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與非/文
人到底如何才能自由以及保持對自由的嚮往？一個初始的假定是，人在年幼的時候都是自由的。在嬰兒肆無忌憚通過哭鬧而對父母的支配中，在兒童跌跌撞撞走向未知的嬉戲中，以及在少年輕狂地憑藉自身理性的微光所爆發的青春期反叛中，都有自由。恰如盧梭所確證的，「人生而自由」，然而為何他又加了一句，「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什麼讓天賦的自由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萎靡，乃至於要用「社會人」的成熟來包裝、壓抑和解釋自己的不快樂？什麼樣的人年過花甲而依然熱血豪邁，炸出一句「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就投入到「不自由、毋寧死」的反抗中去？
自由似乎是不可教的。傳授人們自由的理念，就帶有一種強迫人們接受一個價值觀的意味。這其中的義務性的味道在表面上又與自由的本義背道而馳。儘管我知道，自由不僅僅是理念和價值，而是一種與生命和生存息息相關的本質之物，但是，我們欲將其表達出來而不帶有理念和價值的形式，似乎又根本不可能。表達與生命，有一道不可說的鴻溝，但無論如何，又必須表達。
葉禮庭（舊譯：伊格納季耶夫）的《伯林傳》似乎在這個問題上，向我敞開了一縷洞穴中的微芒。這位文筆出奇優美的傳記作者，仿佛呈現給我們一個關於以賽亞·伯林的「小徑分岔的花園」，那些豐富有趣的故事有時或許會讓讀者亂花迷眼，但另一方面，他也給了我們上帝視角般直擊要害的啟示。儘管伯林支持價值多元論、反對價值一元論，所以他更接近於所謂「狐狸」，而非「刺蝟」，但葉禮庭堅信伯林是一隻「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蝟」，至少也是一隻「想要做刺蝟的狐狸」。這個視角讓他對於伯林之生平事跡的整理和敘述都顯得別有一番系統化的深意。如果我們覺得雞蛋特別好吃，那麼了解一下下蛋母雞的生活狀況其實也相當合理且必要。一個人的生活情境跟他的理論思考，雖然並不是因果性的決定關係，卻總是帶著有待解釋的匹配相關性。
以賽亞·伯林最為突出的貢獻，是他承續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經典劃分，從而回溯和捍衛了自約翰·S·密爾以來的古典自由主義觀念。圍繞著伯林的自由概念而產生的不管是更左的還是更右的批判，都源於對這個古典自由主義觀念的不滿足，而不是根本上的反對。這導致伯林雖然在公眾中因為這個古樸的自由觀念而大受歡迎和讚賞，但在一些追求深刻的理論家看來，他只不過是「自由主義的一頭已經滅絕的乳齒象」，他們將他作為「約翰·S·密爾最後的微弱回聲，作為無害而可敬的老古董來加以溫和地對待」。然而畢竟，伯林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是20世紀唯一倖存下來的三大意識形態之一，在其中，伯林厥功至偉。
關於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伯林簡潔地說，自由主義者們「希望對權力本身加以約束」，而其他的那些人則「想要把權力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約束權力而給個人的自由選擇留出「私人領域」，這是「免於……」的消極自由；攫取權力為實施某個預定的或宣稱的目標，這是「去做……」的積極自由。在伯林看來，積極自由雖然不能說全無道理，但卻是極度危險的，因為那些被宣稱的目標往往會成為攫取權力的人為所欲為的藉口。哈耶克曾借用荷爾德林《許佩裡翁》中的詩句闡明20世紀的這個弔詭教訓：「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
脫離了上述背景，伯林揚消極自由而抑積極自由的態度，馬上會變得不可理解。漢語學界對於伯林的爭議發生過一場奇怪的誤解。他們認為犬儒主義的不作為就是因為人們秉持有「不做……的自由」的緣故，進而要求伯林的消極自由概念為此負責。然而，「消極自由」雖然相對於「積極自由」概念而言，但它並非「不做……的自由」，而是「免於……的自由」。「不做……的自由」和「免於……的自由」的區別，就像「不想強姦」和「不想被強姦」之間的區別一樣清晰明白。「消極自由」說的無非是「我不想被強姦」；而為了「不被強姦」，其中當然包含著行動的要素，就是通過普遍的立法而達到對他人的行為的約束。因而，消極自由從來都是一種政治自由，規定的是個人自由行動的前提條件，而不是個體的具體行動。消極自由就像一個標準搭建的羽毛球館，有了它，你和朋友們就可以暢快地打羽毛球，但是這個羽毛球館並不保證你打得好還是壞，你是輸還是贏。政治自由提供的是秩序和規則，只保證你在有意願和有能力的前提下，可以暢快地行動或者公平地競賽。那些宣稱「金錢多一點，自由就多一點」的「平等自由主義」者們，無疑只是翻出了「積極自由」的老傳統，加入到對伯林的不滿行列中來。
因而始終要注意的是，我們要在伯林的歷史處境中來理解他精心辨析的概念。當然，這種概念處在歷史情境中，並不意味著它只適用於一時一地。恰恰相反，這個概念的普遍意義始終盤踞在我們共同生活的底層。我們可以說，倘若沒有對於消極自由的足夠行動，我們就會招致積極自由的報復。並非只有積極自由才涉及行動，消極自由同樣涉及艱苦卓絕的行動，它需要對人性這塊「曲木」有足夠深刻的洞察，以及在這種洞察基礎上對於秩序的審慎維護。而這種在實踐上的審慎態度居然讓他成為德國浪漫主義的敵人，把積極自由的源頭追溯到浪漫主義者身上。這一點從學理上來說當然值得進一步商榷，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思想的膚淺或理論的不清晰。這就像波普爾把20世紀人類制度的失敗歸咎於黑格爾和柏拉圖，哈耶克歸咎於盧梭等一樣，他們共享一種顯而易見的政治學上的
洞見，因而不得不枉顧這些思想家的本來分量。我們只要想一想正是伯林背後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世界構建了民主加市場的當代新秩序，而他所批評的浪漫主義者背後的日耳曼世界對此卻無能為力，就足以原諒他在思想史寫作中的這種冒進了。
這樣的一個自由概念，卑之無甚高論，應該就是指「在不幹涉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這看起來平平無奇的結論，為什麼可以成為現代社會的總原則？葉禮庭認為，這源於伯林對於人類生活的兩條最基本的洞見。首先是伯林發現，人類的各種價值觀念是相互矛盾、無可調和的，自由與平等、正義與慈悲、寬容與秩序、反抗和審慎等都處在持續的張力之中。這就是伯林的價值多元論。試圖在單一價值的指導下前進而不至於翻車，幾乎是不可能的。德性是多樣化的，必須交給人們具體地決定。其次在於他對於人的有限性的認肯，人不是完美的，不具有無限可塑性，因而不可能像理念中所設想的那樣被改造，對於人類靈魂的改造會造成人間地獄的結局。以上兩點造成了人類自由的限定性：不可能是最小公倍數上的自由，而只能是最大公約數上的自由。我們無法預先設計人類自由所能達到的高度，但卻可以預先防範最不自由的情況發生。通過法律防範人與人之間的暴力侵害，通過法律防範機構對於個體的權力侵害，這就是消極自由概念所指向的制度建設的目標。
那些關心人類靈魂及其德性的工程師或者改造家們，總是看不上這種以秩序和規則為導向的政治自由概念，他們嘲諷自由主義無能於或者無意於提出人性拔高的要求，認為自己已經擊打在了「自由主義柔軟的下腹部」上，然而，他們不明白的是，這類自由的堅守者並不是對道德情操無動於衷，而是對於那些德性提升的主張有過更深一層的衡量。在此起彼伏的「高德大能」面前，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更願意宣稱自己是淺薄的。當葉禮庭問起伯林平靜、神秘、幸福的生活時，伯林鎮定而淡然地回答說，他之所以幸福是因為他是一個膚淺的人。
在伯林的另一句話中，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這種自由靈魂養成的線索。葉禮庭詢問85歲的伯林，生活中什麼事情最讓他吃驚，伯林回答說：「在這麼多的恐怖當中，我居然如此平靜而快樂地活過來了，這一點是最讓我吃驚的。」這句話的含義實在過於豐富，如果我們願意仔細體會，或許就可以找到一種自由主義的共鳴。
首先是對恐怖的敏感，對於那些有可能侵犯自身的威脅的警惕。自由主義者的前提條件是對自己的生活處境有著清醒的認識。歌舞昇平和歲月靜好恰恰是在取消了自己對於生活的責任之後才勉強帶來的世界觀圖景。「暴死恐懼」是每一個必須對自己生命負責的人的天生稟賦。正因如此，將「暴死恐懼」視為社會契約之前提的霍布斯才帶上了自由主義的因子。在同樣的條件下遭遇暴力濫用和權力濫用的可能性預估，促使人們達成最大程度上的移情和共情。這種情感共通的普遍化能力是秩序構建的心理學基礎。伯林很小的時候就在十月革命的壓力下與家人一起輾轉逃亡到拉脫維亞，最終逃亡到了英國。在這個過程中，伯林親眼目睹革命者在街頭撲殺舊制度「法老」的情景，成為他幼年對於恐怖的不可磨滅的印記。後來他訪問蘇聯，與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託娃等人的交往，則或直接或間接地讓他共情地了解到了文人的命運。他本人的猶太裔身份在狂躁的納粹運動中更讓他有切己的恐怖體會。伯林的稟賦就在於把這些恐怖放在其思考的焦點位置，而他思考的方向從來不在於「克服」恐怖，而只是在於尋找防範這種恐怖於未然的機制。
其次是生活的幸運。厄運磨鍊人的品質，但過多的厄運對於品性培養來說絕非好事。生活上恰如其分的富足可以增加人們自立的信心。因為自立始終是一種在人際的依賴關係中的相對均衡狀態。自立絕非沒有依賴，而只是永遠不在依賴性中完全喪失主權而已。人總是可以獨立存活，這是自由主義理論能夠放手把私人領域的事務完全交給個體自主決定的理由所在。那些相信人的完滿性的理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恰恰最不願意承認每個個體都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對於這種理論來說，永遠是掌握完美人性解釋權的人前去管理、制裁、提升那些劣等的、低級的人性，一如雅利安種族之於猶太民族、德性高尚之君子對於無知懵懂的小民。以賽亞·伯林是一位成功的猶太木材富商的獨生子，他從小就有一種被「寵壞」了的氣質，懶散到經常賴在床上吃早餐，即便成年以後回到家，也經常被人抓到這樣的習慣。他的幸運並不是暴發戶式的，而總是一波三折的。就仿佛命運偷偷地擠出些奶與蜜來滋潤他的生活，但也決不讓他沉淪到臥薪嘗膽的地步。他那懵懂而晚熟的戀愛經歷似乎就是一個典型的寫照。早年他並沒有放很多心思在女人身上，雖然有一兩次戀愛，但都並不成功地結束了，直到最後的「覺醒」，遇到了猶太裔的法國女貴族艾琳，並且最終與其結伴終身。
我不敢說這兩點是形成一個盎格魯-撒克遜風格的自由主義人格的唯二先決條件，但似乎很多人都有類似的軌跡。英國的自由主義者洛克、密爾以及休謨，都兼具有土財主和自由思想者的特徵。他們不僅在學術思想上取得成功，也在世俗的功業上實實在在地立下過功勞。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當然不能忘記，那就是一種有教養的學識。伯林在牛津大學聖體學院主攻的是古典文學，雖然在牛津哲學圈的影響下短暫研究過分析哲學，但最後還是根據自己的特長展開思想史的研究和寫作。伯林有意識地形成一種古典的文風，那是一種對麥考萊和卡萊爾那種連綿宛轉的華麗句子的出色模仿，這遭到一些人詬病，但也被更多人欣賞。他在英國BBC上的著名演講被麥可·奧克肖特稱讚為「講臺上的帕格尼尼」。這可以說是一位猶太異鄉人轉身成為英國紳士的最佳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