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被稱為「詩魔」，他的詩通俗直白，所謂老嫗能解，就是老奶奶都能聽得懂，他為什麼要追求這樣的詩風呢？
白居易的新樂府
白居易時代這一批詩人，包括韓愈、元稹等人，掀起了一股「新樂府」詩風。
樂府本來是漢朝出現的一種詩歌體裁，以民間歌謠為主，反應民間百姓生活疾苦。到唐朝中後期，以白居易為主的詩人，也模仿漢樂府詩，先找到一件事（題目），再把這件事用詩的形式表述出來，同樣是反應現實民間生活，被稱作「新樂府」。
這種詩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杜甫的影響，都是反映現實，但跟杜甫又有所不同——杜甫是用心寫作，經歷了某件事，然後有感而發，自然流露，是無意的，是有親身體驗的；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有刻意為之，他們可以找到一件值得描寫的事情，然後用自己的才華將其轉化成詩，不一定有親身體驗。
有意和無意，是白居易和杜甫最大的不同，也是白居易不如杜甫的地方，我們說一首偉大的詩歌，一定是詩人用生命寫就的，杜甫的際遇，註定了他會成為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
白居易的詩風
白居易要作「新樂府」，要通過這樣的詩體來反映現實生活，那麼他就必然要重視詩歌的實用功能。白居易的詩，有兩個主張：
1、內容方面：詩歌合為事而作
什麼叫「詩歌合為事而作」？「合」，應該的意思，就是說詩天生就應該反映某一件社會上的實事，這種詩歌主張，其實在《詩經》裡面就有體現，《詩經》裡面許多詩歌，就可以明顯感受到一個地方的風俗，或一個國家的思想。但「詩歌合為事而作」，也就證明了前文所說的，有刻意為之的跡象。
2、文字方面：老嫗能解
既然要注重詩歌的實用性，那自然是越簡單越易懂越好，古代社會人民主體還是以文盲居多，他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口語交流，一旦涉及到書面文字，就不可能理解了，他們讀不懂詩歌，因此，白居易要做的事情，就是讓這一部分人也能讀懂他的詩，否則，所謂的詩歌的實用性，就沒有意義了。
舉個例子
白居易最受人讚頌的詩有《賣炭翁》、《琵琶行》、《長恨歌》，我們看這三首詩：《賣炭翁》有四字小序：「苦宮市也」，宮市就是替朝廷、皇帝做買賣，是中晚唐朝廷的弊端之一，許多老百姓被宮市壓榨得苦不堪言，白居易作《賣炭翁》的目的就很顯然，是要反映「宮市」這件實事。
《琵琶行》則是白居易在潯陽江頭聽到一個彈琵琶女子的故事，琵琶女與丈夫分別，孤單寂寞冷，想起自己當年也風光過，而現在卻冷落至此，白居易聯想到自己的官宦生涯，便假借琵琶女來抒發自己的情感。《琵琶行》講了一個故事，也是一件實事。
《長恨歌》有一個偉大之處，它開創了一個全新的詩歌創作的路子，《長恨歌》是歌行體詩歌，李白也寫樂府歌行體，但白居易和李白又有所不同，李白（及以前）的樂府歌行體，是非常自由的，完全不受格律的限制，比如《將進酒》，哪裡看得到一絲一毫格律詩的影子？而白居易的新樂府，如《長恨歌》，每一句字數相同，對仗工整，有嚴格的平仄等，這已經明顯受到了格律詩的影響，他所繼承的，是樂府詩在篇幅長短上的自由不羈。
《長恨歌》講的是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把白居易「老嫗能解」的特點發揮到極致，王國維曾讚嘆說：
以《長恨歌》之壯採，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
《長恨歌》全詩120句，只有「轉教小玉報雙成」這一句才用了典故，白居易的文採之盛，可見一斑。不用典故，全篇白描，直接寫情景相關的事情，這樣的創作手法，如果還不能做到「老嫗能解」，那就是老嫗的問題了。
與《長恨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明末清初詩人吳偉業模仿白居易而作的《圓圓曲》，寫陳圓圓與吳三桂，同樣是愛情，吳偉業幾乎全篇用典，沒有典故就寫不下去，而且用典生硬，明顯是堆砌出來的，有和辛棄疾等人用典於無形之中全然不同。
雖然是模仿，古代那些文人，稍有點詩詞素養都可以寫出來，但白居易的創作手法，他的文採
但白居易和吳偉業孰優孰劣，高下立判。
所以白居易為什麼能被稱為「詩魔」，就在於他的詩既有旁人學不去的壯麗文採，又有老嫗能解的通俗易懂，還能關心民生疾苦，說出了老百姓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