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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吳越史記》一書
錢鏐的難能可貴，在於起自草莽，白手創業，建成吳越。他生於唐宣宗大中六年(852)，時值唐末衰亂之世，家計困窘，鋌而走險，從這角度看可說「時勢造英雄」。然而深入探討，其實質還是「英雄造時勢」。當年同樣由窮民出身利用亂世起兵的多如牛毛，能成大業者畢竟不多。況唐王朝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自宣宗後，歷經懿宗、僖宗、昭宗、至哀帝，又延續五朝，計半個多世紀，群雄並起，競爭激烈，生存鬥爭，強者為王，殊非易事。接下去五代更替，離亂更甚，時勢險惡，難以駕馭。遠的姑且不論，在兩浙僅僅以錢鏐同輩中有意稱雄者而言，實力雄厚的有鎮海軍節度使周寶、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台州刺史杜雄，身邊「杭州八都」就有八位都將，除了錢鏐的頂頭上司董昌外，還有餘杭陳晟、於潛吳文舉、鹽官徐及、新登杜稜、唐山饒京、富春文禹、龍泉凌文舉等，各有兵力。成名稍晚的吳公約、杜建徽、顧全武等則與錢鏐同列，都是從屬於八都都將麾下的二流人物。然而風雲變幻中並非論資排輩順序而上，卻往往由識時度勢者捷足先登。經過激烈爭競，有的死，有的敗，有的降，相繼出局；或依附於人。兩浙地區唯錢鏐獨成大業，自創一方天地。作為一方豪傑，必須機智勇敢、艱苦拼搏，順應民心，不能靠天靠僥倖，而要靠依靠民眾，靠人心歸向。茲對其成功過程簡述如下：
錢鏐本為山邊一農戶家孩子，小時念過幾年書，十五歲時因祖父母相繼病歿，家境陷於赤貧，被迫輟學謀生。見官商壟斷食鹽供應，造成鹽價昂貴，便冒險從事販運私鹽的營生。但唐末苛徵暴斂，嚴查私鹽，凡發現販運私鹽一石以上即處死刑。鹽販為圖利而走險，大多武裝走私。錢鏐體力好，學會武藝，敢於冒險，習於吃苦，善於結交，集結友人，成群走私。每次須挑鹽 200多斤，常摸黑夜行，繞道爬山，櫛風沐雨，披星戴月，野餐露宿。儘管艱苦，倒鍛鍊成一身好筋骨。另一收穫是貼近民眾，了解民情，熟悉地理，掌握天時，善於跋山涉水，懂得據險進退，為後來用兵積累了不少有用的經驗。
這時社會矛盾激化，盜風四起，黃巢興兵，藩鎮割據，明眼人看出動亂可能帶來機遇。唐朝兵制規定：「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而射者為越騎。」錢鏐平時喜歡騎馬射箭，弱冠取販鹽的一點收人，置備一名義務騎兵所需的甲杖，帶上糧秣，去茅山南麓的石鏡鎮兵營投軍。
石鏡鎮指揮使董昌見這個 21 歲的小夥子帶足甲杖糧秣，真心參軍，且體格強壯，應對機靈，會騎能射，頗為欣賞。談吐間知他懂得兵法，後任命他為偏將，加以培養和使用。
當黃巢大軍分幾路向杭州一帶運動時，其中有一小分支的先頭部隊逼近臨安境內。錢鏐奉命率 20 多名射手潛伏林間狙擊，射死領頭的小頭目，四面鼓譟，虛張聲勢，山谷迴響，嚇退了敵軍。敵方不知虛實，誤信「臨安屯兵八百裡」，因而改道前行，以求避實就虛。這次小小的戰役，竟然使臨安百姓免去一場兵災，因而成就了「初生之犢」的名聲。錢鏐乘機建議練兵，促成董昌聯合附近各縣鄉兵，組成為「杭州八都兵」。在編練部隊的過程中，錢鏐施展才華，得到各都部卒擁護，從而成為董昌的副手，開始在杭州營建軍事基地。時在唐僖宗廣明元年(880)，錢鏐二十九歲。
錢鏐練了兩年兵．終於等來了用武之機。唐僖宗中和二年(882)七月，盤踞浙東七州的義勝軍節度使劉漢宏舉兵叛亂，向浙西擴張，遣其弟劉漢宥屯兵西陵(今蕭山西興)，燒魚浦，掠富春，進逼杭州。董昌派錢鏐渡江反擊，八都兵初試鋒芒，激戰中殺出威風，會戰西陵，火攻敵營，節節勝利。但浙東兵力多於浙西，雙方持續對攻，戰事延續數年。用錢鏐自己的話說，「掛甲七載，身經百戰，方定東甌」，指劉漢宏以主力七萬沿江而屯，錢鏐出奇兵突破曹娥，夜襲越州，使敵聞風喪膽。錢鏐令戰友吳公約率先登城，大軍繼之。劉漢宏倉促南逃，至台州被杜雄誘擒，押送錢鏐軍中。錢鏐即斬劉宏漢於會稽市，回軍報功。董昌親統三軍接管浙東州縣，報授錢鏐為「檢校尚書、權杭州軍州事」。自此董昌駐浙東，錢鏐駐浙西，彼此名義上雖保持節制關係，實際上可以獨立發展。
唐光啟三年(887)，唐王朝授董昌為越州觀察使；授錢鏐為杭州刺史，時鏐年 36 歲。
錢鏐正式擔任杭州刺史，張開了翅膀，看準杭州可以作為基業的發祥地，用李賢的話說，「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這是在他以前還沒有人對杭州如此看好的。只有錢鏐開始才把杭城作為王業經營。
他不但為了鞏固防禦，且為了長遠的發展，決心在隋代楊素所築杭州城牆的基礎上，多次組織擴建杭城：第一次在公元 890 年構築杭州新城，加高加寬；第二次在 893 年擴建羅城(即城外之城)；第三次在 907 年建造子城。
其中工程規模最大、影響也最為深遠的一次，要數第二次擴建羅城。北宋史學家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鑑》對此事有專條記載：「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這時「八都」已擴充為「十三都」)，築杭州羅城，周七十裡。」據近人鍾毓龍《說杭州》一書考證：錢王築羅城時，「親勞役徒」，親自與士卒一起參加築城的勞役，共同奮戰於工程第一線，軍民深受激勵，「莫不盡力」，城垣迅速由錢王嶺通達西湖之濱。這第二次工程把原先州城外的吳山及濱湖大片土地都划進城內，並從鼓樓一帶向北擴展，一直延伸到今昭慶寺、武林門、艮山門、鹽橋、菜市橋一帶，城垣總長度由三十裡擴至七十裡，州城城門由四扇增至十扇。這一城池規模為此後的宋、元、明、清的杭城奠定了基本格局。
至於子城，實即後之王城，作為西府辦公處，多位王子誕生於此。王城內有樓閣庭園池沼，供公餘休憩觀賞。後來南宋建都臨安時，就是在此擴建成為皇宮，得益於錢鏐卓有遠見。當時由於吳越版圖擴大，梁太祖正式封錢鏐為「吳越王」，昭示慶典，自然有必要建此王城。這就成為吳越錢氏崛起的一個象徵。
錢塘江兩側分「浙之東」與「浙之西」，此兩區域古來並不相屬。唐代在行政上分置浙西道與浙東道，均直屬於朝廷。浙西道設治蘇州，後定治潤州(今江蘇鎮江)，建號鎮海軍，轄境包括潤州、蘇州、常州、杭州、湖州、睦州，相當於今江蘇長江以南、茅山以東及浙江的新安江、錢塘江以北地區。浙東道治所設在越州(今紹興)，建號義勝軍，後改號威勝軍、鎮東軍，長期領有越州、衢州、婺州(今金華)、溫州、台州、明州(今寧波)、處州(今麗水)，相當於衢江流域、浦陽江流域和錢塘江以南、以東地區。浙江東道之歸併於浙江西道，是從唐末昭宗乾寧三年(896)任命錢鏐兼任鎮海軍和鎮東軍兩軍節度使才開始的。
那時鎮海軍節度使名叫周寶，盧龍名門出身，號稱「良將」，以功封汝南郡王；因任用親信，激起部將劉浩、刁頵與薛朗等叛變。周寶的親軍後樓軍崩潰，子周璵被殺，周寶由潤州逃至常州。錢鏐聞警，認為劉浩、刁頵勾結潤州刺史薛朗犯上作亂，不能坐視不管，便立即出兵，北上討伐叛軍，聲援周寶。劉浩、薛朗佔據蘇州、潤州對抗。兩軍戰於陽羨(今江蘇宜興)、禹城，錢軍連克蘇州、潤州，擒斬薛朗，劉浩竄逃，杭州十三都兵大顯威風。
但錢鏐迎回周寶後，周寶突然在樟亭驛站急病而亡。錢鏐急將鎮海軍平亂經過及周寶病歿事上報朝廷，朝廷嘉獎錢鏐應變之功，在第二年(893)任命錢鏐接替周寶為鎮海軍節度使。他接任後把鎮海軍治所由潤州遷來杭州。
從此杭州升格為浙西的政治中心。這一變化，成了後來進一步升格的先聲。兩年後恰逢浙東地區發生重大變故。那是駐守越州的威勝軍節度使董昌叛唐稱帝。董昌原是錢鏐的老上級，當年錢鏐入伍時就由董昌引進，一手提拔為偏將，進而培植成副手。如今眼看錢鏐已自主一方，且兵強馬壯，想爭取錢鏐來支持他的稱帝計劃，倘若浙東與浙西兩個區域能夠連結成片，互為應援，聲勢大張，朝廷遠在北方，將奈何他不得。這是董昌單方面的如意算盤。
錢鏐為人雖講義氣，更講忠誠。他平時對董昌感激知遇之恩，所以老戰友雖分駐兩地，董昌駐浙東，錢鏐駐浙西，一江之隔，書信頻傳，使者往來，禮品互贈，聯繫密切，長期保持友誼。但兩者行政獨立，近年互不幹擾，當錢鏐得聞越州方面有異乎尋常的活動，心甚不安。及至收到董昌邀約反唐密函，在此大是大非面前，錢鏐毅然拒絕參與叛逆活動。出於多年友誼，回書好言相勸，懇切地規勸懸崖勒馬，及時棄邪歸正，信上說：「與其閉門作天子，不如開門為節度。」但董昌聽不進去，一意孤行，自稱「聖人」。改國號為「大越羅平」，鑄造「順天治國」銀幣，擬割據一方，而自我陶醉。不久，唐王朝詔令錢鏐就近出兵越州討伐叛亂。七月，錢鏐以三萬兵渡江。
董昌平時施政苛酷，待下殘暴，稱帝野心更得不到軍民支持，以致士氣低落，一觸及潰。錢鏐軍進逼越州城下，董軍大批出降。錢軍中部將駱團，過去曾經也是董昌舊部，入見董昌勸降，詭稱「奉詔迎公居臨安」。董見大勢已去，放下了武器。錢軍部將顧全武執董昌還杭州，途經西小江時，董昌自愧無顏見故人，投江自殺。
董昌之亂平後，翌年唐改越州威勝軍為鎮東軍，授錢鏐為鎮海軍節度使兼鎮東軍節度使，於是使錢鏐得以奄有浙西和浙東的廣闊區域，對兩浙統一治理。
自唐末至宋初之間，中華陷入動亂凡百餘年，軍閥割據，混戰不息，恃強凌弱，此起彼伏，乍興乍滅，成敗無常。繼唐亡後，先後盤踞中原的五個王朝，其國祚長者如後梁統治不過 l6 年，國運短者如後漢苟延只有 3 年。至於十國諸侯與其他零星割據者之命運，自然更為脆弱。相對而言，唯有吳越錢氏較為穩定，自唐經五代至宋，前後七朝始終保持著興盛局面，且能穩步開局，又善其終結，避免國破家亡的災難。
錢鏐在唐懿宗時任偏將，效忠唐朝抵禦黃巢入境。接著效命於唐僖宗，討伐劉漢宏。唐昭宗時，越州之叛又賴錢鏐出兵平息，朝廷給予加官晉爵。乾寧四年(897)六月，錢鏐受命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親至越州受鎮東節鉞，號越州為東府，杭州仍設為西府，東西兩府隔江相望，由鏐統一管轄分治兩岸。七月還治錢塘，仍以杭州作統治的根基，成為唐王朝留在南方的重要堡壘。
這年八月，唐昭宗賜給錢鏐鐵券。鐵券是古代朝廷頒賜立有大功者的優惠憑證，擁有鐵券者日後即使犯有罪過，可憑鐵券得到赦減。為了表示堅久不變，所以鐵鑄丹書，一半存朝廷，一半頒功臣。賜給錢氏的鐵券上載明：「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足見唐皇給錢氏皇恩浩蕩。
後又連續給予封賞，賜號錢鏐為「定亂安國功臣」，詔改錢鏐故裡臨安石鏡鄉為「廣義鄉」；臨水裡為「勳貴裡」；安眾營為「衣錦營」。敕取錢鏐畫像刻於凌煙閣。不久，又封錢鏐為「南康王」。如此倍及恩寵，不但是由於肯定他多次平定浙西、浙東的叛亂，更由於他安守東南，地位重要，貴而不驕，富而入貢，謹守藩臣本份。這在當時唐朝日益衰微各方紛紛稱亂的情況下，顯示格外難得，因而越格封賞，以激勵忠貞，並引為外援力量。
果然，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宦官劉季述發動宮廷政變，幽禁唐昭宗，改立德王李裕為帝，挾天子以令諸侯。當劉季述遣使來杭攏絡錢鏐時，加封鏐為「東安王」。錢鏐拒絕受命，表態仍效忠於唐昭宗，大義凜然。在內外反對聲中，劉季述被杖殺，都將孫德昭等迎帝復位。昭宗為答謝錢鏐忠貞不二，進封他為彭城王，並升衣錦營為「衣錦城」，賜石鏡山為「衣錦山」，大官山為「功臣山」。於是錢鏐遵詔慶功，舉辦了大規模的衣錦還鄉活動，山林樹木全部覆以錦披，修築了衣錦城，為後來提升安國軍準備了條件。天復二年(902)鏐晉封為越王。
唐昭宗天復四年(904)，錢鏐上疏求封為吳越王，未蒙允許，僅獲準改封為吳王。這年昭宗駕崩，昭宣帝(唐哀帝)即位，改年號為天祐元年，至天祐三年(906)，授錢鏐吳王竹冊。錢鏐對唐昭宣帝奉事如故。
唐天祐四年(907)四月，軍閥朱溫代唐稱帝，遷都於汴(今河南開封)，改國號梁，史稱後梁。這便是唐朝正式覆亡，五代史由此開始。
中原王朝既已更替，錢氏局處南方一隅，只能承認這個不可逆轉的事實，繼續尊奉中原朝廷。朱溫在四月稱梁帝(梁太祖)，改年號為梁開平元年；五月即下詔封錢鏐為「吳越王」，滿足錢鏐的素願。
歷史上稱「吳」、稱「越」者不在少數，而稱「吳越」卻自錢鏐才開始的。事實上他早已擁有吳與越兩個區域的統治權，所以追求「吳越王」的封號。前上疏唐朝求封吳越王，只封得一個吳王，不無遺憾。梁及時加封他為吳越王，授「吳越王冊禮」，正是投其所好，拉緊了雙方的關係。
梁太祖開平二年(908)，敕升杭州、越州為大都督府，改臨安縣為安國縣。命鏐出兵援姑蘇，內外夾擊，擒淮將何朗、閭邱直等凡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戰船無數，蘇州圍解。吳國楊隆演稱帝反梁，並攻打蘇州。後梁末帝貞明五年(919)，錢鏐命七子元瓘水師迎戰，四月，大戰於狼山江(今江蘇南通附近)，大敗吳軍，吳將彭彥章自刎死。七月，又戰於毗陵(今無錫附近)，戰況激烈，大將何逢等陣亡。於是在互有勝負的情況下議和，交換戰俘，遣使通好，自此休兵二十餘年，蘇杭得以安定。
後梁龍德三年(923)，沙陀軍閥李存勖擊敗後梁，建都洛陽，國號唐，史稱後唐。同年攻入梁都汴京，李存勖稱帝，是為後唐莊宗。這年五月，後唐即封錢鏐為吳越國王，同意正式授冊舉行建國儀式。錢鏐乘機派人送貢物進京都，要求唐主給予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等殊榮。唐主礙於形勢，均一一曲從錢氏要求，授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賜黃金印、玉冊、衣冠劍履、全身法物。錢鏐十分高興，在衣錦軍建造專門存放玉冊、金券、詔書的樓房。因而也承認了後唐的統治權。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928)，錢鏐因自覺年事已高(年七十七)，立七子元瓘為王子，奏請朝廷授元瓘為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後唐明宗即予批准。鏐派專使向唐進貢白金五千兩、茶葉二萬七千斤謝恩。
後唐與吳越之間關係本尚融洽，但由於唐明宗身邊出現奸臣安重誨挑撥，明宗下詔削去錢鏐王爵和一切職銜，命以太師名義退休。元瓘上表申冤，明宗不理。雙方幾乎出現重大裂痕。幸有一位唐使吏部郎中裴羽從海路南下赴福州，遇飈風受阻滯留錢塘，錢鏐熱情接待，詳述受冤經過，附表章交由裴羽帶回。經裴羽一番解釋，適值安重誨獲罪被誅，促使雙方關係和好如初。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錢鏐病重，立下遺訓：「凡中國之君，雖易異姓，宜善事之。」「如遇真主，宜速歸附。」唐明宗聞訃，廢朝七日，御祭三次，賜諡「武肅」。吳越奉旨，加倍謙恭。因而後唐閔帝應順元年(934)，仍冊封錢元瓘為吳越王。所以後唐與吳越雖一度因誤會而疏遠，通過妥善處理，及時解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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