在外面拍片呢。我有點失望。但這就是命運。而命運無法抗拒。怕是命裡再無見面的機會,勉強又有何用呢?

今年春天,和承軍在一起喝酒。承軍說,你能和小米聯繫上嗎?我說不能。這種大導演不知道有多忙呢?過去的友誼或者友情放在心裡多好,誰他媽的也偷不走。承軍說,話是這樣說,我還是特想見到他。跟他聊聊,他會記得咱們嗎?我說,他記得不記得我無關緊要。我記得他就行了。因為,我一直把他當做自己的導師。

所以,我的記憶裡永遠長留著有關新營的記憶。因為,幾十年來,正是這些新營知青,在我的精神世界裡吹響熱愛生活的長號。而正是這樂觀不屈的號聲,伴隨著我走過一個個春秋冬夏。不管是任何時候,只要我一想起他們那些歡樂的面孔,我就會會心地微笑。所有的艱難困苦就全他媽不當做一回事了。

 



   5月15日寫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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