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為馬克思主義的創立和發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與馬克思一樣，他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之一。不過，在全部馬克思主義解釋、傳播和發展史中，這個事實也非始終都能夠被人們正確理解。例如，在第二國際時期，伯恩斯坦便把恩格斯打扮成資產階級的實證主義科學家並以此來反對馬克思的辯證法，盧卡奇則從辯證法的角度認為恩格斯在歷史理解上低於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思想並為後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學貶低恩格斯打開了一道錯誤的大門。對恩格斯的謬見和歪曲，除了受政治立場影響的意識形態偏見，都與沒有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有兩個創始人這個事實有關。正確理解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貢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馬克思主義是全新的歷史科學實踐，而恩格斯則是這種實踐的開創者之一和始終如一的執行者。如果以馬克思為中心來敘述馬克思主義的故事，那麼，恩格斯恰如其分地充當了「第二小提琴手」，但這並不意味著，在馬克思主義形成和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每一個側面，恩格斯都是一個被動的追隨者。從馬克思、恩格斯兩人的全部理論生涯來看，恩格斯早期以英國社會史經驗為依據得出的歷史結論比馬克思更早地接近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他實際上也為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批判提示了政治經濟學方向，也就是說，他也曾當過領跑者。在對錯誤思潮的批判過程中，恩格斯不僅定義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涵義，而且首次闡明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關係，使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化了；在馬克思逝世後，他不僅編輯出版《資本論》的續卷和重版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從而為完整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做出了卓越的文獻基礎工作，而且在推動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中，通過大量的工作防止各種教條主義和機會主義對其曲解，從而維護了其科學性質。所有這些都表明，恩格斯既是獨立的思想家，又是馬克思的忠實合作夥伴，無愧於共同創始人的地位。在談論恩格斯的科學貢獻時，不能像今天那樣去計算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份額，更不能因為他與馬克思是兩個有著個性差異的人而刻意去尋找他們的分歧。
綜觀恩格斯的全部文獻，他對科學及其發展有著高度的自覺意識。1845年左右，他與馬克思討論的是新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對於自己和馬克思的理論工作之革命性質有著清晰的理解。後來，馬克思的工作重心是在細節上完善這種科學，而從思想史的角度澄清其來龍去脈並闡明其核心原則，則構成恩格斯的工作重心之一。「科學社會主義」這個術語正是恩格斯在與空想社會主義者論戰中創造並流傳開來的，他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則被馬克思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
在新歷史觀視域中，個人的思想與時代條件之間的關係呈現出與傳統視域不一樣的面貌，原創性不再歸於個性而取決於對客觀社會歷史規律的接近程度，取決於響應歷史發展趨勢召喚的自覺程度，取決於在客觀歷史運動中的作用大小。恩格斯將馬克思視為科學社會主義之父，而自己則是「第二小提琴手」，並且他將自己一生所做的理解為「被指定做的事」。因為這種分工，在1850年後長達20年的時間裡，他曾經從事自己厭惡的商業活動。馬克思去世後，他本來完全可以盡情地展示自己的才華去完成他曾經構想的自然辯證法研究，但他放棄了自己的「獨立」研究。指揮他的並非馬克思，亦非其他任何人，而是他所自覺認同為「畢生的真正使命」的無產階級解放事業。最著名的便是《反杜林論》，這個本不在其研究計劃中的系列文字，最終構成後來馬克思主義原理教科書體系的原型。還有1891年為《法蘭西內戰》所寫的導言，它是應德國社會民主黨紀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的要求而作。遺憾的是，對於這類適應於鬥爭需要的創作，有的學者只看到了恩格斯之「馬克思主義首要解釋者」的形象，而沒有理解它們的產生乃是源自恩格斯與馬克思的「共同事業」，而它們誕生在恩格斯的手中，則是由其與馬克思的分工所決定的。在思想史上，合作研究的不止一例，但馬克思、恩格斯絕對是對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以及自身使命有著自覺理解並因此忘我並做出自我犧牲的最卓越典範。這個事實對我們今天理解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解馬克思主義具有巨大的影響。共同的事業、共同的指導思想、共同的歷史敘事以及為其提供依據的哲學是他們兩個人的共同貢獻。換句話來說，以馬克思還是恩格斯作為主線來敘述他們的學說，或者以哪個人的名字來命名這種學說，對於這種學說及其為之辯護的事業講，恰恰是微不足道的。我們紀念恩格斯，重溫他對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貢獻，並不是僅僅在理論上為他辯護，而是要像他那樣去思考和實踐。
作者：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胡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