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遊有方
想到這個題目，完全是因為《「一二八」事變時期的魯迅》一文（3月6日南方都市報歷史版）。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中國駐軍堅決抵抗，淞滬會戰爆發。魯迅的寓所就在日軍司令部附近，「遇戰事，終日在槍炮聲中」（魯迅日記），更有一顆子彈洞穿而入，後又遭到日軍搜查，處境非常危險。在內山完造的邀請下，魯迅及周建人一家搬到內山書店，厚被子遮窗熬了一星期才移往別處。可是對這段日子，魯迅日記卻「失記」，這讓作者非常困惑。須知，在此期間內山書店成了日軍的「後勤部」，「日本店員加入了在鄉軍人團做警衛工作，店內不斷燒飯製成飯糰供應門外守軍的軍人進食」（許廣平），此等情形魯迅不會不知道，但怎麼就那麼平靜呢？而在事後魯迅給友人的書信中，對這番「躲進小樓」的經歷也未著一字。更讓作者不可思議的是，值此民族危亡之際，作為「民族英雄」（毛澤東語）的魯迅在買書飲酒之餘竟有心情「邀妓」，且「與以一元」。作者感喟道：「此時的租界外正是炮火連天……可在魯迅日記甚或文章中……竟找不到半點有關日軍這場侵略戰爭的語句，這不能不說是個令人費解的謎團。」
帶著作者的疑問，我查了手邊幾本魯迅傳記，確實都沒有人說這一段。比如朱正《一個人的吶喊》摘錄了1月28日到2月6日的日記，但並未對「1月31日至2月5日 失記」特別在意，只是摘引了魯迅致友人的三封信加以補充。曹聚仁《魯迅評傳》則根本沒有提到此事，卻介紹了內山完造回憶錄中的一個片段。有一天，魯迅對內山說：「老闆，孔老夫子如果此刻還活著的話，那麼他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內山笑道：「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魯迅聽了，就哈哈大笑起來了。考慮到魯迅和內山笑談排日親日是在1931年後，「民族之間的情緒，緊張到那麼程度」（曹聚仁），會不會更加覺得不可思議呢？何況魯迅在上海的住所屬於日本的勢力範圍，且其在重大困難時差不多總能獲得日本人內山完造的幫助（而當年就有人指責內山是一名日本間諜，至少上文所言其在日軍進攻上海時的行為難言「親善」），魯迅的「民族立場」何在？
其實，魯迅當然是反對日軍侵華的。比如在回答「日本佔領東三省的意義」時，他使用了「日本帝國主義」一語。在《「友邦驚詫」論》一文中，更有「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佔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這樣痛切的指斥，對「失了東三省誰也不想」斷難接受。林賢治在其《魯迅的最後10年》一書中指出：在魯迅看來，「日本就是兩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日本與人民的日本，戰爭的日本與和平的日本」，「目前在經受著前一個日本的侵略和奴役的情況下，則必須駁斥訴諸『親善』『提攜』之類為不抵抗主義張目的論調；惟以堅決的抵抗，才能迎來後一個日本，也即中日民族平等共處的將來」。只是主張堅決抵抗並不等於自己衝鋒陷陣，除馳騁沙場的軍人外，大部分中國人都只能在鐵蹄下苟活。
不過，魯迅確實不是個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者，即在價值序列上主張國族高於個人，而毋寧首先是個個人主義者。在中日民族衝突如此緊張之下，作為個體的魯迅和作為個體的內山完造仍然保持深厚的私人情誼，多半也要從這個角度來尋求理解。還是林賢治指出的，魯迅看待國家和民族問題的立場，乃是有權者和無權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對立，顯然超越了簡單的國家和民族分野，因為日本和中國都有有權者（壓迫者），也有無權者（被壓迫者）。循此邏輯，最令魯迅有壓迫感的未必是日本侵略者，反倒是中國有權者，事實上魯迅晚年的最大痛苦來源恰恰是國民黨的文網。弔詭的是，這一點可能被日本「利用」了，而魯迅又「利用被利用」得以在險境中存活（可參許廣平《魯迅回憶錄》）。「一二八」事變，魯迅似乎只是以「中華連年戰爭」之一視之，不同之處在於「未有切近如此者」。在民族分際上如此「無態度」，應非魯迅難得糊塗，而是一以貫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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