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
我的研究對象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一個轉折點，而且實際上更廣泛地說，也是歐洲人的思想和行為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關於轉折點，我說的是觀念的一種轉變。這是和那種當一個發現，甚至是極其重要的發現，解決了甚至是最為核心和麻煩的問題時發生的變化不同的東西。某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是依據該問題而得到的，並不必然地改變該問題得以提出時所依據的範疇和概念；如果它賦予了這些範疇什麼的話，那只是更多的權威性和活力。牛頓的發現並沒有改變克卜勒和伽利略物理學的基礎。凱恩斯的經濟學觀點和方法也沒有打斷由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所創造的研究課題的連續性。關於轉折點，我說的是某種不同的東西：整個概念框架的劇烈變化，在該框架中一些問題得以提出；從新觀點、新詞彙、新關係的角度看，那些老問題顯得微不足道、過時以及有時顯得不明智，以至於以前的那些折磨人的問題和疑問像是古怪的思想方式，或者是屬於一個已經消逝了的世界的混亂。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至少發生了（在我看來似乎是）三次這種類型的轉折。
第一個轉折點通常被定位在亞里斯多德死後到斯多葛學派興起之間的短暫而神秘的時期，那時在不足二十年的時間裡，雅典佔統治地位的哲學學派不再認為個人只有在社會生活的環境裡才是聰慧的，停止討論那些曾支配著柏拉圖學派和呂克昂學園的、與公共及政治生活相關的問題，就好像這些問題不再處於核心，甚至不再有意義，並且突然從內在經驗和個人救贖的角度純粹地把人作為孤立的實體討論起來，而蘊涵在人類天性裡的道德甚至進一步把他們孤立起來。對所有價值的大規模重新評判——從公共的到私人的，從外在的到內在的，從政治的到倫理的，從城邦的到個人的，從社會秩序到反政治的無政府主義，以及觀念和語言中相應的變化，幾乎不可能發生在思想史家所劃定的、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僅僅十五年或二十年的時間裡。我們不知道，也許永遠不會知道，在此前的一百年裡，存在著多少對體現在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觀念裡的哲學圖景的系統反對。我們對認為公共事務不受客觀理性影響的早期犬儒派、懷疑論者和詭辯派的思想知之甚少。我們知道的關於這些先驅者同時也是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反對者的一切，或者說幾乎一切，都是來自他們敵人的作品；這就好像我們所知道的關於伯特蘭·羅素的學說的一切都來自蘇聯教科書，又好像我們所知道的中世紀學說源自伯特蘭·羅素的學說。但是無論如何，這的確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主要轉折點，其後沒有什麼可以與之相比。在我看來，
馬基雅維裡揭開了一場同樣重要的顛覆運動的序幕。自然價值與道德價值間的鮮明區分、關於政治價值不僅不同於而且可能根本上與基督教倫理不相容的假設，對於宗教的功利主義的看法，對於神學以及形上學的和神學的證明的懷疑，對於在理論上是一個邏輯矛盾、在實踐中必然是大災難的理想共和國的觀念的懷疑——所有這些都是新穎和讓人震驚的東西。人類此前從來沒有被公開地號召在一個沒有目的的世界裡、在不可調和的私人和公共價值體系之間做出選擇，並且被預先告之可能根本不存在關於這個選擇的終極的、客觀的標準，因為這兩條道路通常指向相反的方向，很少有什麼共同點。在這裡我不想誇大這把插在歐洲傳統裡的匕首的嚴重後果，梅尼克就是這麼稱呼它的。
第三個大轉折點——在我看來是最重大的，因為此後再沒有發生過如此有革命性的事情——發生在十八世紀末葉，主要是在德國；而且它雖然因「浪漫主義」的稱呼而廣為人知，它的全部意義和重要性即使在今天也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我將以最簡單的方式敘述我的論點——這過於簡單，也許總體上不準確或不公正。這就是：十八世紀見證了倫理和政治學中關於真理和有效性觀念的破滅，不僅僅是客觀真理或絕對真理，也包括主觀真理和相對真理——有效性也是這樣的——同時也見證了因此出現的大量的、實際上是無法估量的後果。我們稱為浪漫主義的運動使現代倫理學和政治學發生的轉型，遠比我們意識到的要深刻得多。
在整個西方思想的核心傳統裡，人們一直假定所有的普遍問題都是同一邏輯類型的：它們是關於事實的問題。因此只有那些處於某個位置、知道相關數據和能夠正確地解釋它們的人才可以回答這些問題。認為一個問題如果根本無法回答就不是一個明智的問題，認為在某處存在著對每一個難題的解決辦法，雖然可能被隱藏或難以接近，就像是隱藏的財寶（這被啟蒙時期和十九世紀的實證主義者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在我們今天也如此）——這樣一種信念是直到我討論的時間點為止的西方思想所抱持的主要假設。在這方面，道德和政治問題不是迥然不同的。「什麼是人最好的生活？」，「為什麼我應該服從你或別人？」（這也許是政治哲學最核心的問題），「什麼是權利？」，「什麼是自由，為什麼要追求它？」，「什麼是義務、權力、公正、平等？」，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問題，從根本上被認為可以用回答更為明顯的事實問題的同樣方法來回答，這類事實問題比如：「水是什麼組成的？」，「有多少星星？」，「裘力斯·愷撒什麼時候死的？」，「當他越過盧比孔河的時候先邁出的是哪只腳？」，「為什麼希特勒要殺這麼多人？」，「上帝存在嗎？」我自己也可能無法說出裡斯本離君士坦丁堡有多遠，或者某個病人是否會死於某種疾病，但是我知道去哪裡尋找答案，該做什麼，該諮詢什麼樣的權威。我知道什麼類型的命題可能成為我的問題的答案，什麼類型的不可能。當我說我知道真正的答案在本質上一定是可以發現的時，我的意思就是上述的這些，儘管我可能不知道答案，而且也許實際上沒有人——除了萬能的存在——知道。在對這種知識的互相競爭的追求者中間存在著激烈的爭辯。有的人在個人天啟經驗裡、在教義信仰和經典書籍裡尋找真理；或者在這些真理的專職解釋者的聲明裡尋找——巫醫，教士，教會，預言家，各種與看不見的力量有接觸的人。各種教派可能不會總是提供相同的答案，但這樣的答案被認為一定是可以發現的；如果不在這個派別或宗教的聲明裡，那麼就在其他派別或宗教裡。有的人尋找答案時藉助形上學的洞察力，或個人的良知，抑或藉助部落或文化的不朽智慧，單純善良的人的未被腐蝕的心靈；有的人傾聽人民集會時的聲音，有的則傾聽神聖的國王或領袖的聲音。有些人認為真理是永恆不變的，其他人則認為它是歷史地發展形成的；人們到處搜索真理，在過去或在未來，在今生或在來世，在理性的宣言或神話及其他非理性源泉中，在神學中，在數學方法對經驗數據分析的應用裡，在常識的歸納裡，或者在自然科學的實驗室裡。在互相競爭的認為可以真正回答這些問題的各種宣言之間，上演著你死我活的爭鬥。當最後要得到的是對有關生死、個人救贖、按照真理生活的問題的解決時，情況就不可能是別的樣子。這是柏拉圖主義者和斯多葛主義者的信仰，是基督徒和猶太教徒的信仰，是思想家和實幹家的信仰，是千差萬別的信徒和非信徒的信仰，直到今天都是這樣。且不論區分這些不同觀點的各種巨大差異，有一個大的前提假設，或者說是一個假設的三個子命題，構成了它們全體的基礎。第一個是存在著人類天性這樣一個實體，它是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可以通過相關的專業知識來理解；第二個是擁有某種特殊的天賦意味著要去追求由上帝或一個非人格化的事物本質加之於它或內在於它的某種特殊的目標，而且對這些目標的追求本身就是使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東西；第三個是這些目標以及相應的利益和價值（這是需要神學、哲學或科學去發現和界定的工作）不可能彼此衝突——實際上，它們必須組成一個和諧的整體。這些假設的最大體現是古典、中世紀和現代的自然法概念。它們被每一個人所接受：即使是某些最尖刻的自然法的批評者也沒有質疑——懷疑主義者，經驗主義者，主觀主義者，有機論者或歷史進化論的信徒。按照亞里斯多德的說法，一位古代的智者的確觀察到了發生在雅典和波斯的大火，而社會和道德觀念就在我們的眼前改變了。相似地，孟德斯鳩也說過，當蒙提祖馬告訴科特斯，基督教對於斯巴達人來說可能是最好的，但阿茲特克宗教對於他的人民是最好的時，他所言非虛。這是令那些相信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感到厭惡的思想；也就是說，既為基督教教會所厭惡，也為機械唯物主義者和實證主義者如愛爾維修、孔迪亞克和他們的朋友所厭惡。但是即使相對主義者和懷疑論者也不過是認為每個人和每個社會，依據不同的地理或氣候條件，或不同的法律和教育體系，或一般觀點與生活模式，會有不同的需求——這些孟德斯鳩都稱為法的精神。然而，這些問題的客觀答案當然是可以發現的：你只需要知道人們生活於其中的情境。就此而言，你可以以永恆的客觀真理的名義，宣布因為波斯人的需求不同於巴黎人的，在波斯是好的東西在巴黎可能是壞的。但是答案仍然是客觀的，波斯的法規的正確性並不和巴黎的相牴牾。我在布哈拉揍了我的妻子，我沒有在伯明罕打她：不同的環境決定不同的方法，儘管目的是一致的；或根據不同的刺激而有所不同。即使對於極端的懷疑論者如休謨來說，這也同樣是真的：為了尋找生活的正確道路而訴諸內在觀念或先驗真理是毫無用處的。前者根本不存在；後者沒有提供關於這個世界的什麼信息，只提供了我們使用詞彙和象徵符號的方法。但是否沒有什麼可以去求助的呢？實際上有。價值就是人們所追求的：他們追求自己需要的滿足。經驗心理學會告訴你人們想要什麼，他們贊成和不贊成什麼；社會學或社會人類學會告訴你不同國家、團體、階級、文化（以及它們內部）的需求和道德及政治價值間的異同。德國歷史學派最強烈地反對一切不變的、普遍的原則，並用一種具體的「有機」實體的連續感來取代它們——一個特定的民族，或部落，或一種傳統，但即使是這樣一個學派，在其早期學說裡，在赫爾德、薩維尼，尼布爾（以及在英國的柏克）的著作裡，也沒有在任何程度上宣稱或暗示這些不同的發展模式是彼此對立的，或者說它們不是一個大的宇宙整體的元素，一個大的有差異性的統一體。道路也許是必然不同的；但目的對於所有人來說只有一個：它包括了和平、正義、美德、幸福、和諧的共存。那就是萊辛關於三個戒指的著名寓言的核心，這是就整個啟蒙運動而說的。
霍爾巴赫指出，人在本質上是與其他三維實體相似的東西：倫理學是第一個發現人的本質是什麼、人需要什麼以及最終如何滿足這些需要的科學；政治學是應用於集體的科學——德行和政治是餵養和滿足人類獸性的科學，或者換個說法，按照愛爾維修的說法是心靈的農業。勒梅爾西耶·德·拉·利維埃爾斷言人類的目的是被給定的：是由人類本質的結構所給定的。我們無法改變它們，只能去理解它們的法則並照此行事。政治學就是航海術——航海術要求具備關於海洋、季風、礁石以及人們不能但想要到達的港口的知識：這就是所謂理性的方法。法律的專制和立法者個人的專制是一回事：勒梅爾西耶認為都是不可抗拒的證據的力量。立法者只不過是建築者而已：自然已經畫好了整個藍圖。愛爾維修宣稱他根本不關心人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只要他們是智慧的——因為如果他們是智慧的，事實上他們就可以用最有效的方法追求幸福，無論他們是否可以實現這一點，也無論他們如何解釋自己的行為。孟德斯鳩認為為達到這樣一些對所有人類都一樣的目的，如幸福、正義或穩定，其方法在不同環境裡會有所不同；休謨認為這些目的是主觀的，無法先驗地證明；赫爾德認為它們不是普遍性的或完全理性的，並且依賴於一個追求自己特殊的、惟一的道路的特定社會在這個有機發展過程中所達到的階段。但是如果這些目的，主觀的或客觀的，統一的或變化的，是由上帝、理性、傳統給定的，那麼剩下來的惟一真正的問題是關於方法的。政治問題轉變為純粹的技術問題。當然，也會有不同的情況。某些追隨柏拉圖的人相信只有經過特殊訓練的人才能發現這些目的：聖哲，或受到天啟的預言家，或啟蒙哲學家，或科學家，或歷史學家。孔多塞看不出為什麼進步不能由人類科學專家組成的政府在人類事務中取得，如果人類採用與蜜蜂社會和水獺社會同樣的方法。赫爾德根本不同意孔多塞的看法，因為人類社會通過追求精神目標來發展和轉變自己，而蜜蜂和水獺的社會不是這樣的。但是他沒說什麼反對孔多塞的「自然用真理、幸福和美德的不可打斷的鎖鏈支配一切」的命題的話；因為否則就沒有什麼和諧了。舉例來說，如果你可以證明真理可能和幸福不相容，或者幸福和美德不相容，那麼，假設這三者都被看作是絕對價值的話（這一點在十八世紀以及其他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公理），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對於「我們應該追求什麼樣的目標」、「什麼是最好的生活方式」這樣的問題從根本上不可能給出任何客觀的、可以證明的答案。但是除非這些問題可以從根本上得到回答，否則我們追問的到底是什麼呢？康德和盧梭與柏拉圖不同，他們斷言對於價值問題的回答根本不是專家的事，因為每一個理性的人（而且每一個人都可以是理性的）都能夠找到這些基本道德問題的答案；而且所有理性人的答案都應該必然地是一致的。實際上，他們對於民主的信念就是依賴於這個原則。我想說明的是，而且這在我看來很關鍵：所有這些不同的學派都同意價值的問題是事實問題的一種。既然一個真理，例如對「我是否該追求正義」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可能與另一個真理——例如對「我是否該慈悲為懷」這個問題的回答（因為一個真命題在邏輯上不可能與另一個衝突）——不相容，那麼至少在理論上，可以營造一種理想狀態，其中包含著對所有社會生活核心問題的正確解答。所有阻礙該理想狀態實現的障礙都必然是暫時的或偶然的。人類所有的弱點、失誤、愚蠢、腐化、不幸，所有的衝突以及所有的邪惡和悲劇，都要歸咎於無知和錯誤。如果人類預先知道，他們就不會犯錯；如果他們不犯錯，他們就能夠——而且作為理性的人，他們就願意——通過最有效的方法來追求他們真正利益的滿足。這些基於理性之上的活動永遠不會互相衝突；因為在人或這個世界的本質裡沒有什麼使悲劇變得不可避免的東西。罪、惡、痛苦都只是因為盲目產生的失調的形式。知識，無論它是科學的還是神話的，經驗的還是神學的，塵世的還是天堂的，都創造出美、和諧與幸福。這個世界裡並沒有什麼容不得聖人或天使的東西。美德即知識。這個核心的西方信仰以及它的各種支派，歷經古典希臘哲學的衰落、基督教的興起、蠻族入侵和中世紀教會以及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而倖存下來，並且實際上以這種或那種形式發生著影響，這個歐洲理性主義最強有力的支柱，這個三足鼎的中心足，被浪漫主義運動削弱了，或者至少是被破壞了。首先在我看來，某些浪漫主義者最徹底地切斷了古典觀念的所有根基——即認為行動和選擇問題的答案以及價值是可以被發現的這樣一種信念——並且堅持認為這類問題是沒有答案的，無論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經驗的還是先驗的。其次，對他們而言沒有什麼可以保證各種價值在理論上不彼此衝突，或者如果它們是衝突的會有什麼解決的辦法；而且像馬基雅維裡那樣，他們認為否認這一點就是某種形式的自欺欺人，幼稚或淺薄，是可憐的並總是災難性的。第三，我認為從他們學說的積極方面看，浪漫主義者引進了一組新價值，與舊的價值毫不相容，而今天大多數歐洲人是這兩種互相對立的傳統的繼承者。這兩種觀點我們都接受，而且以一種如果我們對自己誠實就無法避免的模式在二者中間搖擺，但這從思想上說不是內在一致的。追溯這種在不同觀點間的重大轉移可能是一生的事業。這裡我只能簡單地談幾點，來說明這種革命性現象的大致輪廓。
本文選編自《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注釋從略。推薦購買此書閱讀完整內容。該選文只做推薦作者相關研究的書目參考，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任何商業運營公眾號如轉載此篇，請務必向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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