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是西藏的東大門，「昌都」這個詞在藏語意為「水交匯的地方」，兩條河昂曲和雜曲在達馬拉山山腳處交匯，合併成了著名的瀾滄江，而昌都就是這個交匯之地。
如果看過清朝有關藏區的史料，你會發現那裡根本找不到「昌都」，但卻能經常看到一個音近的詞——「察木多」。沒錯，那就是昌都以前的譯名，而按照藏語發音的話，它原來的名字「察木多」，其實比現在的「昌都」更合適一些。
清朝曾在察木多冊封了一批大活佛和土司，受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的管理。清末，日暮西山的帝國於藏區發出了最後的吶喊，朝廷在漢藏交界地帶設立了川滇邊務大臣轄區，簡稱「川邊」，首任大臣趙爾豐銳意進取，以胡蘿蔔加大棒實行改土歸流，將川邊高歌猛進到距離拉薩僅一日行程的工布江達，昌都自然也被他囊括其中。
民國成立後，軍閥混戰無暇顧及，這裡很快被西藏地方政府也就是噶廈政權佔領，並在此設立了昌都基巧（即昌都總管，其地位極高，通常由西藏噶廈政府的首腦之一即噶倫或卸任噶倫出任），但民國政府並不承認，官方仍把這裡認為是西康疆域的一部分。
四川軍閥和西藏當局經過多年爭鬥，雙方的勢力範圍最終穩定在金沙江一線，此後十多年雖有小打小鬧，但大體太平。直到六十餘年前的1950年，昌都終於又一次成為了中國乃至世界矚目的焦點——昌都戰役拉開了解放軍進軍西藏的序幕，它也是解放大陸的最後一戰。
當年，大陸其他地方已基本解放，而西藏仍由噶廈政府統治著，它在清朝滅亡後四十年左右的時間裡成了一個半獨立的喇嘛王國。噶廈政府源自公元18世紀中葉的七世達賴喇嘛時期，到昌都戰役時已經延續了將近兩個世紀，其日常行政首腦稱為噶倫，通常有四名，包括三名世俗官員和一名僧官，他們對達賴喇嘛或代表達賴喇嘛的攝政王負責。
此時西藏名義上的最高首領十四世達賴喇嘛還是個孩子，大權掌握在顢頇無能的攝政王達扎活佛手中，儘管此人平日除了熱衷貪汙外對其他事情毫無興趣，但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他也不得不做出反應。
惶惶不可終日的西藏噶廈政權無疑想拒解放軍於金沙江東岸。此前在印度的支持下，藏軍臨時抱佛腳開始擴軍，很快從原來的14個代本（相當於團的編制）擴充到17個代本，而其中十個代本都參加了此次戰役，總兵力約六千人，他們全部布防於昌都、江達一線，可以說噶廈地方政府為阻止解放軍由昌都進藏投入了最後的本錢。
儘管裝備了從印度緊急運過來的現代槍械，但這支軍隊的素質卻難以令人恭維，與他們那些中世紀的先輩們並沒有本質區別。歷史記載，這些藏軍缺乏訓練、軍心渙散、紀律鬆弛，基本上沒什麼戰鬥力。士兵當中，既有50歲乃至60歲的老人，也有不滿16歲的娃娃，大多數都拉家帶口，不僅要為自己著想，還要為妻子兒女的命運擔心。
身為對手的解放軍對藏軍戰鬥力的評價低得可憐，甚至可以說嗤之以鼻，比如最高指揮官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後來就寫道：「我們曾以兩個連同敵人一個代本打了一仗，以一個排衝垮敵人一個代本。」藏軍一個代本大約五百多人，竟然大敗於一個排的敵人，除了剛剛經歷了慘烈的國內戰爭的解放軍素質確實過硬外，藏軍本身軍事能力的低下無疑也是重要因素。
更讓人難以想像的是，十個代本的指揮官無一例外，竟然全都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其中幾個代本團長還是西藏有名的膽小鬼，根本不可能贏得部下的尊重。對這一奇觀，美國學者戈爾斯坦在其巨著《喇嘛王國的覆滅》中解釋道：
「這並不奇怪，因為西藏政府故意不讓藏軍代本們接受專門的軍事訓練，以免造成軍事將領勢力強大的局面；相反，他們所奉行的軍事政策是，任何一名官員都可以充當藏軍代本或其他軍官。」
而這支隊伍的最高指揮官也並不令拉薩當局放心。此時恰逢昌都基巧拉魯才旺多吉的任期滿了，據說他堅決不願在這個是非之地多待，強烈要求噶廈政府批准其立即卸任回拉薩。但也有說法認為他強烈要求留任，但膽小怕事的噶廈認為此人極其好戰，擔心他惹惱了解放軍引來滅頂之災，因此堅決不同意。
昌都基巧位高權重且收入豐厚，平時是難得的美差，按例必須要噶倫出任，可在拉薩的三個噶倫互相推委，誰也不願在這時候去昌都接過這個燙手的山芋，結果時任孜本（西藏地方財政長官）的阿沛阿旺晉美成了倒黴蛋，他被噶倫們推出頂雷，火速提升為增額噶倫並出任昌都基巧，時年42歲。也有說法認為，此人是西藏政壇有名的鴿派，值此危急存亡之秋，西藏當局派他接替鷹派的才旺多吉，不無首鼠兩端之意。
阿沛家是西藏望族，不過儘管家族成員曾數次出任噶倫，但這位阿旺晉美原本卻並非阿沛家一員，而是出身於一個叫「霍康」的有蒙古血統的中小貴族家庭。當年，阿旺家的家主阿沛噶倫在與四川軍閥的衝突中戰死，其遺孀決定招贅夫婿，最後幸運落在貴族霍康家的一名年輕軍官身上，他就是霍康阿旺晉美，入贅到阿沛家後改名為阿沛阿旺晉美。
但是，入贅阿沛家的阿旺晉美最初還不是噶倫，他以阿沛家族主人的名義受封為小四品官，先後擔任過昌都基巧府糧餉官和噶廈政府的法官，後來被提升為西藏地方財政長官即孜本。直到昌都戰役前夕，他突然被噶廈政權任命為噶倫，並被要求立即前往昌都赴任。
前面說過，與堅持與解放軍在昌都決戰的前任拉魯才旺多吉不同，阿沛阿旺晉美是典型的鴿派，力主通過和談解決問題。阿沛上任後，首先支走了要求抵抗到底的拉魯，同時主動拆除了拉魯原來修築在山頂上的防禦工事，不久後又停止招募更多的康巴民兵，理由是避免激怒解放軍。
事實上，阿沛簡直就是來幫倒忙的。對於藏軍的部署，美國學者戈爾斯坦寫道，在防禦上阿沛沒有建立一支常備的後備軍。藏軍全體官兵除了幾百人留守昌都之外，其餘軍隊都被分散布防於邊境沿線。人民解放軍隨時都可能突破藏軍的防線，而邊防軍後面並沒有設置第二道防線。
另外藏軍的通訊也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戈爾斯坦繼續寫道，1950年7月，在拉魯的一再請求下，阿沛從拉薩帶來了兩部手提式無線電收發報機，可是他決定不在金沙江沿岸邊境地區設置這兩部電臺。於是拉魯只好自己帶一部走了，另一部則留在昌都閒置著。
戈爾斯坦繼續寫道，在解放軍發動昌都戰役之前，英國派來協助藏軍建立通訊系統的情報員福特曾試圖說服阿沛將那部閒置未用的電臺送到戰略要地類烏齊去，以便能夠及時迅速地收到有關拉貢昂達撤退路線的情報，但卻遭到了阿沛的拒絕。隨著9月底的到來，許多人都推測冬季的臨近意味著中共軍隊可能不會發動進攻，更使藏軍逐漸放鬆了警惕。
所以，後來許多人笑稱阿沛是TG在西藏最大的臥底，從他當時的防禦部署來看，確實漏洞多多，仿佛就是故意為了讓敵軍得逞似的。
其實在藏軍對面，解放軍的參戰兵力並不是很多，他們多來自18軍，主力為52師。這個軍其實歷史很短，是支組建不久的二線部隊，在解放軍中無論人員還是裝備都難稱一流——1949年2月，中原野戰軍改編為第二野戰軍後，將豫皖蘇軍區機關及其獨立旅和各軍分區基幹團、第1縱隊第20旅組建為第18軍，隸屬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建制，張國華任軍長，譚冠三任政治委員，陳明義任參謀長。
1950年1月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及西南軍區令第18軍在第14軍和西北軍區一部配合下，執行進軍西藏的任務，他們經過數月艱苦跋涉，終於到達川藏邊界也就是金沙江東岸。
昌都戰役開始前，18軍指揮官判斷戰場形勢後，覺得殺雞焉用牛刀，於是上報中央認為「使用18軍4個團又2個營，加上玉樹方面、察隅方面少數部隊的配合，是夠用的」。最終部署的參戰部隊以十八軍52師為主，包括154團、155團、156團和53師157團，再加上其他部隊（雲南126團和青海騎兵支隊）共6個團的兵力，儘管人數不算太多，但基本上形成了對藏軍二比一的優勢。
說起來奇怪，即使在本土作戰，藏軍卻並沒有得到「人和」——防線上的藏兵多由噶廈政權在西藏各地調來，在昌都當地很不受歡迎。昌都本地的康巴人雖然勇悍，但卻一直被西藏噶廈政權看做野蠻人加以歧視，幾乎沒有人能在官府中擔任稍高的官職，他們還要承擔沉重的賦稅，並飽受拉薩派來的貪官汙吏的盤剝，因此康巴人並不想為噶廈賣命，而是採取了觀望的態度，他們更關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能否得到保障。在解放軍強大的宣傳攻勢下，尤其得知班禪活佛等宗教領袖都得到了善待，康巴人逐漸消除了疑慮。
戈爾斯坦寫道：「中共當局所採取的解放西藏政治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分化瓦解宗教集團之中的西藏政府支持者。只要康巴人感到他們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受到威脅，他們就會置對拉薩當局的報怨和不滿於不顧，站在西藏政府一邊共同抵抗漢人。
「由於漢人並不希望卷人一場持久的遊擊戰爭，所以他們便竭力安撫和籠絡康巴人。他們不僅反覆廣播自己的聲明，散發宣傳手冊，向康巴人許諾將維護宗教自由，尊重寺廟寺規，而且還千方百計地爭取藏區各地著名大活佛的支持。
「得到班禪喇嘛的支持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他是格魯派的第二大活佛，並且在康區有一大批追隨者。」
「這些活佛喇嘛的作用不能低估，因為康巴民眾很難明白，如果像西藏政府所宣揚的共產黨真的打算毀滅宗教，那麼像班禪喇嘛、格達活佛這樣的高僧大德為什麼還要去支持中國共產黨呢?由於贏得了這些活佛喇嘛的公開支持，從而就增強了康巴民眾對共產黨所作出的宗教自由承諾的信心，這樣，共產黨和平解放西藏的計劃就有了根本保障。」
這裡提到的格達活佛，來自甘孜白利寺，在康巴地區享有一定聲望，他和紅色漢人一向關係很好，曾擔任過紅軍長徵時建立的甘孜波巴蘇維埃政府副主席。解放軍進軍西藏前，已是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達自告奮勇前往拉薩勸降，中途被藏軍扣押在昌都，隨後莫名其妙地暴死。
人們曾認為他被當時在昌都協助藏軍電報通訊的英國人福特下毒殺害，但昌都戰役後福特被捕，他對其他各項指控都供認不諱，惟獨對這件事始終否認，格達活佛之死遂成疑案，因此也不排除他是被當時的昌都地方官員暗殺。
為了嚴明軍紀，更廣泛地爭取和團結當地藏族民眾，解放軍昌都戰役指揮部要求官兵們必須熟悉當地的宗教、風俗習慣，必須表現出對當地宗教制度和宗教信仰非常尊重。指揮部下達了嚴格命令，不準索要或接受當地人民的東西，哪怕是一杯茶都不行，官兵的一言一行都必須體現出他們是來幫助藏族人民的子弟兵。
1950年10月5日，解放軍終於發起昌都戰役，兵分四路形成鉗形攻勢，進展相當順利，很快從南部和中部兩個方向切斷了藏軍的退路。而直到一周後的10月12日早晨，噶廈政府才得知解放軍發動昌都戰役的消息，為了避免藏民得知後發生內部騷亂，拉薩於是決定繼續封鎖消息。
與此同時，當地康巴人和昌都第一大寺強巴林寺的僧眾也從後面向昌都藏軍發動了進攻，後者更加潰不成軍。強巴林寺當時的寺主是第十一世帕巴拉呼圖克圖，也就是後來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員長的帕巴拉格列朗傑，他那時候只有十歲，據說當年解放軍也專門做過他的工作，並取得了小活佛的支持，強巴林寺的僧人就是在他的允許下加入了攻打藏軍的隊伍。
解放軍18軍諸參戰部隊的表現相當值得稱道，比如戰役開始後，52師的154團和青海騎兵支隊實施外線遠距離大迂迴，他們在青藏高原上縱橫跨三個省區（西康、青海、西藏），十四天走了約一千五百華裡，穿過橫斷山脈，兩渡金沙江和瀾滄江，在甲藏卡和類烏齊等地擊潰守衛藏軍，終於在既定時間內到達昌都以西的恩達，完成了大迂迴包圍的任務，從而切斷了藏軍的全部退路。
按照各方資料的記載，鑑於藏軍已被徹底包圍，阿沛決定與其進行無效的抵抗不如繳械投降。他命令全體人員退到附近的朱古寺，並委派兩名代表去找解放軍，表示願意投降。他們剛出發沒多久便碰上了一支解放軍偵察部隊，代表們給解放軍獻上了一柄表示投降的劍。
有意思的是，據說由於交劍過早，到後來辦理正式投降手續的時候，兩手空空的阿沛已經拿不出其他具有象徵意義的東西了。1950年10月19日，解放軍俘虜了阿沛及其手下的全體藏軍2700多人，繳獲了大量武器。
由此也引出了一個歷史疑案，阿沛究竟算起義還是算投誠呢？當時的解放軍前線指揮官認為阿沛是「投誠」，阿沛的和談代表說是「歸順」，而許多進藏的老戰士則說當時是按起義人員對待的。
直到1987年，原成都軍區任副司令員陳明義在審查總撰《進軍西藏》、《平叛鬥爭》兩個專題的工作時，將阿沛阿旺晉美的行為定性為低於起義但高於投誠，即「主動放下武器說」，這在軍史上首開不確定因素先河，也給後世留下了待解的謎題。
昌都戰役發起後不到20天就結束了戰鬥，藏軍被殲五千七百多人，計有五個代本團全部，三個代本團大部，一個代本團起義，代本以上高級官員二十餘名被俘，西藏噶廈政府一大半兵力被消滅，可以說血本無歸。
除了阿沛之外，值得一提的是，那個起義的代本團長名叫格桑旺堆，他是德格土司之子，後來流亡到拉薩，而德格正是康巴的文化中心，也就是說這位團長其實是康巴人，與西藏地方當局矛盾重重。因此，昌都戰役打響前，解放軍一直努力爭取這位團長，最終促使他前線起義。
有意思的是，儘管是解放全中國的決定性戰役之一，昌都戰役卻並不血腥，失敗方藏軍的被殲人員雖如此眾多，但傷亡人數卻只有區區180名，僅比勝利方解放軍傷亡的114名稍多，看來絕大多數藏軍沒怎麼打就都潰逃或投降了。
關於此役的結果，藏軍統帥阿沛.阿旺晉美其實早已預料到了，戈爾斯坦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中寫道：「據功德林喇章的一位官員回憶，阿沛曾對他說，西藏鬥不過中國共產黨，因為漢人擁有最新式的武器裝備和訓練有素、身經百戰的官兵。阿沛回憶說，一位中國軍閥就曾在1909-1910年單人獨馬佔據並控制過拉薩，因此西藏人怎麼能夠阻止整個中國的勢力的擴展呢？阿沛對功德林喇章的官員說，他確信設法進行談判、達成和平的解決辦法要比武力對抗好得多。」
阿沛所說的那位「曾在1909-1910年單人獨馬佔據並控制過拉薩」的「中國軍閥」，指的是清朝末年的鐘穎，但他其實既非軍閥也並非「單槍匹馬」——在川邊大臣趙爾豐的幫助下，年輕的皇親國戚鍾穎率一個協（清末新式軍隊編制，相當於旅）的四川新軍於1910年2月進駐拉薩，趕跑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但此後不久辛亥革命爆發，駐軍中的哥老會勢力乘機發難，西藏清軍混亂不堪，不得不全部撤出。儘管早已時過境遷，可這件事卻深深印在了西藏人尤其是阿沛這樣老牌貴族的腦海裡。
昌都戰役的勝利為全西藏的和平解放鋪平了道路。昌都解放後，西藏地方武裝大部分已被消滅，攝政王達扎活佛被迫下臺，噶廈政府既無實力阻擋解放軍前進，又無資本繼續討價還價，希望外國幹涉的願望又落了口，不得不同意派代表團赴北京就和平解放西藏進行談判，達賴喇嘛也逃亡到中印邊境等待結果。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首席代表李維漢和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籤署了著名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著名的<十七條協議>），西藏終於迎來了和平解放。
參戰解放軍最高指揮官、十八軍軍長張國華此後擔任過西藏軍區司令員、西藏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共西藏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成都軍區政委、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尤其要再提一下的是，1959年他曾任西藏平亂總指揮，指揮平定了那場著名叛亂，而1962年爆發的斃、俘印軍7000餘人的對印反擊戰，也是由張國華將軍指揮的，以18軍為基礎組建的西藏軍區在中印戰爭中一戰成名，徹底擺脫了二流部隊的名聲。
籤署《十七條協議》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同時也是昌都戰役的重要當事人、前藏軍統帥阿沛阿旺晉美後來擔任過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與其老對手張國華一起被授予中將軍銜。2009年12月23日，年已百歲高齡的阿沛在北京病逝。
對於這位西藏和平解放的主要功臣，中國政府和中共中央自然給予他高度評價，稱其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藏族人民的優秀兒子，我國民族工作的傑出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
有意思的是，幾乎在中國中央政府舉行悼念儀式的同時，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也宣布對這位前噶倫的逝世發布訃告並表示哀悼，悼詞裡同樣高度評價了他的一生，並稱其為「正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