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數年前，河南洛陽西工遊園對面新添了一座博物館，名曰"天子駕六博物館"，即考古工作者口中的"車馬坑遺址"；
而早在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新的鄭韓故城遺址中發掘出一族"九鼎八簋"青銅器，一舉震驚國人。
那麼，除了"天子駕六"、"九鼎八簋"的文物外，「六」「九」「八」這些數字有什麼講究呢？
在中國古代，無論是色彩，還是數字，均有著不同的含義，如果一時不察，甚至會帶來抄家滅祖的風險，而這一的形成時期大約是西周。
周武王滅商後，為了加強周王室的統治，一方面大搞分封，將子弟、功臣封到其他地區為王，實際上就是讓他們去開拓疆域，並拱衛周王室。另一方面，則是吸取了商代滅亡的歷史教訓，用禮樂制度來規範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其中，數字的多寡就成為其中重要一環。
史料記載，周公在掃平商紂王之子盤庚發起的叛亂後，就著手制定嚴密的禮樂制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等不同階層均有著不同的禮和樂，並且延伸到人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鼎和簋來說，"鼎"最早是一種烹煮肉和存貯肉的方形器皿，後來逐漸發展成為禮器，被視為國家和權力的象徵。在西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分別是按照鼎的數量來進行的，以九為極，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大夫為五鼎、士用三或一鼎。
"簋"是盛放煮熟飯食的圓形器皿，後演變成禮器，多見於商至東周時期，其後漸少。通常情況下，簋與鼎搭配使用：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一鼎則不配簋）。
然而，隨著周王室東遷洛陽，禮樂制度也逐漸崩潰。孔子在《論語》中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指的是當時魯國大夫竟然採用周天子才能使用的八佾（六十四個人）之舞；而"九鼎八簋"被發現於鄭韓故城中，也證實了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已不將天子放在眼裡，紛紛逾越禮制。
"天子駕六"則是禮樂制度在駕乘用車上的具體表現，天子配六匹馬拉的車駕，這六匹馬也是經過嚴格挑選，一般為統一的純色馬。這一傳統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仍得以延續，不過，西漢初年，因民力凋敝，劉邦出行時只能湊六匹顏色不一樣的馬；而到了唐太宗時期，由於在隴西各地設立御馬監，戰馬質量有所上升，其陵墓前的"昭陵六駿"即為明證。
到了近現代，數字用來區分禮儀的表現則越來淡薄，不過數字對於中國人的影響依然存在，比如在許多地方依然保留著吃飯做菜時迴避"三個菜"的風俗，這或許與原來祭祀時採用三牲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