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滅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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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奪韭菜：唐武宗滅佛

北周武帝駕崩後，北方佛教不斷恢復實力，到了唐代再度興盛。唐武宗滅佛的因素具體情況則更為複雜，並且相比於北魏、北周，唐代鼓吹滅佛的人士更多，理由五花八門，當然這些因素和理由不外乎經濟、政治、文化、法統幾類。

從經濟因素看，武宗滅佛的目的是爭奪稅源、役丁、田產以及金屬材料。唐初的均田制不光給軍戶配了田，還規定和尚可分地30畝，尼姑20畝。均田制瓦解的同時，佛寺也沒有吃虧，歷代皇帝還有賜地，尤以武后、憲宗為甚。

原天龍山石窟第21窟彩繪石雕菩薩頭像

龐大的寺院經濟集團趁勢擴張形成，洛陽一帶「公私田宅，多為僧有」，長安一帶「美田豐利，多歸於寺院，吏不能制」，「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

寺院因免稅免役屬性，還成為廣大逃稅避役韭菜的理想場所，《資治通鑑》稱「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根據《舊唐書》記載，代宗大曆年間，都官員外郎彭堰獻便在朝議時指出，僧道不耕織卻有衣食，給財政造成了極大負擔，這些人不但不感恩，反而「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敬宗寶曆年間，日後推動滅佛的李德裕，又上奏泅州設壇大規模剃度一事，稱「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工搖，影疵資產，自正月以來，落髮者無算」；武宗在日後的詔令中，也稱佛寺「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力於金寶之飾」，而僧尼「待農而食，待蠶而衣」，成為嚴重的經濟負擔，並將「晉、宋、齊、梁，物力凋凜，風俗澆詐」統統甩鍋給佛教擴張。

唐代 大勢至菩薩像

洛陽龍門奉先寺遺址出土

龍門石窟研究院藏

更要命的是，由於出家人有免去賦役的特權，朝廷曾以出售度牒（皈依證）作為斂財手段，度牒一度成為硬通貨，結果形成了僧眾尾大不掉的惡性循環。

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十月，武宗開始禁止供養佛像，沒收佛寺財產，要求犯法僧尼全部還俗，嚴格管控寺院蓄養奴婢的數量，禁其削髮剃度。會昌五年，在滅佛令下達後，「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腔上田數千萬頃，收奴蟬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唐 天龍山石窟 石雕菩薩像

可見，拿佛教開刀的財政效果拔群，而毀壞佛像的意圖也一目了然——「天下廢寺銅像、鍾磐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今俞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救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土、木、石等像因為沒有回收利用的價值，「合留寺內依舊」。

從政治因素看，武宗滅佛還涉及牛、李黨爭與法統問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要求強化集權，壓制藩鎮、宦官與佛教勢力，而與之對立的牛黨則傾向於維持現狀。李德裕不僅多次上書推動滅佛，其在地方任職期間，也執行了限制佛教發展。

唐代 菩薩殘身

另外，武宗本人卻並非皇太子，之所以繼位，據《新唐書》載，是因得到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與魚弘志的扶植。而仇士良恰好是崇佛的，武宗滅佛，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擺脫仇士良等人的操縱。

從文化因素看，唐代不乏反佛而崇儒、道的傳統勢力，而武宗恰巧對修道續命有特別需求。

唐初傅奕即認為佛教「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佛經是「妖書」，迷惑百姓，作惡之人「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韓愈亦「素不喜佛」，認為「佛本夷地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佛教「斷髮燃頂，有違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之訓」，他寫作《原道》、《原性》、《原人》等書，提出「道統說」；杜牧同樣是反佛人士，其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實際上並非讚美，而是對佛教擴張的焦慮與南朝亡國的反諷。

北魏 立佛銅鍍金造像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反佛人士中對武宗影響最大的，還屬道士趙歸真，因為武宗一直妄想修仙不老，趙便投其所好，趁機發洩他對佛教的私仇，《舊唐書》《唐語林》載，武宗「頗好道術修攝之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羅浮道士鄧元起……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在日後的滅佛詔令中，武宗便稱佛教「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很明顯是受到反佛思潮的影響。

武宗滅佛的執行範圍非常廣，在唐朝統治重心之外的南方也為地方所推行，不過，程度上相當不徹底。

圓拱龕二佛並坐

雲岡石窟第17 窟明窗東壁

首先，對於相當一批寺院，僅是合併，並未徹底摧毀，敕令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二，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

有些地區也沒有認真執行朝廷的敕令，史載「黃河以北鎮、幽、魏路等四節度，元來敬重佛法，不毀拆佛寺，不條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動之，頻育效使勘罰，雲:『天子自來毀拆焚燒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

滅佛之後一年多，唐宣宗即下旨恢復佛教。此後，佛教內部的教派態勢也發生了變化，主張「頓悟說」的南禪宗勝了主張「漸悟說」的北禪宗，並且不斷佔據漢地佛教市場。武宗滅佛的另一個深遠影響，是導致三夷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受牽連而幾乎退出漢地。

北魏 永寧寺遺存 洛陽博物館藏

滅佛興道：後周世宗滅佛

經過前三次大規模滅佛，五代十國時期的佛教已經十分收斂。而長期的割據，使得百姓再度將寺院視為避稅避役避戰亂的避難所，這導致寺院再度成為君王開刀的對象。

首先，滅佛有清理犯罪分子的政治意圖。《高僧傳》記載，後周世宗早先「嫌空門繁雜，欲奏沙汰」，但由於僧人道丕的影響，反而稍許減少了對佛教的厭惡。其於顯德二年五月下達的滅佛詔稱「前頗紊寺院，漸至繁多……漏網背軍之輩，苟剃削以逃刑；行奸為盜之徒，託住持而隱惡」，寺院已經成了匪徒逃避刑罰的髒汙納垢之所。

北齊 貼金佛像殘頭

青州博物館藏

其次，滅佛背後是文化衝突，周世宗抑佛禮道，推崇傳統倫理。《舊五代史》載顯德三年「放華山隱者陳摶歸山，帝素聞摶有道術，徵之赴閥月餘，放還舊隱」，這是世宗推崇道教的一個例證，在廢佛同時，不但不禁止道教，反而大力支持。此外，滅佛措施中包含反對借佛教逃離贍養責任的條款，這也是對人倫的保護。

第三，導致滅佛的才是經濟原因。當然，後周時期供養僧人的負擔情況與先前已經不能相比，有學者推算平均15.6戶才有1位僧人，即使僧人完全需要民眾供養，則平均供養人數也當在78-93之間，打擊寺院經濟的收益並不明顯。

北齊 佛像殘頭

青州博物館藏

不過，後周世宗與唐武宗一樣，盯上了寺院的金屬佛像，其稱「吾聞佛說以身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捨身救人，為什麼不舍銅像救世呢？他便銷毀銅佛像來鑄錢。

為了這個目的，《隨手雜錄》《楊文公談苑》分別記載，世宗曾命人用投石機炮擊真定的大號佛像，然而並沒有造成任何破損，甚至親自上陣斧劈鎮州佛像。不過，鑄成的銅錢到底是散給窮人，還是作他用，史書並未詳細記錄。

相比於前代，世宗滅佛時缺少他人的推動，也沒有太強的財政需求，政治鬥爭方面也無明確強敵，因此世宗滅佛的手段也更為緩和而理性。

線刻佛菩薩像殘件 唐代

青州博物館藏

根據《五代會要》記載，其措施主要包括：各地僅保留賜額寺院，當地無賜額寺院的，保留功德最佳者，其餘一概廢止，廢寺之經、像、僧尼並歸留存寺廟，所受物資悉歸原主，各地不得加蓋新寺，違者徒刑、所屬上級株連處罰；臣民不得私自剃度，除非有家長監護人許可，且必須能背誦大量經文，經過上級檢驗才能出價，否則勒令還俗，相關師主與寺院株連受罰；逃避贍養義務者、逃奴、逃兵與罪犯不得剃度，一旦查出即逮捕，相關師主、寺院、長官株連受罰；涉及自殘（如捨身、燒臂、煉指）或迷信色彩（如還魂、聖水、聖燈）的宗教活動被禁止。

北齊 元河北響堂山石窟

現日本美秀美術館藏

當然，不限於佛教，即便世宗推崇的道教（如符籙）也在執行範圍內。可見，世宗滅佛相比前幾次是留有餘地且較大的，並沒有徹底禁絕寺廟與僧人，只是予以歸併與限制，另外也打擊了借佛教逃脫贍養義務、兵役、法律制裁以及宗教活動中存在的自殘、迷信行為，因此也具有一定公益性。

世宗滅佛後，繼承後周大統的宋朝並無大規模滅佛運動，《楊文公談苑》稱是太祖感於世宗滅佛遭報暴斃，因此不敢冒犯佛教。而儒、釋、道三家以及僧、俗之間的交融也更為緊密，一方面佛教與漢地本土文化的結合更加緊密，更為重視傳統倫理，另一方面廣義上的儒家群體也受佛教影響，誕生了重視內心的心學。

文殊菩薩  藏中

15世紀  紅銅鎏金  嵌寶石  高38釐米

北京止觀美術館藏

滅佛有益民生？

綜上所述，三武一宗滅佛的因素、情形大同小異：經濟上，寺院或多或少構成了財稅負擔，並且因信佛可以避稅免役，佛教深受統治者反感；政治上，滅佛的背後總有不同政治勢力的較量；文化上，外來的佛教都與本土的信仰發生衝突，但最終相互融合。

其中，漢地滅佛僅有後周武帝是佛、道一律打擊，其它多是崇道抑佛，五次滅佛又以後周世宗手段較為溫和，因此也有人稱其是「限佛」，而不是「滅佛」。

北齊 佛像 山東青州博物館藏

由於獲得了來自寺院的財產、人丁資源，且免去了供養寺院的經濟負擔，五次滅佛在不同程度上壯大了當時朝廷的國力。

不過，史家與佛教圈，各自對滅佛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評價。前者認為滅佛減輕了人民負擔，避免了神權統治，後者則將五位滅佛君王最終的暴斃，視為滅佛的報應。筆者個人以為，這兩種說法，都有失偏駁。

北齊 佛立像 山東青州博物館藏

首先討論滅佛是否減輕了人民負擔。

誠然，原先的佛寺由朝廷財政供養，財政又取之於租稅，興建佛寺的徭役也是加在人民頭上的，因此統治者大規模推廣佛教，必然加重人民的壓力。但反過來也應該看到，在統治者推廣的因素之外，佛教也成為不少民眾逃避賦役的渠道。所謂「把人民從寺院經濟奴役下解放」的說法，實屬無稽之談，因為朝廷下屬的編戶齊民要承擔比寺院佃租更重的賦役。

北魏太武帝在位時，北魏仍實行「九品混通」的稅收制度，將自耕農之一戶與地主之一戶作同等要求徵稅，導致前者的賦稅壓力相當之大，加劇了百姓投靠大戶或寺院。

北齊 菩薩像 西安博物院藏

北周時，北方已經推廣均田制，據《隋書•食貨志》記載 :「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若艱兇扎，則不徵其賦」，負擔相對減輕，但也仍然存在（大司馬按：其實西魏北周的所謂均田，給農民授的田並沒有達到該給的數量稅卻照足額田地來收，民眾負擔依然很重）。

唐中後期實行兩稅法，名義上按貧富實行差額納稅，但因其「量出制入」的惡劣屬性，實際上又鼓勵在兩稅以外增加各種苛捐雜稅，陸贄便稱「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新唐書》《資治通鑑》《唐會要》均載，不論是朝廷還是節度使都熱衷於稅外加徵，鹽、酒、茶、糧、漆、竹木、金屬、蔬果、炭、牲畜等無所不稅，以彌補各自大興兵馬的窟窿，導致人民負擔不降反增，逃戶現象不斷加劇，至五代十國時更為嚴重。

人物像

北魏神龜至永熙年間（518-534）

高22.7  寬12.1  厚7.8cm

80年代洛陽市永寧寺塔遺址發掘

另一方面，滅佛給寺院承擔的福利職能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從南北朝開始，寺院有福利田與慈善機構，北魏宣武帝設館收容近縣內外的疾病，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給孤獨園記》、竟陵王蕭子良《福德舍記》、《施藥記》等文中亦有記載。至唐，此項公益事業發展成半官半民的悲田養病坊，濟貧療養。武后初設於長安、洛陽，進而推廣至各道諸州。

佛面

北魏熙平元年前後（516年前後）

高24.5  寬25  厚14cm

80年代洛陽市永寧寺塔遺址發掘

武宗滅佛後，此類機構便處於癱瘓狀態，李德裕《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載「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無人主管，必恐病貧無告……緣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更為養病坊」，他建議由地方上的威望人士接管，可見佛教的福利職能無法取代，至於李德裕的建議被採納以後，悲田養病坊能否運行如初，就得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此外，佛寺還提供了諸如植樹、掘井、築路、舟橋等一系列基建公共服務，當然滅佛的發起者們並不會考慮，打擊佛教以後，這些基層的服務職能將如何運作。

佛立像  南朝（梁）  四川博物院藏

其次，再討論滅佛是否避免社會淪為神權統治。

這個問題比上一種更為簡單明了。五次滅佛中除了北周武帝之外，皆採用拉攏本土宗教打壓佛教的手段，這種方式顯然是不可能避免神權統治的，只是以一種神權替換另一種。何況，自商周以來，只要是自視「中華正統」的政權，從不會放棄祭天等一系列祭禮。這種天子乃上天之子的語境下，君權神授的意味，不言而喻。

君權至上的秦制模式下，無論皇帝滅佛與否，神權統治都只是君權自我兌現的一種手段，皇帝們無非是在利用佛教來控制社會，與擔心佛教做大以後社會不好控制而搖擺罷了。

最後，再說滅佛皇帝暴斃是否是報應的問題。

實際上，很多反對者都會舉出以梁武帝為代表的一系列反例。不過，正如前文所說，君權至上的秦制模式下，不同神權間的搖擺，只是君權實現的途徑發生變化，無論這些皇帝崇佛還是反佛，歸根結底只是玩弄權術，如此又焉有不被權力反噬之理？（蕭衍等部分皇帝當是真信。）

轉載來源：佛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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