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與弼身為明代大儒，一生不應科舉，講學家鄉，屢薦不出。這一選擇，除時局混亂、吳欲明哲保身之外，更與其「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力除閒氣，固守清貧」的思想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考察其多次「拒聘」行為，亦有助於加深對吳與弼理學思想的理解與認識。
吳與弼，號康齋，明代著名理學家、教育家。吳與弼是明代理學開山，創立了崇仁學派，從其學者數百人，其中不乏如胡居仁、陳獻章、婁諒、胡九韶等後世大儒。陳獻章承其「靜觀涵養」，開白沙學派之宗；胡居仁、婁諒等承其「篤志力行」，遂啟餘干之學。吳氏實乃明代學術中一關鍵人物，有發凡起例之功，「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吳與弼品德高潔，襟懷坦白，學識淵博，深受後人仰慕，他一生中最具傳奇色彩的故事，就是被召入京城，卻三度堅辭皇帝授官一事。
一、 吳與弼拒聘事梳理
吳與弼天資聰穎，六歲入學，十九歲時赴金陵求學，偶然讀到朱熹所著《伊洛淵源圖》，即「慨然響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二十一歲開始講學，從學弟子甚眾。此後，吳與弼一生講學家鄉，不應科舉，屢薦不出。
正統十一年（1446），山西僉事何自學薦其入朝，後御史塗謙、撫州知府王宇也一再薦舉，吳與弼都謝絕不出。景泰七年（1456），御史陳述薦舉他入閣講學，帝下詔江西巡撫韓雍前往禮請，他又辭謝不出。
天順元年（1457），石亨與大學士李賢上疏薦舉，並派人前往徵召吳與弼進京。第二年五月，授吳與弼左春坊左諭德，他上疏請辭。英宗召對文華殿，希望他能輔佐太子，他以「少賤多病，杜跡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力辭，後又多次上疏請辭。
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祿之終身，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
辭官歸裡後，明英宗派人護送回鄉，並命地方官按月支給倉米，以示關懷。成化五年（1469），吳與弼病故於家。其辭官原因，絕非僅因黃宗羲猜測的「知石亨必敗」，也並非吳與弼自己所言「欲保性命而已」之類推脫之辭。考其此前也曾多次拒聘，可知這並非一時匆忙之抉擇，而是吳與弼一貫的行事風範。吳與弼所樂處的，正如其詩中所言，乃是「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這樣清貧而和樂的生活狀態。從其弱冠時罷舉子業時起，就已為其人生奠定了「不樂廟堂」的基調。
吳與弼曾晚年曾自我反省，認為自己平生所為不堪回首，使學不向前，身心荒怠。「今日所當為者，夙興盥櫛，家廟禮畢，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為外物所汨，夜倦而寢，此外非所當計。」張俊相認為，吳與弼所追求的「樂」 , 是由於道德情感潤澤身心，油然而生的輕鬆、愉悅和舒泰之感。它不為貧賤富貴所左右。富貴未必真樂，貧賤未必不樂，是為「 孔顏樂處 」。這種純粹的「樂」，也是吳與弼理想境界與終身追求。
理解了吳與弼的精神追求，就不難對其屢次拒聘做出合理的解釋。吳與弼欲為者，無非二者：一為「整理心下，使教瑩淨」，一為「力除閒氣，固守清貧」，這兩種思想，在其理學理論體系中佔有重要位置。而拒聘這一行為，正是吳與弼長期堅持的理學思想的外在體現。
二 、整理心下，使教瑩淨
「與弼之學, 實能兼採朱陸之長, 而刻苦自立。」正如陳奇所言，吳與弼以一位程朱學者的身份, 主要關注的卻是心學問題。在他的心學理論中, 心既是一個認識主體, 又是一個倫理本體。他的修養方法, 偏重於「敬以直內」「反求於心」, 徑向心上求, 也注意到讀書、日用間應接事物一類下達工夫。
同前代多位大儒類似，吳與弼也將「明德」「新民」作為自己的理想與追求。同時他也認為：「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已德未明，邃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要達到「新民」，必須先明己德，欲明己德，就要向前代聖賢學習，加強自我修養。吳與弼所指的修養，偏重於內心修養，而去除「心垢」，乃是其內心修養中的關鍵之一步。正所謂，「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隳，可不懼哉！」
「身垢易除，心垢難浣。夫心，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貫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萬事，本自瑩澈昭融，何垢之有？然氣稟拘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為垢無窮，不假浣之之功，則神妙不測之體，幾何而不化於物哉！」
吳與弼認為， 心乃「虛靈之府」「神明之舍」，是全身之主宰。心本純淨瑩澈，了無雜質，但一旦為外物所拘，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便會導致產生無數的心垢，只有化去心垢，才能「化物」而不被外物所同化，最終達到「精白一心，對越神明」的境界。
對吳與弼而言，化去「心垢」最主要的功夫，乃是將心「安頓在書上」。吳與弼曾道，「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為外物所勝。」對其來說，讀書不僅有增進知識這般尋常作用，更是他藉以調節內心、自我修養的重要功夫。吳與弼回憶在京求學時，他晝夜讀書不間，而得精神無恙。後十餘年，疾病相因，「少能如昔精進，不勝痛悼」，其所惜非但為少讀多少書籍，更為減退了讀書以求涵養此心的重要功夫。
晚年吳與弼讀書又有所成，他於南軒「讀《孟子》甚樂」，加之「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闃寂」的外部環境，使其有湛然虛明之感。「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觀《近思錄》，吳與弼但覺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意」。偶因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不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吳與弼即有「中心鄙詐」「外貌暴慢」這般嚴肅的自我批評，由此也可見其對讀書以求淨心這一修煉方式的認可之深，堅持之篤。
正是通過讀書，吳與弼重獲內心之「靜」，有了安頓其心的處所，領悟到「天地自闊，日月自長」，也使其「精白一心，對越神明」的目標有了切實可依之實現途徑。
三、力除閒氣，固守清貧
自吳與弼十九歲棄去科舉業，謝絕交往世俗，潛心於程朱理學，便已為其人生奠定了清貧的基調。其日常生活，乃是「躬耕食力」「飯糲蔬豆」，即使身為一代大儒，也要與諸生並耕以自養。吳與弼言，「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生活的艱苦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吳與弼，但在更大意義上，它為吳與弼的理論思想提供了廣闊的實踐空間，這種「安貧樂道」式的生活也在潛移默化中鍛鍊了吳與弼的心智。雖然年輕時吳與弼對此有過些許抱怨，但隨時間推移，吳與弼逐漸不以為憂，反以為樂，晚年他曾自豪地表示，「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極，不敢不勉，貧賤能樂，則富貴不淫矣。貧賤富貴，樂而不淫，宜常加警束，古今幾人臻斯境也。」
吳與弼的這種思想，又可分為「力除閒氣」與「固守清貧」兩個方面進行討論，下文進行分別論述。
1、力除閒氣
與鄰人處一事，涵容不熟，既以容訖，彼猶未悟，不免說破。此閒氣為患，尋自悔之。因思為君子當常受虧於人方做得，蓋受虧即有容也。
吳與弼與鄰人處一事，因己「涵容不熟」，言辭上有不當之處。不久，吳與弼陷入後悔之中，以為此行為不但是己修養不到位，更是由於「閒氣」作怪，「閒氣」使自己爭強好勝，忘卻了做君子之道。「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責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觀《崇仁學案》之《吳康齋先生語》及吳與弼所著《康齋文集》，不難發現吳與弼天性剛忿，常因小事動怒，但其怒後能及時反省、反思，尚有亡羊補牢之效。吳與弼也深知己之脾性，故以「力除閒氣」自勉，並將之作為自我修煉的重要方式。
黃宗羲認為，吳與弼「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吳與弼不善於誇誇其談而重視寓理論於實踐之中，這也使得他的理學思想帶有比較強的實踐性，他不僅通過讀書來體悟先賢之道，更將書中的哲理用於生活之中，並加以驗證。通過對其日常行為的經常性反省，吳與弼將其「力除閒氣」這一目標做到了很成功的落實。面對困窘的生活，他「放寬懷抱，毋使剛氣得撓，愛養精神以圖少長」。天順年間，吳與弼七十歲了，「貧病交攻，未免心中不寧」，但他「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功夫，教心中泰然」，此二句，充分表現了吳與弼豁達樂觀的精神與矢志不渝的堅強信念。
2、固守清貧
如上文所言，由於外部條件所限，吳與弼一生之中的大部分時間都過著清貧的生活。對於生計的思考，也佔了他的語錄中的不少篇幅。晚年所得的皇帝的賞賜也未能對其生活有太大的改善。有一夜大雨傾盆而下，「屋漏無幹處」；隆冬天氣，他「徹夜甚寒，腹痛」，卻只能「以夏布帳加覆」。在「舊催未還，新債又重」，生計至難的情況下，吳與弼一度對自己的前途產生了深重的迷茫之感。對於生活的困窘，吳與弼無力改變，但最終卻能以「素位而行」的姿態坦然面對，並從積極的層面對自己的生活進行重新思考，留下了「固守清貧」的一段佳話。
枕上默誦《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雖未受命，卻為萬世帝王師，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應，則宜知無德者之應矣。何修而可厚吾德哉！
舜有大德，其受天命。夫子亦有大德，雖未受命，卻得為「萬世帝王師」，正所謂，有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孔子一生顛沛流離，飽經風霜，但因其「德厚」，不僅培養出一大批賢才，更得為「萬世師表」，青史留名。吳與弼認為，有德則必有應，生活的困苦只是暫時的，自己只需「素位而行，不必計較」，使己德厚，則一定有好的回報。
此外，吳與弼還將貧困視作考驗自身修為的重要方式，甚至覺得「貧困上稍有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愞」，面對貧困患難，人首先要立得腳住，克治粗暴，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如此才能使心性純然，達到「物我兩忘，惟知有理」的境界。有如此深刻之感悟，也能證明清貧的生活對吳與弼的作用是雙向的，既磨鍊了他，也提升了他。「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誠如是哉！
四、小結
吳與弼身為一代大儒，其品德高潔，學識淵博，深受後人仰慕。吳氏一生中多次拒聘，甚至面對皇帝的邀請時，他也不為所動，堅決請辭。
「拒聘」是吳與弼一貫的行事風範。吳與弼所樂處的，乃是「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這樣清貧而和樂的生活狀態；所樂於追求的，乃是「孔顏樂處」這般純粹的「樂」。為此，其付出了不少努力，主要可以概括為兩大方面：一為「整理心下，使教瑩淨」，一為「力除閒氣，固守清貧」。
對吳與弼而言，化去「心垢」最主要的功夫，乃是將心「安頓在書上」。對其來說，讀書不僅是為增進知識，更是他藉以調節內心、自我修養的重要功夫。正是通過讀書，吳與弼有了安頓其心的處所，使自身的修為更上一層進境。
「安貧樂道」式的生活，在潛移默化中鍛鍊了吳與弼的心智。面對困窘的生活，他「放寬懷抱，毋使剛氣得撓，愛養精神以圖少長」，甚至覺得「貧困上稍有益」。清貧的生活對吳與弼的作用是雙向的，既磨鍊了他，也提升了他。
通過「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力除閒氣，固守清貧」，吳與弼「挺然生世間」，樂處於「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這般和樂自在的生活，不僅其個人修為不斷提升，其理學思想也不斷進步、完善，以「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評之，可謂得當。
參考文獻：《明儒學案》《康齋文集》《二程文集》
（文/歷史漫談君 當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