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與元稹，是因為一場考試認識的。
那一年，白居易29歲就考中進士，自稱「十七人中最少年」，同年登第的人中就他最年輕。彼時，元稹23歲，在八年前就考中了明經，也算年少有為。在唐代，僅僅考中明經或進士不能授官，還要通過吏部銓試才能正式入仕，就跟現在公務員考試一樣，面試才決定成敗。
元、白二人都在長安孜孜不倦地備考，於貞元十八年（802年）同時取得官職，被正式授為秘書省校書郎，終於不用再忍受「京漂」生活。
元、白志同道合，是生活中的摯友，更是文學和政治的知己。
此後，他們一同吟詠風雅、走馬行獵，醉飲於長安酒肆，三十年間唱和不斷，在宦海浮沉中相互扶持，一同抨擊權貴豪強，一同發起新樂府運動，開啟了一段千古傳誦的友誼。
壹元、白親密無間，用元稹的話說，是「堅同金石，愛等弟兄」。
白居易的母親去世時，元稹儘管財力不寬裕，卻慷慨地寄錢接濟，幫窮困潦倒的白居易辦喪事，前後金額超過20萬錢。白居易感激不盡，寫詩曰：「三寄衣食資，數盈二十萬。豈是貪衣食，感君心繾綣。念我口中食，分君身上暖。」
元和十年春，他們同在長安，和其他朋友結伴遊玩，一路上走了二十裡，兩人連連吟誦，一直沒停過，其他幾個人都插不上嘴。
長慶三年，兩人都被貶在外，在杭州久別重逢，於是並床三日，暢談平生。之後，他們分隔兩地，經常將寫給對方的詩作藏於竹筒中寄出，稱之為「詩簡」。
他們都有坎坷的童年，更加懂得對方年少時的艱辛，也切身體會過民間疾苦。
元稹年幼喪父，其母鄭氏年輕守寡，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元稹還要時常忍受兩個異母兄長的歧視，甚至被迫搬出了位于靖安坊的老宅。由於家貧請不起老師授業，元稹的母親親自手執詩書，誨而不倦。鄭氏去世後，白居易受元稹所託為她寫了一篇墓志銘，並沒有盲目吹噓老夫人的「優美感」，而是像對待自己的母親一樣，用真實感人的文字講述她辛苦持家的往事，從中也可見元、白的兄弟情誼。
元稹15歲就考中明經，不僅因為有才氣，也是因年少處境困窘激發了他的上進心。少年的他身懷抱負，在詩中寫道「憶年十五學構廈，有意蓋覆天下窮」。
白居易出生於一個家道中落的官僚家庭，少年時輾轉各地四處謀生，在兵荒馬亂中艱難成長。他在考中進士前，曾在詩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
田園寥落幹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弔影分為千裡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白居易的才華也非天賜，而是多年勤奮苦讀的成果。他在給元稹的信中說過，自己為了考中進士，白天練寫賦，晚上學書法，讀書讀到口舌生瘡，寫字寫到手臂和胳膊肘上都生了老繭，身體未老先衰，發白齒落。
貳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順宗聽從王伾、王叔文等士大夫的建議，推行「永貞革新」，意欲打擊藩鎮和宦官勢力，這一改革僅僅持續了三個多月就以失敗告終。以二王、劉禹錫、柳宗元等為代表的永貞黨人被貶出朝，唐順宗也被迫禪位於兒子唐憲宗。
作為剛剛踏入仕途的晚輩，元、白都堅定地支持永貞革新，同情敢於以身犯險的二王八司馬，並為之鳴不平。元稹還把此前直詞落第之人的策文抄寫後放在身邊，日夜翻讀。白居易打趣說，微之（元稹字），你篋中有不祥之物。這些人都是因為得罪權貴而被迫遠離朝政，元、白卻深深佩服他們。
元、白在應制舉前，曾退居華陽觀中，「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合作撰寫了75篇策論，編為《策林》。這些文章表明了元、白仁政愛民的政治思想，都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放在今天成為10萬+爆文也不無可能。
兩個年輕人直筆書寫天下不平之事，痛斥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提出懲治貪腐，求賢選能，體恤百姓，其政治主張上至整頓朝綱，下至輕徭薄賦。
在永貞革新的餘波中，對現實的批判成為元、白早期政治生涯的共同底色，也影響了他們的詩歌創作，於是有了著名的新樂府運動。新樂府運動主張以詩「補察時政」、「洩導人情」，元、白是這場詩歌革新運動當之無愧的領袖。
清人趙翼評價說:「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元、白尚坦，務言人所共欲言。」
在白居易看來，文學家應該心憂天下，時刻關心時事，關注社會，文壇不能只有風花雪月，而沒有民生疾苦。在寫給元稹的那篇著名的長文《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對新樂府運動做了總結，喊出了那句震古爍今的口號：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自考中制舉任盩庢（今陝西周至縣）縣尉起，到在京擔任諫官的十餘年間，白居易就寫了一百多首諷喻詩，幾乎每一首都語言犀利，鋒芒畢露。
35歲時，白居易第一次出任地方官，在盩庢縣親眼看到農民冒著五月的酷暑辛苦勞作，卻仍要忍飢挨餓，寫下《觀刈麥》一詩：「……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
回京後，白居易官拜左拾遺。這一職務負責「言國家遺事，拾而論之」，也就是平時朝廷有什麼弊政，白居易就要直言上書。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諫官之職，著實適合白居易。在京期間，白居易一直悲憫地審視著那個時代，他深愛著大唐的人民，揭示了民間疾苦的方方面面，訴說了當時百姓內心的悲憤。
白居易說，他執筆寫作，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杜陵叟》一詩中，那位家住在長安郊外的老農，年復一年地耕作薄田，那年收成不好，官吏們卻還橫徵暴斂，逼著他交納租稅。農民沒辦法，只好抵押自家的桑樹，出賣自家的土地，來換取些許錢財來交租。此中滋味，真是「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賣炭翁》一詩中，宦官掌控的「宮市」更是明目張胆地搶劫。幾個宦官將那位燒炭老翁的一車千斤重的木炭公然拉走，還裝模作樣地表示一下，「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那位可憐的賣炭翁，「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如今又該怎樣度過寒冬呢？
十餘年間，白居易幾乎把滿朝的權貴都得罪了一遍。後來他寫信告訴元稹，他辛辣的諷刺讓權貴們恨得咬牙切齒：「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原》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權要者切齒矣。」
白居易（妖貓傳劇照）叄元稹不落下風，在京為官時也寫了不少現實主義的詩篇，著筆民生，如《田家詞》、《織婦詞》、《西涼伎》等。元、白相互影響，詩歌創作風格不盡相同。陳寅恪先生認為，「白以簡單曉暢為尚。若微之詩，一題數意，端緒繁雜」。但在與權貴的鬥爭中，元稹卻比好友白居易更加簡單粗暴。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任監察御史，奉命出使劍南東川，平反了一些冤假錯案，甚至將矛頭指向了當時的劍南節度使嚴礪。嚴礪一家人當年護駕有功，深受皇帝信任。但嚴礪在任時，為人貪殘，士民不堪其苦，他以平叛為由，徵收塗山甫等八十八家資產、奴婢為己用，又借朝廷之名，向農民多徵收兩、三年的課租。很多被害者控告無路，只好流亡他鄉。
元稹到劍南後，親身訪問受壓迫的百姓，為他們伸冤。這些被嚴礪欺壓多年的受害者一時間紛紛向元稹訴苦，「蠻民詀諵訴，齧指明痛癏。憐蠻不解語，為發昏帥奸」。
之後，元稹上書彈劾當地官員擅自搜刮百姓莊宅、奴婢和錢糧，要求他們將抄沒的歸還本主，被賣掉的亦贖回歸還，加徵的錢、米、草等嚴令禁止，並榜示鄉裡，讓百姓知曉。
當時藩鎮已經尾大不掉，朝廷只能短暫地緩和矛盾，於是下詔，除了已於當年去世的嚴礪不再追究，其屬下一幫官吏各罰兩個月俸祿。元稹的大膽舉措讓白居易為之讚嘆：「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
有道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元、白對宦官、藩鎮深惡痛絕，整天怒懟，而這些權貴、豪強也對他倆心生忌憚，早想找機會整他們。第二年，元稹途徑華陰縣（今陝西華陰市）的敷水驛回京，就被宦官打了一頓。
敷水驛只有一個正廳，元稹先到，就在廳內歇息。正好仇士良、劉世元為首的一夥宦官也來到驛站，他們見元稹沒有讓出正廳，也沒有出來迎候他們，登時大怒，一伙人將元稹趕出來。元稹雙拳難敵四手，要打也打不過，穿起襪子就跑。宦官不依不饒，拿出馬鞭直接朝元稹的臉上狠狠抽打。這就是「敷水驛事件」。
當時宦官氣焰囂張，最後，唐憲宗也將元稹貶到江陵。
白居易得知此事，趕緊上疏勸諫，為好兄弟求情，說元稹為監察御史時，所彈劾的都是天下藩鎮，這些人皆怨恨元稹，將他貶到地方，不是羊入虎口嗎？唐憲宗哪裡聽得進去，白居易你就別廢話了。
元稹被貶那天，白居易在長安街中相送，兩人在馬上道別，這是他們第一次離別，也是理想道路上的一大挫敗。自江陵之貶始，此後十餘年幾乎都過著困頓的貶謫生活。他認為，自己此次出京是負氣而行，說：「我雖失鄉去，我無失鄉情。慘舒在方寸，寵辱將何驚。」（《思歸樂》）
肆相似的命運幾年後降臨在白居易身上。
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在長安城中遇刺身亡，刺客逃之夭夭。武元衡為相時，正加緊部署討伐叛逆藩鎮，其被刺原因不言而喻。堂堂大唐宰相當街被刺，讓白居易怒不可遏，他一展諫官本色，事發不久後就上書議論捕殺刺客一事。
這下，平時對白居易不滿的宦官和權臣們總算逮著機會了，他們趁機抓住白居易不久前守孝期滿，剛回朝中的情況，不僅指責他越職言事，還誣陷他有不孝之罪，聲稱白母是因看花墜井而死，白居易卻還寫《賞花》和《新井》兩首詩，實在有傷名教。在封建禮教的思想禁錮下，不孝是大罪。更別說白居易還是東宮屬官，有教導太子的責任，這下就成大罪人了。
白居易不孝的罪名本就是冤枉，而他的對手們早已準備了一套組合拳。最後朝廷一拍板，把白居易貶為江州司馬。
很多學者說，江州之貶，是白居易人生的分水嶺，將他的政治生涯分割成了兩半。從此以後，那個仗義執言的鬥士逐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開始追求佛老之學，遠離官場險惡之人。《琵琶行》中那位孤獨寂寞的琵琶女，或許就是白居易本人的化身，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悲劇形象。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明 仇英 潯陽琵琶 局部白居易被貶江州時，元稹正在通州為官，不久前生了一場重病，到了要預備後事的地步，把遺囑都寫好了。聽到好友被貶，病榻上的元稹憤懣難平，寫下了這首讓人讀之心酸的《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這一對好友幾經周折，直到元和十四年（819年）才因官職調動而在夷陵（今湖北宜昌）不期而遇，當時他們已五年不見。元、白二人喜出望外，元稹本來乘船順流而下，特意返程與白居易登陸一遊，賦詩唱和，三天後才依依不捨地分別。
那一段時間，元稹的心情很down，感慨「前途何在轉茫茫，漸老那能不自傷」（《酬樂天嘆損傷見寄》）。他就像很多人到中年仍一事無成的失意者，不知自己前路在何方。白居易卻勸元稹要佛系一點，該來的總會來，「高天默默物茫茫，各有來由致損傷」（《寄微之》）。
這一唱一和，仿佛正是元、白此後人生的真實寫照。
伍元、白二人後半生的轉變，或許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白樂天之精神，一言以蔽之曰「知足」；元稹卻是「達則濟億兆，窮亦濟毫釐」。
而唐穆宗即位後，元稹的機會也終於來了。
這個機會來得並不光彩，元稹再度入朝為官，得到唐穆宗重用，首先是因為宦官崔譚峻的幫助，剛好穆宗喜歡元稹的詩，是他的小粉絲，宰相段文昌等也因其諫諍直行之名而進行舉薦。結交宦官最為士大夫所不齒，認為有損氣節。
長慶二年（822年）二月，元稹拜相。史書載，「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四個月後，元稹就因捲入宦官與朝官的黨爭而被貶出朝，他提出的政策也全部付之東流。
此時的元稹，不但掌控不了自己的命運，甚至連自己的名聲也保不住了。
儘管他在地方政績頗佳，做了很多利國利民的好事，但當他七年後再度入朝，身居要職時，卻依然被認為「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一步踏錯，致使他第四次被貶，從此再也無法重返廟堂。
圖源：明 仇英 西廂記局部陸大和三年（829年），元稹途經洛陽，見到了白居易。
臨別之時，白居易大醉一場，為元稹寫詩：「灃頭峽口錢唐岸，三別都經二十年。且喜筋骸俱健在，勿嫌須鬢各皤然。」（《酬別微之》）白居易在詩中依舊鼓勵元稹要有所作為，哪怕鬚髮皆白，還有筋骨健在。
誰也沒有意識到，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元、白早已不再年輕，已不是三十年前在華陽觀中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有志青年，他們想改變中唐以來衰頹的社會、腐敗的朝政，卻碰了一鼻子灰，換來無休止的貶謫和打壓。
此時，白居易已經遠離中樞，在洛陽擔任閒職，終日以詩、酒、山水自娛。
當屢遭貶謫，他妥協了，一頭扎進了閒適的半退休生活。在洛陽，白居易自嘲為「中隱」，寫詩曰：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
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
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
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
白居易變了，一個人拋棄自己的青春時，連聲招呼都不打。
傳 明 仇英 遊船圖局部大和五年（831年），元稹病逝於貶所。噩耗傳到洛陽時，白居易悲不自勝，哀痛許久後，撰寫多篇詩文哀悼摯友。元稹臨終前囑託白居易為他撰寫墓志銘，其家人還準備了70萬作為答謝，但白居易推辭不受，後來請求把這筆錢用於修繕香山寺。
在《祭微之文》中，白居易回憶與元稹「金石膠漆，未足為喻」的三十年情誼，甚至說元稹已逝，自己也不願久居人世：
多生以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別，寧無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
這，可謂生死之交。
元稹去世多年後，白居易仍然不斷寫詩追思摯友，對他的感情至死不渝。69歲時，白居易夢到與元稹同遊，醒來後寫下了《夢微之》，其中寫道：
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
或許，年近古稀的白居易，懷念的不僅是元稹，還有他們曾經開創一代詩風的新樂府運動，以及那段胸懷理想不墜青雲志氣的少年歲月。
多年後，那樂天知命的悠閒身影已在滾滾歷史中隨之消散，但那年長安執筆立命的白衣少年們，依然從未離去……
參考文獻：（後晉）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最愛歷史，作者：最愛君。
原標題：《1200年，他們仍是最感人的生死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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