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起源至今，已有五千年左右的歷史。幾千年來，漢字一直處於發展變化之中。經常性的、不間斷的演化，造成了商代甲骨文與今日楷書漢字之間的巨大形體差異。其間可以以秦國篆隸為分水嶺劃分為古文字和今文字兩個大的階段。
古文字階段從時間上來講包括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國文字和秦系文字。我們目前見到大規模成系統的甲骨文屬於商代晚期，它是刻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一種文字。由於書寫工具的限制，甲骨文多呈方折的瘦筆，而少見圓轉的肥筆。甲骨文不但象形的成分很重，而且結構不固定，在具體書寫上呈現出很大的隨意性和靈活性。西周初期的金文還沿襲商代晚期金文的作風，後來逐漸趨於整齊方正，明顯的變化就是弧曲的粗筆為拉直的線條所代替。春秋時期，各地區金文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書寫特色，東方和南方某些地區的金文還出現了加鳥形、蟲形等裝飾的美術化字體。春秋戰國是我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諸侯割據造成了各國、各地區之間嚴重的文字異形現象。漢字的這種地域差異給人們的社會交往帶來諸多不便，影響了各地區之間的交流。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便立即著手「書同文」的文字改革，以小篆為統一全國的文字標準，使漢字字形進一步規整、勻稱，象形程度也進一步降低，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定型化。雖然小篆筆畫圓轉，字形美觀，但書寫起來卻極為不便，於是人們在實際使用中將筆畫變為方折，並適當的改造字形，逐漸形成了一種簡便易寫的新字體——秦隸。它的出現為漢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是古文字向今文字的重要過渡階段。
今文字即隸楷階段的漢字，從漢代一直延續至現代。漢初文字承接秦制，秦隸結構日漸簡化，線條日漸勻稱，筆勢的波磔日漸規整，也就逐漸形成了漢隸。隸書是兩漢的主要通行字體，用於莊重嚴肅的場合，而在人們起草文件和通信中則多使用草書這種簡便字體。到東漢晚期，在隸書和草書的基礎上形成了行書，大約在漢魏之際，又在行書的基礎上產生了楷書。經過魏晉二百年左右的時間，楷書最終確定了它的統治地位，而行書也演變成為介於楷書和草書之間的一種字體。行書書寫速度快，又不像草書那樣難以辨認，因此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與此同時，草書更為簡化，更不易辨認，唐代以後，完全成了一種供欣賞的藝術品。
漢字從甲骨文到現代的楷書，從古文字到今文字的演變以及古、今文字內部各個階段的變革，可以總結出幾條明顯的演變規律：簡化、聲化、規範化。
簡化是漢字發展演變過程中最為明顯的規律。或者由於書寫工具的改進(由刀刻、範鑄、毛筆書寫到雕版印刷)，或者由於書寫載體的變化(由甲骨、青銅器、簡帛到紙張)，更由於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工具的性質，字形簡化在漢字發展各個大的階段之間極其顯著。比如「馬」從早期的象形字到今天的簡化字： (商代金文) — (甲骨文)— (西周金文)— (春秋金文)— (戰國文字)— (小篆)—馬—馬，圖繪逐漸變為線條、象形性逐步減弱以致消失、筆畫越來越少越來越便於書寫等演變，是極其直觀的。其實在漢字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內部，簡化也是司空見慣的，如甲骨文的「車」字有 、 、 、 、 、 、 、 、 、 等繁簡不同的形體;金文的情況也一樣 ：、、、、、、、、， 看得出有的極其象形(兩輪、車廂、軸、轅、軛皆忠實描摹)，有的與今天的繁體字形幾乎沒有區別。漢字進入楷書階段之後，字體上雖然沒有大的變化，但字形上的簡化依然沒有停止，在不少場合，俗體、簡體大行其道。建國後的漢字簡化工作是遵照漢字簡化規律的因勢利導，所選用的簡化字不少都是歷代使用過的簡體字，所使用的簡化方法(如起用古體：從→從、禮→禮;局部代全體：飛→飛、聲→聲;改換簡易的聲旁形旁：態→態、鼈→鱉、驚→驚)也基本上都是歷代一直使用過的。
然而漢字並不是越簡越好，表意是否明確、字形之間是否有足夠的區別度，是這種記錄語言的符號好用與否的標誌，因而漢字發展演變「簡化」的大趨勢中同時存在著相當多的繁化現象，包括個體漢字的筆畫數增加和總體漢字的數量增多。文字數量歷代累增是人所共知的，單字筆畫數的增加則比較複雜。單字繁化絕大多數是為了「詞有專字、字代專詞」的表達需要而增加部件，如 — (其)— (箕)、 —蜀—蠋、巨—矩—榘、 —稟—廩;有的是為了區別易混字而增加筆畫或變換書寫方式，如月( )—肉( )—角( 、 )—冃( )。這類繁化雖然表面上增加了書寫的負擔，但都是必要的，因而也就保留至今。有些繁化並不為了增強表意的需要僅僅為了字形美觀而添加裝飾性筆畫或部件，如「用」寫作「 、 、 」，則是臨時性的，絕大多數也是曇花一現，因而也就基本上被淘汰。
漢字筆畫繁與簡的關係是辨證的，在制定漢字政策、漢字規範等工作時要妥善處理二者的關係，在便於書寫和便於使用二者之間尋找最佳結合點。正如澳門語言學家程祥徽先生所說：「漢字可以簡、應當簡，但不能無休止的簡下去，也不要為簡而簡，以為少一筆少一划就容易掌握。」這方面我們也曾有過教訓，1977年公布，1986年廢止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中的簡化字，實際上就沒處理好漢字簡與繁的關係而一味追求筆畫的簡省，反而不便於使用。
所謂聲化就是形聲字所佔的比例不斷增大，大量的非形聲字被改造為形聲字。在各種結構類型的漢字中，形聲字的能產性以及與漢語的適應性最強，因而發展也最快。在早期的古文字裡，象形字和會意字佔了很大比重，然而這些字或者由於意義的引申或者由於同音假借，常常被用來表示與其本義或很遠或無關的意義，如 (益)本來表示「水從器皿溢出」(此義後來加水旁作「溢」)，引申為「利益、益處」等意義; (自)像「鼻子之形」(此義後加畀聲作「鼻」)，借用作介詞和第一人稱代詞。引申和假借在漢字使用中都極其常見也十分必要(很多字無形可象，假借就彌補了象形法的造字之窮。在所有甲骨卜辭中，假借字佔70%左右)，但同音詞過多、一字身兼數職嚴重，勢必造成混亂，在漢字表義明確性的驅使下，這些字絕大多數後來都加注意符或聲符而變成了形聲字(前文所說的繁化，是形聲字的重要來源)。形聲字從甲骨文時期產生，戰國時期已完全成熟並快速發展(根據形聲規律，大量的把非形聲字改造為形聲字、用聲符和意符直接拼合造形聲字)，到今天已經完全佔據主體。它佔全部漢字的比例從甲骨文(所識字)的20%多，到金文的50%，到小篆的80%，再到今天的90%以上，聲化的趨勢極為明顯，這也標誌著漢字構形系統的逐步成熟。
如果說簡化、聲化是漢字演變過程中自發的、隱含的規律，規範化則是使用者有意的、人為的調整。漢字的演變趨勢雖然很明朗，但具體的演變過程卻是極為複雜的。異體眾多，訛變不斷，這些都不利於漢字在社會交際作用的有效發揮，因此歷代學者和政府都很重視文字的規範和統一工作。甲骨文異體現象異常繁雜，有的偏旁位置不固定，如「牝」可寫作 、 、 (意符牛的位置不同);又可作 、 、 (變意符為豕、羊或虎);有的部件繁簡不同，如「齒」可作 、 、 、 、 ，「阜」可作 、 、 等。異體眾多以及書寫的隨意性非常不利於社會的交流和國家政策的實施，於是西周統治者就採取了文字規範措施。《周禮·春官》記載「掌達書名於四方」，「書名」指文字，這大概就是統一全國文字的工作。在周宣王時也曾命令太史作《史籀篇》對童蒙文字進行規範。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後，成功地進行了「書同文」的工作，廢除了與秦文不合的異體，基本上結束了戰國時期「文字異形」現象;唐太宗敕令顏師古撰成的《五經定本》，唐玄宗頒布的《開元文字音義》，學者顏元孫的《幹祿字書》等，對楷書字形的統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家積極開展了以簡化字形、精簡異體為主的大規模漢字整理和規範工作。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漢字的規範整理不僅是一項必要的語言文字工作，更應該作為一項國家大計來重視。又因為漢字的變化是常有的，每一次規範和整理工作之後，新的變化又會產生，因此整理工作不是一勞永逸的，每隔一定時間就要重新對漢字進行整理和規範。
(本文的寫作參考了王鳳陽《漢字學》、張桂光《漢字學簡論》、董琨《中國漢字源流》等著作。)(陳雙新，男，1969年生，安徽省望江縣人，北京語言大學中國語言文字規範標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古文字、現代漢字。李娜，女，1982年生，河北保定人，漢語言文字學博士畢業，河北大學歷史學院講師。主要研究古文字學、先秦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