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根據這段記載，韓非子以前就存在著記載商鞅、管仲思想的文獻，也證明了管仲學派在先秦時代也是重要的學術流派。
齊桓公、管仲是政治家和實踐家，是社會變革的直接設計者與參與者，所以他們思想也是他們的實踐經驗的總結。管仲學派是齊人繼承和發展管仲治國思想而形成的一個學派，在總結齊國社會變革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完整的政治哲學體系。
春秋時代，周室衰微，天子威權下降。為了填補由於周室微而導致的權力真空，諸侯國進入了稱雄爭霸時代。在這個時代當中，各諸侯國都致力於農戰，謀求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強大。管仲的變革正是適應了時代的這一需要。
較先進的政治家逐漸認識到農業生產和農民是國家最寶貴的財富，是國家謀求強大的根本所在。《管子》書中記載了齊桓公與管仲君臣之間的一段對話：齊桓公問管仲：「什麼才是國家的根本呢？」管仲回答說：「齊國的百姓才是陛下的根本呀。」
為什麼管仲說齊國百姓是桓公的根本呢？因為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也是軍隊的主要來源，所以就是謀求國家富裕和強大的根本。在以民為本的認識的前提下，君王治理天下的主要目標是爭取民心擁護。如何才能爭取到民心擁護呢？那只有君王推行順應民心的政策。
什麼樣的政策順應民心呢？這就要推行管仲「以予為取」的政策。意思是君主發布政令一定要符合人民心願，滿足人民的需要，使百姓富足。《治國》篇中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治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古人認為，富民的根本在於農業和糧食，只有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才能實現國富兵強。《治國》篇說：「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事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這裡所講的末作、奇巧是指商業，古人認為商業害農，不利於農業生產，所以一貫主張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
順應民心，滿足民意，逸樂之、富貴之、存安之、生育之，使民得其所欲，就能使百姓親愛君主，聽從君主的法令，於是就容易治理了。「民戴上如日月，新君如父母」，這樣君王就可以對百姓有所取了。比如，收賦稅，徵兵役等等。統治者所推行的政治越是能符合百姓的心願，滿足百姓欲求，就越是能從百姓那裡取得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這就是「以予為取」的政治策略。管仲學派同時也主張取民有度，反對橫徵暴斂。他們說：「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
進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經認識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他們認為老百姓雖然個別地好像愚笨，但人民大眾合在一起就是力量最強大，最聰明的。只有順應民心，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獲得群眾的真心擁護，就擁有了最強大的力量和智慧。
人民群眾不僅力量最強大，最智慧，而且觀察最細緻，判斷最公正，君王只有處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才有可能將天下治理好。「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毋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為不善。 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民。」
掌握了群眾，掌握了民心，才能掌握全天下的人力和物力，國家才能富強。所以「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致力於農耕，是進行爭霸戰爭重要基礎。
參考資料：《任繼愈談先秦諸子與哲學》 任繼愈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