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這場戰役中，無數醫護人員衝在第一線上，是抗擊疫情的第一道防火牆。而連日來，來自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馳援湖北，成為最美逆行者，以他們的負重前行，守護我們的歲月靜好。他們是「最可愛的人」。
這一背景下，視頻網站及時上線了紀錄片《中國醫生》，自然受到廣泛關注，穩居全網紀錄片熱度榜首；該紀錄片也贏得極好口碑，豆瓣評分高達9.3分。
《中國醫生》海報《中國醫生》深入全國各地六家大型三甲醫院（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南京鼓樓醫院、西交大一附院、浙江省人民醫院、中科大附一院、河南省人民醫院）的婦產科、急診科、腫瘤科、麻醉科、手術室、ICU等不同科室，進行了長達一年的紀實拍攝，記載了幾十位高尚但不高冷、有血有肉的醫護形象，也以小見大地呈現了關於中國醫生的一切。
在肺炎疫情的當下，觀看這部紀錄片自然有別樣的感觸。不過我們更希望，在了解中國醫生的一切後，能夠喚起更多人對於醫生這一職業的尊重和愛護，而不是只在需要他們的時候，才想起珍惜他們。
中國醫生有多累身邊有幾個醫生朋友，平日裡聚會總聚不齊，問起他們的工作感受，一個字「累」。
第三方機構做的一個調研《2019醫師幸福感指數研究報告》，在「中國醫師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提及率%」這一選項上，「超負荷工作量使得醫師身心俱疲」是提及率最高的問題。而就「工作量大、強度高」這一指標，認為「基本符合+100%符合的醫師佔比60.8%，接近2/3的醫師同意這種觀點，醫師工作量大、強度高是一種行業共識。
數字若顯得無感，《中國醫生》的實況拍攝就讓人看得真切。
朱良付是河南省人民醫院主任醫師、國家高級卒中中心主任，同時也是醫院心腦血管綠色通道的發起者。心腦血管病是我國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發病緊急，短時間內得不到救治就容易致殘乃至致死，很多大型醫院為此專門設置了綠色通道。所謂的綠色通道，按紀錄片中的說法，要像軍隊一樣的，要做到24小時全天候，所有醫生鏈條都是住院值班，才能做到爭分奪秒去搶救患者。
綠色通道意味著24小時全天候醫院的綠色通道是朱良付發起的，所以剛開始每次急診，不管凌晨幾點，他都親自來。一臺又一臺的手術，一個又一個的病人，忙到凌晨是常有的事，而有時下班匆匆回家吃了飯，接到急診室電話又立即往醫院趕。主管護士對著鏡頭說道，「有一天朱主任的病人做到夜晚12點，還有16臺造影，做到凌晨5點，他們才休息。」繼而她又感慨了一下：「絕對不讓自己的孩子當醫生，實在是沒有一點生活的樂趣，沒有生活質量的，家庭根本就沒有辦法管。」
主管護士說，當醫生壓根沒時間享受生活24小時隨叫隨到、長期高強度的工作、飲食不規律、作息不規律，是很多醫生的工作狀態。南京鼓樓醫院心胸外科主任王東進，同樣是全年無休、全天無休。紀錄片拍攝他的那一天，他連做了三臺手術，17個小時。17個小時得像雕塑一樣站著，全神貫注地進行精密的手術。王東進說，「心臟外科就是得身體最好，身體不好的，站臺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而他患有嚴重的頸椎病，曾經痛到得戴著頸託才能上手術臺，而因長期站立他腿部靜脈曲張，得常年穿著彈力襪。
那麼醫生自個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勞累的？
朱良付的話特別令人觸動。他說，「天天就這樣作息不規律，工作量大，我就擔心有時候我會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家庭的責任都沒有盡到，我自己的醫療責任也沒有盡到。我現在是主任醫師，我們差不多要用25年才有可能培養出來，我現在44歲，如果我死了，那就是浪費國家資源。」
「不敢死」的醫生一個救死扶傷的醫生，擔心自己「過勞死」，又得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能死、不敢死」——醫生的勞累、付出、擔當和犧牲，可見一斑。
要成為一個中國醫生需要大量的付出，本科5年，研究生3年，博士至少也3年，整整11年；而從住院醫生到主任醫師，往往又需要10餘年時間。熬到了主任醫師，能力越大，承擔得也越多，很多中壯年的醫生自己也有一身「職業病」，他們「怕死」，但「不敢死」。
除了身體上的疲倦，醫生的累也體現在心累。醫患矛盾緊張，患者對醫生不信任，給醫生帶來很大的心理衝擊和心理傷害。
紀錄片一開始是朱良付對著鏡頭無奈、沮喪又不解地說，「曾經有個老太太，是一個老爺子的家屬，那個阿姨說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說我把他家老爺子給害死了。我跟那個老爺子我們在病區裡關係很好的呀，他也很慈眉善目，我也不希望高灌注（腦高灌注症候群）發生。但他們也知道你是個好大夫，那個老太太一邊這麼說一邊還說，『我近來高血壓了，你再給我看看』，但是不耽誤她投訴你。」
朱良付說起這段經歷，表情無解又無奈所以紀錄片才有這麼一幕，一次急救手術前，朱良付先用手機錄下與患者家屬的對話，確保他們知道手術可能存在的風險。
《柳葉刀》主編理察·霍頓曾說，他每個月會收到幾百封來自中國醫生的郵件，其中最常提到的主題是醫患關係緊張。「我確信，其他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是沒有一個國家的醫生像中國醫生這樣擔心。」
醫生如此辛苦卻還得憂心自己的安全，這怎麼看都匪夷所思。但它切切實實正在發生。
中國醫生的冷靜很多患者不理解醫生，一大原因是他們認為醫生太「冷漠」了，這邊家屬為了病人心急如焚，但醫生卻「事不關己」，顯得「敷衍」，冷漠又冷血。
但醫生是真的是冷漠嗎？
或者我們換個角度提問，醫生應該跟每個患者成為朋友，急他們之所急，悲他們之所悲嗎？
在以前的宣傳中，我們似乎一直在倡導醫生這麼做，要跟每個患者成為朋友云云，讓對患者有求必應云云。可在實際操作中，這並不可能，要知道我國每天就診的人數超過2000萬，每個醫生每天要面對的病人太多。醫生再博愛再有同理心，他的情感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他無法面面俱到地照顧到所有病人和家屬的全部情緒。我們不能以聖人和超人的標準來要求醫生。
南京鼓樓醫院最年輕的副主任醫師魏嘉，有個罹患胃癌晚期的病人，才二十幾歲，特別年輕也特別樂觀，這讓魏嘉最掛心也最揪心，所以一直儘量為她多做點什麼。但紀錄片最後，魏嘉提到，以前有前輩建議她，「特別是對腫瘤科醫生來說，不要跟病人做朋友，因為你跟他投入私人的感情越多，有可能你後面會自責、失落、傷心，會更難過，很長時間走不出來。」
魏嘉的前輩曾告誡她不能投入太多私人感情醫生也害怕傷心。他們並非拒絕付出情感，而是需要克制情感，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來來往往的患者，而死亡每天都在醫院裡發生。魏嘉雖然並未聽從前輩的話，她還是對這個樂觀的患者上心，但這也非意味著那些沒能成為她朋友的患者被她怠慢了。專業是本分，朋友是情分。
南京鼓樓醫院燒傷科住院醫生徐曄，25歲就博士畢業，工作三年後遇到自己職業生涯「難以跨越的溝壑」。一名全身95%重度燒傷的老年患者，他的家裡人為了給他看病，拿出家裡現有的全部積蓄，但依然湊不夠高昂的醫療費用，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植皮手術，總體花費得100多萬。徐曄幫患者爭取到了2萬元的援助基金，盡力勸說患者家屬堅持治療，因為患者出院離世的可能性極大。但患者家屬還是強行出院了。徐曄趕到時，面對空蕩蕩的床位還是有一絲失落，他是真心希望患者得到救治，卻也知道家屬面臨的困境。
年輕的醫生類似的經歷多了，心理能承擔的極限就會提高。徐曄事後說：「為什麼有人說有的醫生看起來很冷酷？不是冷酷，他是冷靜。因為你現在的這種情況，他早就見過無數個了，所以他才會顯得如此的冷靜。這個過程是每個醫生都會去經歷的。」
醫生看多了生死，也從患者家屬那裡看遍人性冷暖也就是說，當患者家屬指責醫生「冷漠」時，家屬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他們很可能是第一次看到親人遭遇險境。但家屬也忽略了，今時今日患者的情況、家屬的反應，在醫生的職業生涯中，他們已無數次遇到過。醫生並非麻木，他們的波瀾不驚，是專業、經驗和經歷累積後的冷靜。
慌亂、不安、痛哭留給家屬就夠了，慌亂之中需要冷靜的醫生做出專業的判斷。冷靜不等於冷漠。
中國醫生並非萬能有時主流輿論會習慣性地讚美醫生、拔高醫生，而非以一個普通職業去看待醫生、以普通人去看待醫生，這在不知不覺間會影響一部分公眾對醫生的認知和期待：他們認為醫生就該犧牲自我，認為醫生就應該理所當然地治癒疾病。
因此，有些人去看病時，是帶著一種消費心理的：我花錢看病了，你就得負責把病給我治好；我把人活著送過來了，人沒了就是你醫術不精、是你把人給治死了，你就得負責……很多醫鬧事件的發生都源於此：患者認為自己花了那麼多錢，醫生卻沒幫自己把病治好。
但患者錯解了幾個事實：一，醫術的進步往往是技術的進步，就像朱良付說的，相比於醫生，科技才是治病的最大力量；二，再安全的手術，都可能存在風險，這是概率問題，醫生無法承諾百分百安全；三，這世上還有太多不治之症，以現在的醫學技術仍無法攻克。
歸結起來就是一個認知：醫生並不是萬能的。醫生會盡最大努力去救治患者，但家屬也得有最壞的打算。
《中國醫生》讓我們看到醫生面對疾病的無力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液內科主任孫自敏，談起她職業生涯的「至暗時刻」：「在1990年，做過我們科15年的白血病回顧性分析，做了以後讓人家很悽慘，所有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就剩一個病人，最後那個病人還是不在了，就整個全軍覆滅。也就是我們這麼多醫生工作了15年，等於白幹了，你沒讓一個病人活下來。所以我當時不想當血液科醫生了……醫生再苦，它支持我們的是什麼呢，就是成就感，但是我們沒有任何成就感，病人都死了，你講我們天天在做什麼……」
面對疾病，醫生也會如此無力《中國醫生》有這麼一刻，它就值得高分，因為它罕見地為公眾呈現了醫生在面對疾病的脆弱和無力。我們太習慣於「最後一刻營救」的神醫傳奇了，可事實上，醫院裡經常有這樣無力的故事，醫生經常要承認自己面對疾病的無力。
這絲毫不會損耗醫生的職業光芒，相反，醫生這個職業讓人尊敬，就在於醫生哪怕時常被無力感擊中，他們仍選擇直面疾病，與之戰鬥。就像有人說的，我們對於醫生這個職業的尊重，並非醫生萬能，而在於他們代表了人類可以用知識和科學去對抗自身的無常與脆弱性的希望之光。
醫生的光芒在於與疾病的不懈戰鬥氣餒歸氣餒，孫自敏還是迎難而上，她立志要攻克白血病。自2000年起，孫自敏帶領她的團隊進行非血緣臍帶血移植，終於攻克了臍帶血移植中植入率的難題，目前她所在的科室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臍帶血移植中心，給許多白血病患者帶去了希望。
也要理解中國患者的難有人這樣總結，「時刻在依賴，時常在忽視，時而在抱怨，卻從來不了解」是我國醫患關係的真實寫照。《中國醫生》以醫患為什麼無法相互理解為出發點，以平視的目光，讓公眾看到去掉光環、去掉標籤、去掉附麗之後的普通醫生，試著從他們的經歷與付出，去理解他們的艱辛與崇高；從他們的局限與無力，建立起對醫生的正確期待。
朱良付醫生每天一早走出樓梯房，騎著小電驢上班，跟我們千千萬萬普通人一樣理解中國醫生，並不是要控訴中國患者。雖然《中國醫生》聚焦於醫生，但從紀錄片的案例和細枝末節，我們也能窺見中國患者的眾生相。在中國，難的不只是醫生，需要理解的，也不只是醫生；除了呼籲患者理解醫生外，我們對患者們做得足夠嗎？
電影《我不是藥神》裡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叫做窮病。」在《中國醫生》裡的多個案例裡，我們看到的是被疾病拖累、拖垮的家庭，實在令人揪心痛心。紀錄片中那個重度燒傷的老年患者，兒子選擇強行出院，他並非不孝順，他花光了積蓄，但他也非盡全力，因為他採訪中他談到，前幾年買了房子，剛開了個廠，現在賣廠虧大了。
筆者注意到，紀錄片中的案例，但凡孩子患病，家長都是砸鍋賣鐵、不惜一切，但年邁的父母患病，成年的子女首先權衡的是錢，是生活是否會受影響。就像徐曄醫生說的，「有時候可能醫術都還沒有碰到瓶頸的時候，就已經遇到人心的瓶頸了。」
血液病孩子接受臍帶血移植要封閉管理，家長每天固定時間送飯到醫院。為了避免飯菜被感染，都小心翼翼裝在高壓鍋裡。可憐天下父母心啊網上有很多人指責燒傷患者的兒子。但恐怕誰也無權指責。在並不富裕的家庭裡，生命的繁衍生息常常是建立在犧牲上一代的基礎上，然後供給下一代；當上有（不止一個）老、下有（不止一個）小，「救不救」不只是良心問題，還是一個有限資源的可持續分配問題。
因此，不要一味去指責困境中的人的選擇，而不妨思考，人心夠不到的地方，制度可以做些什麼。紀錄片中也透露出太多無解問題：有些病人既沒有醫保也沒有農保，一旦重病就傾家蕩產，該怎麼提升基礎醫療保障覆蓋率？為了讓患者得到更好救治，很多家屬首選大城市的三甲醫院，家屬千裡迢迢地陪護身心俱疲，客觀上也造成三甲醫院負擔過重，門診醫生要與患者充分溝通也顯得奢侈，該如何均衡醫療資源？
患者的「看病難、看病貴」，與醫生的「醫生苦、醫生累」，共同指向的是醫療體系存在的結構性問題，醫生和患者只不過首當其衝，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比如跟付出相比，中國醫生的收入水平並不算高，醫生的手術費、診療費很低，醫生的勞動價值沒法體現。醫院為了維持「生計」，常常是通過藥品和醫療器械創造利潤，這就造成了藥價虛高，大型檢查、檢驗價格偏高，沒必要的檢查太多，由此加劇了「看病貴」。
醫生的苦、醫生的累是真實的，患者的痛苦、家屬的焦慮與無助也是真實的。我們不能要求醫生做聖人，同樣也不能要求患者和家屬做聖人，永遠通情達理、永遠臨危不亂、永遠笑對苦難。相反，我們要理解人性，要尊重人性的弱點，然後不斷通過制度去化解人的難題，讓每一個人哪怕遭遇重大疾病，都儘可能地保持尊嚴和體面。
但體系的調整總是滯後的，當下仍需要醫生和患者去承擔不盡完善的體系的代價。醫生依舊會很累，患者看病還是會覺得「難」和「貴」，此時醫生和患者能做的、應做的，就真的是多一點換位思考、將心比心和相互理解了。
疫情終究會過去，祝願奮戰一線的醫生平安歸來。但我們對醫生的尊崇不應是局限於一時，而是日常；醫院對於患者的救治與關懷，也不應只有經濟的考量。無論是愛護醫生還是憐憫患者，說到底是對人的本質性關懷，這是一個社會的文明底色。
讓我們對他人的痛苦多一點將心比心吧(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