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志峰，又名秉元，號渙齋，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周易義疏》、《孟子章句講疏》、《新文化運動百年祭》等。主編《新經學》。
傳統文化造極於趙宋，昔義甯陳氏所言[1]，誠篤論也。史學巨匠如歐陽修、邵雍、司馬光、範祖禹、鄭樵、呂祖謙輩一時蔚起，其氣宇之恢弘，考證之精審，體裁之獨造，義理之淵微，後世殆無以過之。及至有清，雖全體視之，似若不及，然黎洲、實齋之通識，亭林、辛楣之博雅，乃高視千古，不遑稍讓。明人處此兩大潮流之間，未免黯然失色。史學之作，雖亦紛然雜陳，然以議論自見者多，以徵實為功者鮮。後之論明代史學者，每以衰落視之，非無因也。
然史書之作，要亦自有其生命，非僅叢脞之史料供後人驅遣也。近世自梁任公以下，學者罕知其義，故史學一變而為史料學，史學史乃流於記帳簿，其計資定品之根據，端在所餘史料之多寡，於是二十四史乃真成二十四姓之家譜，讀者但見其分合斫削，而於累代之立國規模，歷朝之大經大法，多瞠目而不見，見之而不明，或但以空虛無實舶來之主義割足適履，橫加指劃，其枵腹自鳴，言辭鄙淺之狀，乃尤有過於明人。及其甚者，但以吃人一語加諸傳統之文教，但以奴隸一名坐實古今之士夫，於是古聖先賢之微意，志士仁人之氣節乃一掃而盡空之，五常不敘，彝倫攸斁，至今世而極矣。論史者可不慎歟？
嘗試論之，有明史學雖以空疏見咎，然其激揚吞吐亦不失為一代精神之表見。國初浙東經制之學一枝獨秀，其後新朱學崛起，義法史學勃興。惟中葉以降，學者以師道自任，遂顯分朝野；奕世之後，師道消解，故繼之以經世及會通。依體裁論，三派史學亦分別對應綱目、編年、紀傳諸體，系統宛然，淵源有自。今本稿所論，其目有三：一曰官方史學，明政統也；一曰野史諸動向，述學統也；一曰當代史之結撰，著世變也。末學寡聞，識見譾陋，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明代立國伊始，便即纂修《元史》。惟此書雖經洪武二年（1369）、三年兩次修纂，然時間總計不及一載，草草成書，錯漏百出。其中自相歧互、一人數傳，人名未能畫一，附傳不暇訂正者比比皆是，尚不計其中記載之回護不實諸處。雖如趙翼所言，「一部全史，數月成書，亦尚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疏略議之[2]」，然以歷代正史較之，固不能與於佳作之列。
所謂「隔代修史」，然則《元史》之作果為虛應故事耶？是曰不然。何則？蓋欲考求《元史》之精神，勢必歸宿於正史之為務。正史之名雖屬後起，然正史之意則自其起源之際便已具備。太史公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所謂「究天人之際」其表徵之一，則是考求人事遞嬗，尤其政體嬗代之天道依據。至班固，力闢「紫色蛙聲，餘分閏位[3]」，以明正統，同時斷漢成書，為以後歷朝正史之楷式。由此，則正史之為務，即在考求前代政體之興盛異變，以明新朝革命之正當性。
《元史》亦不外乎此。惟明代繼統之正當性，朱元璋即位之日即已明言：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裡[4]。」
此明以蒙元為正統。蓋明室初興，實奉韓林兒龍鳳紀年[5]，韓林兒之父韓山童自稱宋徽宗八世孫，故吳元年（1367）朱元璋北伐檄文尚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相倡率，則其初以繼宋統為旗號，斷可知矣。然時隔一載，即以胡元之繼承者自任，蓋欲掩其身事小明王之跡耳。否則既居宋室之統，又摒宋之宗室而自代，則其入繼大統之理由不足，故勢須承認元統，而以湯武革命為口實。此中情故，正可由宋濂等人力證三代而下，惟明祖建國之最得其正，見其消息[6]。蓋力言其正正以見其不正，此明太祖耿耿於懷之一事。由此，則朱元璋於所下詔旨皆動稱「淮右布衣」之舉，便非如普通所言乃心理自卑之人之由卑轉亢，實為強調自身得天下之無所依傍，使人泯宋（韓林兒之宋）明二朝相連之遐想。由此，亦可知何故以「驅逐胡虜」為己志之朱元璋，竟允元世祖於帝王祀典中赫然在列矣。
《元史》雖草草成書，於此則不稍假借。故極力表彰忽必烈「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弘遠矣[7]」。既已「用夏變夷」，則元代之正統性不問可知，其後「世祖之成憲」乃成《元史》一書評價歷朝諸帝之準則[8]。所謂「信用儒術」當指其信任許衡、姚樞、竇默輩，故許衡之學雖了無創新，卻因其儒學實踐深受有明官方之尊禮。惟元代之視儒者，與醫卜星相諸技術之士無別，甚或等而下之，與宋金以前士人地位之尊崇迥不相侔，故世俗所謂「七獵八民九儒十丐」之說，雖不必屬實[9]，要為儒學衰落後普通社會心理之寫照。
明乎此，則明初諸儒所言儒術或有別解。其時儒家義理之學不昌，受蒙元官學激刺，天文、曆算、醫學、水利等術數之學乃呈放射狀發展，此潮流與以金華唐仲友等為代表之經制派史學頗為相契[10]，故元明之際，於義理主朱陸合一，於實踐主經世致用之浙東學術大行於世。《元史》總裁宋濂及王禕皆此派下之領袖。職是之故，王禕於元朝不惟不夷狄視之，乃徑許之為正統：
「自古國家之興，相與鞏丕基而宏大業者，固資龐臣碩輔之力，而又必有博識特見之君子，通天人之學，而明於術數事功者出其間，以致夫彌綸之用，然後一代之制可得而成焉。觀乎世祖之世，若劉秉忠、竇默、王恂、郭守敬是已。守敬視諸人雖稍後，其尤稱宏博而傑特者乎！夫自金宋以來，學者務攻辭章，以嘩世而取重，鮮有措諸實用者，況乎天象、術數、水利事功之故，當世不講久矣。而守敬獨能任其絕學，精神心術之所及，度越古人遠甚，用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為國，於是繼古帝而無愧矣[11]」。
《元史》相關諸志皆王氏所撰，其意居可知矣[12]。惟元代之正統性既明，否定韓林兒之新宋朝乃成要務。《元史》因徑以「妖賊」視紅巾軍，而稱新宋朝為「偽宋」：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辛亥，穎州妖人劉福通為亂，以紅巾為號，陷穎州。初，欒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徙廣平永年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尊道、羅文素、盛文鬱、王顯忠、韓咬兒複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至正十五年（1355）十二月]答失八都魯大敗劉福通等於太康，遂圍亳州，偽宋主遁於安豐[13]」。
因政治迫切性故，《元史》修纂之過程乃極為草率。雖經兩度設局，前後尚不及一年。其史實一本之故元所修實錄、官書及明初四出採訪所得，而其褒貶評價則一準「《春秋》及欽奉聖旨事意」。宋濂又言，「欽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群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詔修前史，以為世鑒。」則前此所言《元史》之修纂乃為證明有明繼統之正當性，昭然若揭矣。故洪武三年（1370）七月《元史》成書，十月即「鏤版訖功[14]」，蓋太祖急於此書問世，以作宣傳之用，至其考證之粗陋，則非所計矣。
朱明立國，以淮右親隨為武將，浙東士人為謀主，由此形成兩大集團，一文一武，支拄於內。太祖初日，亦頗效始皇故智，禮賢下士，一時英傑如劉基、宋濂、葉琛、章溢輩畢出，以故盡得其力。及群雄漸次削平，元主亦遠遁塞外，君權獨尊之念乃堅不可遏，於是鳥盡弓藏，文臣武將漸成猜忌對象。誅鋤功臣之餘，其文治諸策亦日趨虐厲。
惟其初群雄逐鹿，君臣義合，固非以奴畜之也。士氣發抒，乃益以師道自任。太祖「常問以帝王之學何書為要，濂舉《大學衍義》[15]」，而此書要旨端在「使人君清出治之源，人臣盡正君之法[16]」。洪武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蓋陽若尊孔而實欲黜之，刑書錢唐、侍郎程徐皆伏闕力爭。宋濂亦作《孔子廟堂議》，言孔子兼總君師之大成，固自天子以下皆當通祀，竟以此謫安遠知縣[17]。昔竇默嘗欲教習東宮以避禍，許衡以「師道自我廢」為懼，蓋元代師道本廢，其東宮教習之失禮尤甚，衡等既不任其職，亦不擔其責，然倘任其職而不能正其禮，則豈非師道自我廢歟？《元史·許衡傳》備記其言，或有宋濂諸人之微意存焉。
《元史》之外，洪武朝官修諸史乃以鑒戒之作為大宗。洪武六年（1373），「因靖江王守謙不法，蹈其父惡……，思無可制，特命儒臣於諸史內撮類歷代藩王事蹟」，編為《昭鑒錄》[18]；洪武十三年（1380），因胡惟庸黨案廢相之後，「因命儒臣纂漢至宋，以歷代史書賢不肖者，類為賢奸兩書[19]」，即所謂《相鑒賢臣傳》、《相鑒奸臣傳》，皆太祖親自作序。洪武十九年（1386），頒《志戒錄》「賜群臣及教官諸生講頌，使知所鑒戒」，二十一年（1388）頒《武士訓誡錄》訓誡武臣，二十六年（1393）頒《永鑒錄》、《世臣總錄》訓導諸王及大臣。此等書於史學上了無價值，蓋皆為專制之世統一思想而設也[20]。
撰前朝史以標榜正統，撰歷代史鑒以昭示世人，然有明統治者於本朝史卻諱莫如深。明初循元舊制，翰林設國史院，後罷國史院，而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隸屬翰林院，「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及詔敕書檄，批答王言，皆藉而記之，以備實錄。」同時仿宋制，設起居注官，然旋廢。洪武六年九月，經翰林學士承旨詹同建言修纂日曆，後亦未能持之以恆。故每值新君即位，始據諸司奏牘纂修前朝實錄，此即有明之國史。初以部院大臣為監修、總裁，及內閣確立，漸以勳貴監修、閣臣總裁為定例。然實錄未必實，故此每為後人詬病。譬如太祖實錄，即經建文、永樂三修，於成祖出生、靖難諸事多所改竄，真相盡失。其後歷朝，政爭頻仍，相關之處，亦多曲筆。王世貞云：
「國史之失職，未有甚於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修實錄，六科取章奏，部院諮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
顧其時既借實錄為政爭之手段，依常理度之，自當昭布天下，令遐邇皆知，然何故秘而不宣？此頗為費解之一事。蓋實錄既成，則「焚草液池，一字不傳」，顧炎武云：「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為之，而世莫得見。其藏書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錄，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間所傳止有《太祖實錄》[21]。」
嘗試論之，明初承元代技術立國之後，於術數之學常寓一特殊眼光焉。且太祖本出身釋流，亦崇仙術（由其撰周顛傳可知），於天文術數尤所究心，嘗言：「……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因與群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22]。」至所謂「知天文、精曆數者」則首推劉基。「基博通經史，於書無所不窺，尤精象緯之學」。吳元年為太史令，上《戊申大統曆》，凡遇天象有變，必以譴告為言，「太祖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雖受害致死，疾篤之際，猶以《天文書》授其子璉，囑其「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23]。」蓋依時人之見，象緯術數乃王道之大端，天文曆法尤其重中之重，所謂「帝王之事，莫重於曆[24]。」故「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曆者遣戍，造曆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25]」，然至嘉靖時，史家鄭曉欲究此學，其父尚以為「此律所禁」而不許[26]，則其禁格之酷可以想見。是故有明一朝天文曆算之學皆去宋世遠甚，及利瑪竇來華，以一業餘專家推曆法之精審乃過欽天監諸疇人，則斯學之不振由來亦久矣。近世學者每言中國科技不昌乃儒家於此學不予重視，未免本末倒置，膚末皮相，不足深論。蓋因過於重視，乃為專制君主視為秘辛，必欲禁之而後快，此愚民之術也。
由是觀之，明實錄之秘而不宣或可得一解。蓋此所謂實錄，非班固所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之義[27]，乃有明一朝之政典也。既雲政典，則舉凡君主受命之所由，天象瑞應之變化，禮制典章之損益，宮府大吏之黜陟，吏治民瘼，生民利病，皆在在必書。倘一朝宣佈，豪傑之士有以覘之，則其家天下之統治危矣。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漢廷不許諸侯王借觀《史記》，其故亦同。有明頗以漢唐自擬，雖政體之恢廓萬萬不及，猜防之心殆遠過之。顧亭林所謂「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28]？」
明實錄經歷朝修纂，頗稱完備。崇禎亡國，不及成書，清修《明史》，以萬言所撰《崇禎長編》當之，後有抄本流布，惜已不全。民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始將明實錄全部整理出版，嘉惠學林，堪稱盛舉。此書乃治明史之淵藪，史料價值極高，其諱飾曲筆之處，自王世貞、錢謙益、潘檉章以下，後世學者多有駁正，然一代政典規模大體具備，故清代史家萬斯同猶歎賞不置，以為「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29]。」
然實錄之價值僅此耳。今世於學絕道喪之際，學者昧於大體，好奇騖新，動以史筆歸之，極端者則言其「書備眾體」，於編年中寓有紀傳、紀事本末諸體云云。然則《左傳》、《資治通鑒》亦皆可雲「體備眾家」矣，古之論史體者，有是理乎？是不足深辯者也。
浙東之學，於義理則會通朱陸，於實踐則上接唐仲友、陳龍川之餘緒，實為元明之際學術之最新趨向。然其自居師道既為君主所不喜，其經世之學亦為君主所深忌，取而代之者，是為官方之新朱學。後者雖同以紹朱自命，然精神意態則委瑣不堪。朱子本人以師道自任，新朱學乃欲逐孟子於配享；朱子博學多師，以全體大用之學相倡率，新朱學則「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30]」，一稟宋人成說。於是程朱理學乃頓失其英爽氣象，一變成為庸瑣無聊之鄉願曲學。其代表作即永樂時《四書大全》、《五經大全》。
新朱學雖以庸瑣見長，然挾官學之威勢，乃迅速滲透於史學撰作之中。「自昔帝王以人文化成天下，未始不資於經史焉。我太宗文皇帝表章五經四書，輯成《大全》，綱常之道粲然復明，後有作者不可尚已。朕祗承丕緒，潛心經訓，服膺有年，間閱歷代史書舛雜浩繁，不可殫紀，惟宋儒朱子因司馬氏之《資治通鑒》著為《綱目》，權度精切，筆削謹嚴，自周威烈王至於五代，治亂之跡瞭然如指諸掌，蓋深有得於孔子春秋之心法者也。展玩之餘，因命儒臣重加校訂，鋟梓頒行。顧宋元二代之史迄無定本，雖有《長編》、《續編》之作，然採擇不精，是非頗謬，概以朱子書法未能盡合，乃申敕儒臣，發秘閣之載籍，參國史之本文，一遵朱子凡例，編纂二史，俾上接《通鑒綱目》共為一書，始於宋建隆庚申，終於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總二十有七卷，名曰《續資治通鑒綱目》[31]。」
此書始纂於景泰時期，後因英宗復闢中輟，成化中由內閣大學士商輅主持續成。既言「歷代史書舛雜浩繁」，則其於宋元諸史之卑視可知。顧《元史》乃太祖所修，不敢公然指斥耳。其書稍有特色者，在仿朱子《通鑒綱目》唐武德七年（624）始為正統例，雖許宋為正統，亦僅自平定江南之開寶八年（975）始，而不以其篡後周之統為然。其後周禮為之撰《發明》，張時泰撰《廣義》，於此等處皆特加注意，於趙氏篡位大肆掊擊。然倘依此例，則至元十三年（宋德祐元年，1276）元兵入臨安俘恭帝，宋統已絕，便當以元為正。是書則微寓華夷之辨，續以端宗景炎、帝昺祥興為正朔，迄至元十七年（1280）始直書元主為「元世祖文武皇帝」，可謂自亂其例矣。降及清初，諸統治者亦每措意於此，康熙帝玄燁便為之詳加置辯[32]。
自《元史》、實錄、《續綱目》之外，明代官修史書無足論者。神宗初張位等議復起居注，中葉大學士陳於陛建議纂修紀傳體國史，並羅致一時名儒焦竑等參與其事。惜史局後毀於火，所聚資料焚略殆盡，碩果僅存者惟焦氏《國朝獻徵錄》，為前此數朝人物之淵海雲。
有明自中葉始，官方學術漸遭質疑，經史文學一時俱變。陳、王崛起，陸學復振，初明浙東之學乃率先恢復。此潮流激蕩於文學，則先有前七子之復古運動，後有唐宋派、後七子之繼起，然無論唐宋、秦漢，要皆以復古為職志，而浙東之學亦早濫其觴；其激蕩於史學，則先有義法史學之以道自任，繼有史學復古之出現，編年、紀傳諸體俱興，而其精神則呈放射狀發展。
義法史學肇於《春秋》，然自漢迄唐，除《公羊》、《穀梁》因微言大義故，於經學上一度踞其顯赫之地位，史學撰作則以《左傳》、《史》、《漢》為楷式，其核心精神端在直書。洎乎文中子王通氏倡道於河汾，以續經自任，有《元經》之作，義法史學重興。經唐蕭穎士、韓愈諸人鼓吹，至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大顯，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則其大宗。故云「《春秋》者，經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經[33]。」商輅《續資治通鑒綱目》秉承新朱學之蘄向，以述朱自任，不敢稍事更張。
惟斯學之興，其初意本在統一思想界之歷史評價，然評價之風既已歆動，反有官方所不能控制者。且浸及中葉，有明列帝之統治已不能如國初二祖之嚴酷，成祖精心培植之內閣亦漸趨制度化，由君主之私人轉成外廷之代言。正統、景泰之際，因「土木堡」之變，私人性君主權力大為削弱，職是之故，天順、成化尊孔之風甚盛，官方亦由明初之貶抑轉而以天子禮樂加之，正可見君道落魄之際，不得不乞靈於師道，即乞靈於士大夫支持之窘狀。
即此而有官學之外義法史學之興起，其代表人物首推瓊山丘濬。濬本景泰五年（1454）進士，選庶起士，授編修，成化中亦與修《續綱目》，授翰林學士，兼國子祭酒，弘治四年（1491）入閣。其學主經世，故作《大學衍義補》，以補真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平之缺略。其史學則直承義法史學之大宗，述朱之意而不述其辭。論者每言其《世史正綱》乃不滿《續綱目》之作[34]，良是，然於其何以不滿，未免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掛一而漏萬。蓋初明之新朱學乃針對浙東學派而發，一則力抑師道，一則闢全體大用之學為鄉願曲學。丘氏為內閣大學士，其最有特色之一事，即在位時與吏部尚書王鏊爭位，為內閣制度化之重要表徵[35]。其學主經世，則尤與新朱學之小廉曲謹立異。至《世史正綱》首言「復古道」：
「《史綱》而始於秦者何？志世變也。何則？前三代夏商周也，後三代漢唐宋也。前三代之制迄於秦而盡，後三代之制至於秦而起，是蓋天地間世變之大機會，大界限也。《史綱》於是乎託始，其慨古道之不可復，而世道之日以降也夫！噫！」
「（秦滅齊）嗚呼！三代建制之大者莫大於封建，至是掃蕩無餘矣……。此天地開闢以來聖帝明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之制，自是以後，永無可復之期矣，是蓋世道大變之端也。」
「（始稱皇帝）嗚呼！帝王稱號之盛，至是更無以加矣。盤古以來君稱皇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三。始皇初並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兼用之以為稱號，後世襲而稱之，而以王封其臣子，遂為萬世不可易之制。噫！自有此名稱以來，古道日以湮微，世道日以淪降，名雖尊於古而實不及之遠矣。遂使君道日尊，臣道日卑，上下遂至於懸絕，師臣之禮世不復聞，格心之學竟莫能施。嗚呼，是亦世道大變之一初也歟[36]？」
故於始皇尊君卑臣之意頗致意焉。其不同於《續綱目》者亦有數端：
其一曰於朱子之書法並不苟同。如「《綱目》於漢王既立之五年滅項後始予以正統，而大書其年號，《史綱》於是年遽書其國號者何？蓋王者往也，人心之嚮往即天命之所歸，用以見當時人心已歸漢矣。何則？《春秋》之義，急於進人以善，人之有善雖未著，已進而與之，不逆探其終也[37]。」另如《綱目》於唐武德七年始正其統，本書則以武德三年為始，其故略同。蓋得天命者在得人心，漢唐之有天下皆順乎天而應乎人，為人心所歸往，則以人心歸日為正統之始期也宜，其視《綱目》「凡天下混一為正統」，以外在原因為正統之根據者為愈矣。
其二曰廢除元統。是乃丘氏此書根本意圖之一。蓋依丘氏之見，所謂「世史」即「天下史」，而天下必以華夏為正統，則華夷之辨乃天下史之大根幹，是乃《春秋》之遺意。自秦而後，有所謂華夏純全之世者僅漢唐而已，餘如三國則華夏割據之世，南北朝、宋南渡則華夷分裂之世，東晉及五代則華夷混亂之世，而夷狄之興，則至胡元而極：「若夫胡元入主中國，則又為夷狄純全之世焉。噫！世道至此壞亂極矣，此《世史正綱》所由作歟[38]？」昔人論此，每以其時與蒙古矛盾激化為言，不為無見，然倘真如是，何以官方不徑以此廢元統，而必待民間之鼓動？國之大仇，孰有過於擄掠君親，險覆邦家者？以是知兩國交兵不足為反元之理據矣。況依《春秋》，夷狄而諸夏則諸夏之，獎元世祖之「用夏變夷」與詈其後裔之夷狄自處，固當分別觀之也。蓋依官學，否定元統則明統無據，故勢必不能反元。由此，《世史正綱》之不紹元統，其意乃顯與官學立異。是書以圓圈〇代表天統，書國號於其中，冠於逐年之上，其所書亦有朱墨之殊，以別其統之偏全。如漢唐則朱書於圈中，表正統；無統者則或僅書一圈而不系國號，至元則全用墨塗，以示世道之極厄。故其於忽必烈亦僅稱為元主，直書死，不稱崩，亦不稱卒。及許衡乃世許為大儒者，雖書卒以「原其心」，然於其從祀孔廟則頗張撻伐，以為為一世計則不為無功，為萬世計則豈為無罪，故仿朱子責揚雄之義以責之。
其三曰直紹宋統。明初官方紹述元統本為自身之正當性計，不得已而為之。宋景濂等雖撰《元史》為之疏通證明，然華夷之念宜且難忘於心，故其弟子方孝孺撰《釋統》及《後正統論》諸文，力言統有正變，為正統者則「仁義而王，道德而治」之夏商周，其後漢唐宋則「智力而取，法術而守」，「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至於變統，則或「取之不正」如晉宋齊梁，或守之不以仁義如秦隋，或夷狄僭華、女主竊位如苻堅、武氏之治才，亦不許焉。方氏雖未顯斥胡元，然不足之意躍然紙上，顧其時官方正以紹元自任，乃不敢明斥其非，故秘不示人：「自予為此文，未嘗出以示人。人之聞此言者，鹹訾笑予以為狂，或陰詆詬之。其謂然者，獨予師太史公（宋濂）與金華胡公翰而已[39]。」方氏而後，研討正統論且直樹反元赤幟者，當推蔣誼。其言曰：「若夫元之滅夏、滅金、滅宋，巍然帝於中國。論其兵之壯也，過於強秦；論其地之廣也，遠於三代。奈何《春秋》尊中國而攘夷狄？本仲尼之深意，元乃夷狄爾，不足以接宋之正統也明矣。若接宋之正統者，當以我太祖高皇帝，神功仁德，取天下於群雄之手，直接宋傳……。故接三代之正統者，如漢如唐如宋如我皇明，則如天之嫡子焉[40]。」此以漢唐宋明並，似僅在反元，至丘濬則所謂紹宋殆別有深意焉。至正十五年，韓林兒建國號宋，首以龍鳳紀年，《元史》視之為偽，《世史正綱》雖未徑以正統許之，然直稱「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且其天道之圓圈亦由黑轉白，其言曰：「入元以來，歲下之圈皆塗以黑而此單白之者何？天運轉而陽道覆，陰翳消也。然則圈之黑白亦有所本歟？曰：本之太極圖之陰陽也，中國為陽夷狄為陰[41]。」丘濬繼承方氏諸論，以夏商周為前三代，漢唐宋為後三代，至明則新三代之始朝，「噫！自唐虞之後，帝王之興，代必以三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人之異統，忠質文之迭尚，始之以夏商周，繼之以漢唐宋，終而復始，而我朝之興，其視商周之夏，唐宋之漢乎[42]？」此不僅預示有明之必亡，且依其「古道之不可復，世道之日以降」諸論，則明代之遠遜前後三代亦明矣。蓋明之得國於韓林兒本有慚德，其治國又尊君卑臣特甚，雖攘夷不無大功，然非純然正統之世也。顧以本朝人言本朝，且建制亦自有規模，進之於正統亦宜。觀此書於秦代宮人殉葬，北魏、北宋之特務政治，唐中宗時許言官風聞言事，僖宗之殺諫官，宋理宗僅以虛文表彰理學終至「嫁禍於斯文而貽世道之憂」諸項，其言辭之激烈，謂無抨擊明初時政之意，吾不信焉。然此書除華夷之辨外，力捍君臣大倫，斯皆儒家根本立場，曲學之士每以其尊君為詬病，此皆不悟君之為何物，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者也。予嘗言君權乃有公共性與私人性之剖判[43]，此義並世學者多忽之，故每於此等處義憤填膺，甚無謂也。
《世史正綱》外，義法史作稍值一提者，則有許誥《通鑒綱目前編》三卷，顧應祥《人代紀要》三十卷及南軒《資治通鑒綱目前編》二十五卷。其中許、南二書皆不滿金履祥《資治通鑒前編》，一以為書法未立，勸戒不明，歲時間有錯誤，統系亦未詳列[44]；一則雲體裁不辨，史法不明，經語與諸子並書，庖羲氏闕如而不載。皆以補充《綱目》自任，每於《春秋》外另生新例，於史實並無考證，議論亦欠高明。顧書則承王陽明「五經皆史」諸論，力言「唐虞有典，三代有書，以其載道而言謂之經，以其紀事而言則謂之史，其實一也。」雜取蘇轍《古史》、歷代正史、官修《歷代通鑒纂要》、《世史正綱》及諸家雜史、稗官小說、釋老之書，「大率以紀人代為主，故於人君之創業繼統篡弒之事，必求其實而詳書之。雖僭偽之主、夷狄之君亦必具其顛末，而政事之有關於治亂興亡之大者則隱括其語而明白書之，使善者知其為善，惡者知其為惡，篡弒者知其為篡弒，中國知其為中國，夷狄知其為夷狄，窮鄉下邑之士無書可參者一覽而得其概矣[45]。」斯皆雖以筆削自任，然孤陋寡聞，枵腹自鳴，所謂「刻鵠不成反類鶩者也」，其去丘氏亦遠矣。
受義法史學激蕩，有任道之意，然不滿其編年體例，乃欲以紀傳體自見者，則王洙、柯維騏其人也。二者皆力圖重寫宋遼金元史，然囿於華夷之辨，頗不以諸史並峙為然。王洙字一江，臨海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嘉靖中撰《史質》一百卷。該書以諸正史為藍本，依紀傳體重新分類，自創義例，並隨文評論。其有特色者厥有數端：一曰以宋為正統，遼金入夷服傳；一曰本紀不襲皇帝之號，仿《春秋》稱天王例，直稱「天王正紀」；一曰於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稱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統，而以元朝入閏紀；一曰合《儒林》、《文苑》並稱《文臣》，且重新以己意劃分類傳、表志；一曰以《道統傳》殿後。其時陸王之學崛起，學者以師道自任，故其於君師之際別具懷抱焉。如自始皇以後，君主皆以皇帝為號，此書則言學者當師孔孟，故徑以天王稱之。又曰：「宇宙之統三，曰人統，曰天統，曰地統。人統者，禮樂衣冠是也；天統者正朔稱號是也；地統者，封疆土宇是也。有人統而後可以正天統，有天統而後可以言地統，人統所在天統歸之，若地統之大小偏全非所較也[46]。」以人統正天統，即以師道之禮樂規範君道，用意甚明。其書雖以宋室為正統，然於其君自太祖以下多致譏評，其言曰「舊史有道學之目，列周元公等二十七人在列傳間，今改名道統而置諸卷末，嗚呼，蓋絕望於宋，有待後世之意與？宋之賢君非無太祖太宗，由今觀之，太祖常師辛文悅，所得者章句之末，而馳騁呼廬之習尚未盡除。太宗日御經筵，然而《太平御覽》之外，無餘事焉。稽其修身齊家之化視太祖猶有愧者也。真之東封西祀，仁之廢嫡立寵，高之忍恥事仇，孝之惑佞寵寺，皆不足以有為者也[47]。」所謂「有待後世之意」，即指明代之得天統，其書極力表彰「我太祖繼其微」、「今皇帝集其成」。然太祖、世宗之得紹道統者，正在其實踐周邵程朱之說。「故元亂而道不亂，何（基）王（柏）方（孝孺）宋（濂）之在東南者可宗也[48]。」故其《道統傳》乃合周邵程朱陸張（栻）呂（祖謙）諸派而一之，蓋為浙東學術張目者也。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未任而歸。歷二十寒暑，成《宋史新編》二百卷。柯氏用力甚勤，頗以考證見長，所補宋遼金三史志表缺陋及史事逸漏處頗多，諸書所因野史失實處亦間有考辨。同時史家黃佐謂其「會通三史，以宋為正，刪其繁猥，釐其錯亂，復參諸家記載可傳信者，補其闕疑[49]」，所言非虛。其於史學義法上見深義者，「最大者尊宋之統，附遼金為外國傳[50]」，其次則仿孔門四科之次序，人物傳中先《道學》，次《儒林》，後《循吏》，末《文苑》，如是而已。
義法史學代表明中葉在野之師道精神，及其流弊，則或空疏不學，以僵化之科條嚚嚚自訟，溢言若蛙，殊堪笑吒。日久滋甚，聞者厭之。起而救正者，厥有數支。一曰貶斥義法，因文見義，由《綱目》返歸《通鑒》，復編年體之原貌，以求經世致用，薛應旂為其翹楚；一曰避虛蹈實，網羅一代，以復古相倡率，由史料之研求馴至紀傳體之撰作，鄭曉、王世貞為其領袖；一曰會通萬有，自見性情，由史跡之評騭以通天下之志，唐順之、鄧元錫、李贄皆其選也。
薛應旂字方山，武進人，嘉靖十四年進士。三十五年放歸，始專心考求宋遼金元四史及諸家文集，撰《宋元通鑒》一百五十七卷。其時並世儒者莫不揚宋抑元，此書直以宋元相續，洵為異數。其理據雖與《續通鑒綱目》略同，然精神意態固大不一致，蓋此書本以批判義法史學為職志者也。故反對動曰模仿《春秋》，以微詞相褒貶，因眾論之是非為抑揚，主張「據事直書，而善惡自不相掩[51]。」此書之作乃在經世致用，為當世法。然所謂致用者，非僅實用之謂也，乃本體之發用，全體之大用也。義法諸書，過居師道，每以道德功業相分，力透向上一機，而塵視凡俗。譬如王洙所言，「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一點浮雲過太虛耳[52]。」於是功業、誦說、權謀、術數之學乃皆以末學偏見斥之，其不流入偏枯錮蔽者鮮矣。薛氏力倡「道德功業相為體用」，君師不分，體用一源，所謂「君相、師儒其究一也」，故「雖於是編致詳於道學，而凡有功業文章者，雖其學有精粗純駁之不同，亦並著於篇，以為經世者法，不敢不謂之學也[53]。」同時，有明義法史家雖或主經史不分，然其關鍵乃在以經衡史，至薛氏之論經史不殊則大異其趣：「蘇洵氏謂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而世儒相沿，動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不知道見於事，事寓乎道，經亦載事，史亦載道，要之不可以殊觀也。故旂於是編，凡有關於身心性命之微，禮樂刑政之大，奸良邪正之辨，治亂安危之機，災祥休咎之微，可以為法，可以為戒者，皆直書備錄其義自見，君臣士庶鹹可鑒觀[54]。」薛本王門再傳，然於並時王畿輩惟求上達之風大為不滿，故由陸返朱，且以朱正陸，甚而與王畿交惡，置之於察典。黃宗羲云：「先生嘗及南野（歐陽德）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55]。」同時有王宗沐撰《續資治通鑒》，其意與薛略同，亦南野派下人也。薛氏另有《甲子會紀》五卷，《憲章錄》四十六卷，前書蓋仿邵雍《皇極經世》，明天道之變化，以寓其政治哲學；後書則所撰有明洪武至正德歷朝通鑒，取儒者「憲章文武」之義，「與經世者共之。題曰《憲章錄》者，竊附於從周之義也[56]。」其時實錄未出，未免「採摭雜書，頗失甄別[57]」，然於累朝之大經大法可資後鑒者，如朱元璋不從元制以太子為中書令而從漢法制師立教，及建文時高巍上書議行主父偃推恩令等，皆敍述綦詳，別具隻眼焉。此書因主致用，萬曆之世嘗進講筵，為神宗所青睞，影響甚巨。萬曆二十二年（1594），汝州府光州儒學訓導吳瑞登，續撰嘉、隆《兩朝憲章錄》，上於朝。
嘉靖之後，欲以紀傳體裁成有明一代史者，以鄭曉、王世貞影響最大。鄭曉字窒甫，海鹽人，嘉靖二年（1523）進士，與柯維騏同年，與王洙則浙江大同鄉，三人皆以復興紀傳體自任，可謂一時之會。就中尤以鄭曉於浙東經制之學涉獵最深，少年即有志四方，無書不讀，所讀書必裨用，少壯入仕，益諳典故，常質彼文憲，耳目聞見，鹹類紀之。嘉靖初嘗撰《九邊圖志》，士林傳誦。《明史》云：「鄭曉諳悉掌故，博洽多聞，兼資文武，所在著效，亦不愧名臣雲[58]。」蓋修史最難者即在於志，皆專家之學，非枵論之徒所能仿佛，欲明此期紀傳史體之復興與夫浙東學術之關聯，必當於此等處求之也。所撰曰《吾學編》，其《大政記》十卷，記「政之大者」，實規仿本紀；《遜國記》一卷，為建文一朝編年；《同姓諸王表》二卷，傳三卷，附《異姓三王》、《孔子世家》；《異姓諸侯表》一卷，傳二卷；《直文淵閣諸臣表》一卷，《兩京典銓表》一卷；《名臣記》三十卷，《遜國臣記》八卷；《天文述》一卷，《地理述》二卷，《三禮述》三卷，《百官述》二卷，《四夷考》二卷，《北虜考》一卷；另有女後、樂律、儀制、兵略、茶馬、鹽運法、水利、藝文、隱逸、酷佞、方技諸志傳皆毀於火。蓋嘉靖一朝雖其初政有革命之意，為明人撰本朝史網開一面，然中葉則文網漸密，諸臣動輒得咎。是書草成，值嘉靖三十五年吏書李默為趙文華訐奏論死，懼以言殺身，遂悉畀於火，子履淳竊小櫝藏之，因得不盡廢。嘉靖四十一年（1562），嚴嵩去位，徐階柄政，始因履淳請，續成其稿，然僅六十九卷而已。其所廢者，今《吾學編餘》尚存端緒。如《遜國遺聞》頗右建文；《儀制篇》則批評嘉靖大禮「糜費百萬計」，且於孔廟祀典頗露不滿；其《災異篇》則言嘉靖乙酉五星聚營室為「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世宗之深刻，嚴嵩之鉤致，此種論調一經宣佈，其不罹於刑闢者幸矣。
顧其時義法史學方盛，鄭氏亦未能盡脫其檢束，其《大政記》尚存「放朱子綱目」之意[59]，稍後王世貞出，始一舉而廓清之，史學亦因之脫離經學而自由。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本故家子，「弱冠登朝，即好訪問朝家故典與閥閱琬琰之詳[60]。」其筮仕之初，值王（慎中）、唐（順之）領袖文壇，所謂「唐宋派」。此派之於文學亦猶夫丘濬之於史學，以師道自任，以載道相標榜，與經學領域之陳、王相呼應。世貞乃與濟南李攀龍以西京之文、盛唐之歌詩相倡率，「於本朝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詆為宋學[61]。」蓋宋學之精神即在以師道自任，王氏此論出之於史學，則以義法史學為敵國。其評歐陽修有云：「歐陽公作《五代史》，而欲自附《春秋》之筆削，創立義例，而其文詞頗為世所喜。楊士奇稱之，以為與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並，而義例勝之。予亟考其所謂義例者，亦不甚當[62]。」惟世貞之批評義法，顧未折入編年，而以班馬自期，除文人結習外，自當有別解焉。世貞十四歲即從其父所「得《王文成公集》讀之，而晝夜不釋卷，至忘寢食，其愛之出於三蘇之上。稍長，讀秦以下古文辭，遂於王氏無所入，不復顧其書，而王氏實不可廢[63]」。蓋陽明之學「於動處見本體[64]」，其學當機活潑，非如朱子之規模儼然。然即用見體，有會通之義焉。蘇學亦宋學之會通派，予昔嘗揭其端於《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一書[65]。故其後雖力闢唐宋，然會通之精神已寓諸其中。予嘗言有明之文學復古，即如清代之經學考據，實以辨體之眼光剖分文學諸流派，雖取向各異，互爭雄長，合而觀之，要之各徵天倪，顧未如王畿、李贄輩已據其道樞耳。職是之故，世貞論詩，每於莊生相契，其語李攀龍曰：「吾之為歌行也，句權而字衡之，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吾無待也，茲其所以埒歟？子兮雪之月也，吾風之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權我之變，加吾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66]。」王氏臨終，獨於蘇子瞻集賞玩不置，蓋再變而至道也。此意發之於史學，則有歷史是非之齊論焉：「王子曰：是非之變若棼絲，然有一人之是非，有一事之是非，有片言可折之是非，有千古不決之是非。後之君子且奈何？亦存其跡而已矣。曷為存□□（其跡？），（曰）有案矣，曰有斷矣，則未知□（果？）是是而非非也。與其所以取是非者，的然而無一訛也，信傳信，疑傳疑，一人不以一事蒙，一事不以一人廢，開眼界於片言，竄齒餘於千古，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殆庶幾焉[67]。」
由學主會通，故頗有志於恢復馬、班通史，以見一代之精神意趣。書未成，然就其所作《弇州史料》（董復表輯）、《弇山堂別集》、《觚不觚錄》、《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皇明名臣琬琰錄》、《古今諡法通考》、《古今法書苑》、《古今名畫苑》視之，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規模宛然，惜未全備耳；由信信疑疑，故學主徵實，期於碻確。所傳《史乘考誤》諸書，頗以「辨析精核，有裨考證」，為清人所稱許。上承楊慎，下啟胡應麟，於晚明博學風潮中亦稱巨擘焉。
嘉、萬之際，由師道之消解乃有會通精神之誕生。此精神映現於經學，則為王學會通派；映現於文學，則為性靈派；映現於史學，雖流品龐雜，然亦可雲會通派，王世貞、唐順之、鄧元錫、李贄等皆其派下人也。惟後三者皆心學家，其與王氏相異處，端在皆喜自出機杼，抒發性情，由依班馬成規馴至獨創義例，以一己之眼光上下千古，於是歷史之呈現乃皆其心造之畫影焉。故其學皆不主徵實，而特重議論，其高處則常別具隻眼，衝破牢籠；其不足則每在強人就我，自相悖謬。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八年（1529）進士。初喜李夢陽詩文，繼因王慎中取法歐陽修、曾鞏，並為唐宋派之領袖。後專以道自任，無意為文，與會通派大儒王畿相師友，自言但少北面四拜。其學主天機，即脫胎於王氏者也。畿之言曰：「大人之學性相平等，無有高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人自信人，不相假借，不相淩奪，無同無異，無凡無聖，無三教之可分，無三界可出，邃古無為之化也[68]。」又言「佛老自有佛老之體用，申韓自有申韓之體用[69]」，故其學等視諸法，無分高下，於莊子之學乃有神契。唐氏承之，故其學既自任師道，欲以治法淑世，又能濟之以會通，非如義法史學之堅守一隅，落小家相。「荊川子（即唐氏）意若曰：《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曾子論道之所貴者三，而歸籩豆於有司以反本也，說者猶以為析道器而二之。莊生雲道在稊稗，在瓦礫，在尿溺，其說靡矣，儒者顧有取焉，以為可以語道器之不二也。語理而盡於六經，語治而盡於六官，蔑以加矣，然而諸子百家之異說，農圃工賈醫卜堪輿佔氣星曆方技之小道，與夫六藝之節末碎細，皆儒者所宜究其說而折衷之，未可以為賾而惡之也。善學者因之以蓄德，不善學者因之以溺心，則系乎所趨而已。史家有諸志，以為語理而不盡於六經，語治而不盡於六官也[70]。」其意主納九流於一泓，博綜而富蓄。所撰《歷代史纂》凡六編，曰《左編》一百廿四卷，《右編》四十卷，《儒編》二十卷，《文編》六十四卷，《武編》十卷，《稗編》一百二十卷，其規模略可見矣。即《左編》而論，其書本「為治法而纂」，以歷代人物為中心析而別之，如君、相、名臣、謀臣、武將、後妃、外戚、國儲、宗室、宦寺、佞幸、奸雄、篡奪、亂賊、草莽、分鎮、夷狄、儒者、隱逸、方技、釋道等，各分若干等倫，以漢唐宋後三代為綱維分別系之，以見其與於治道之意。前有王畿所撰凡例並引言，言「予與荊川子久處山中，是編每從商訂，得其筆削去取之故，間亦有折衷之助焉。」凡經二十餘載始成，七易稿雲。
順之《左編》於事實本未措意，頗取諸史原文。清初方中履言其「但取《通志》」，說者但以其史料之來源為言[71]，蓋不知二者精神上之有以相通也。稍晚於唐氏，亦因學主會通而規仿《通志》者，則有鄧元錫《函史》之作。元錫字汝極，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黃在川學，喜觀經史，聞同邑羅汝芳講學，從之遊。後就學於吉州鄒守益、劉陽，得其旨要。蓋羅氏之學，力透向上一機，未免徹上而遺下；至於鄒氏，則於修證中見本體，上達而不廢下學。元錫承此二家，故以徹上徹下、體用兼賅為學的，所論儒釋之辨，深許「釋氏之於此體，其見甚親，其悟甚超脫敏妙矣」，然終之以無物無生，以有為幻妄，以生為滅度，「故其道虛闊勝大，而不能外於倫理；其言精深敏妙，而不能開物以成務[72]。」其學既以開物成務為極則，發之於史，則初以其「有物有則」者為先務，蓋「黜其不經者，取其近經者，道其可道者，不道其不可道者，為史學要刪」；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皆此物則天心之顯現耳，順以求之，「帝者之所紀，相者之所謨，聖者之所作，明者之所述，志士之所裁，仁人之所安，達賢之所通，節士之所完，下至幽人貞士庶婦季女，介乎不欺其志也，焉往而不可見天地之性哉[73]！」所撰《函史》，上編八十一卷，自古初迄蒙元，前八十卷紀文明人類之歷史，體仍紀傳，名目有八，曰表、紀、後妃內紀、志、傳、相謨、經學訓述、道學訓，其周以下居正統之世則以紀明之，非正統則曰志，如秦即於始皇一統後稱後秦志；其相謨、學訓則仿《尚書》例，表臣道及師道焉。其列傳亦分數種，如周代有大臣、良臣、爭臣、忠節、行義諸目，另有經學、文學、隱士、方技、貨殖、列女諸品。卷八十一物性志，則研討宇宙萬物之物理。下編二十二卷，分天官、土田、貢賦、學校等略，「總三才之撰，觀會通之極，蓋仿鄭樵《通志》而作」，《四庫總目》之評論，蓋深有得其撰述義旨者也。
會通派史學之極至，當推李贄《藏書》。今之論會通者亦眾矣，然每流於陳言套語，明其真義者鮮矣。蓋會通之為務，端在質疑唐宋以來之師道，故道統論之消解乃其中心所在。此義自陽明已發其端，經王畿而大顯，至李贄而大成。贄之言曰：「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猶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則水無不在地，人無不載道也審矣，而謂水有不流，道有不傳，可乎？顧掘地者或棄井而逃，或自甘於混濁臭穢終身不見甘泉而遂止者有之，然而得泉者亦已眾矣，彼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者，真大謬也。惟此言出，而後宋人真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為知言云。籲！自秦而漢而唐而後至於宋，中間歷晉以及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則人皆渴死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沒不見、混沌無聞，直待有宋而始開闢而後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競，奄奄如垂絕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好自尊大，徒為摽幟，而不知其詬誣亦太甚矣[74]」！故李贄之重要，乃在其學術代表傳統儒學義理之根本轉向，世所謂「啟蒙思潮」者，動以反封建、反理學、市民思想為口實，其義理或純由外鑠，或汗漫而無統，吠影吠聲，於其蒙者為何物尚且不知，安得論所謂啟蒙？悠悠百載，學術轉型，乃結此怪胎，謬種流傳不知底止，吾不得不為中國文化灑淚一哭也。
《藏書》六十八卷，「取漢以來至金元名士，撮其行事分類定品，一切斷以己意[75]」，故其言曰：「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鹹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此非刻意與孔子為敵，「夫是非之爭，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子復生於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賞罰哉[76]？」此亦陸王學術之根本立場。蓋其「分類定品」之真正標準乃在童心，所謂童心者，即未經習染，未經剖判之真心也。此真心非有為法，非可操作計度，要之物各付物，事事無礙者也。故其論君，必以羲皇以上為極則，「自舜以下，要皆有為之聖人也[77]。」後世惟純用柔道之漢文乃可方羲皇之境，漢高則堯後有為諸君之極品也[78]。其論臣亦重大臣，「要其實皆本之於至誠[79]」，其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汙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誠而若可欺以罔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80]。」真心者人人見在，乃「人人固自有一段光明俊偉之業也[81]」，惟各極其致，斯為有得。故《藏書》於君主不依正統觀評論，而衡之以因時遭遇，或神聖開基，或英雄草創，或奸臣篡奪，或華夷一統，如是如是。其議臣道，亦分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賊臣、親臣、近臣、外臣諸品，每品分若干門，雖依治平之視角，不無高下之可分，然亦皆各有其精神意趣。如其論名臣，雖不如大臣之可致太平，「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強」，「未必知學，而實自有學[82]。」他皆仿此，是皆會通之真義也。至其具體議論，林林總總，雖亦新奇可喜，要當於此義下觀之，否則皆一偏之見耳。
歷史既可以己意衡評，則其所謂真實者何在？於是史學乃不得不一變而為小說。自唐宋以來，民眾社會漸趨崛起，傳奇、平話、演義諸書日出。其初意頗在宣教下民，然下民既已自覺，乃反客為主，以己意為之取捨。明至嘉靖以後，此風益開，故《三國演義》諸書一時紛出，然不旋踵而與小說雜糅莫辨，其故即在是。李贄為隆、萬以後此風氣之最大代表，其評《水滸》論《西廂》皆別具隻眼焉。蓋史學之小說化其特徵有二，一曰歷史真實性之消解，一曰史學益趨通俗化。由真實性之消解，故有晚明考信思潮之崛起；由史學通俗化，故一時精英史著亦每措意於藻詞，以與之爭衡焉。除王世貞輩欲以文壇大匠秉史權外，並時學者亦頗有此意，程元初云：「今之小說演義諸家創為非有之事，飾為委巷之辭，至譾陋不足觀，每剞劂成則為之紙貴，至綱鑒史籍反束架高閣，此何以故？彼書每先為綱領於中，敷演條暢有始有末，易以入目故耳。」故所撰編年通史《歷年二十一傳》，「其敍述欲其敷演條暢，始終具備，如小說諸傳，令讀者厭飫雋永[83]。」晚明歷史演義諸書甚夥，然非專門史著，稍揭此以見其大意雲。
有明野史，卷帙浩繁，論其大宗，乃在當代史之結撰。然以當代人撰當代史，非惟專制之世忌諱綦繁，亦且金匱之書外廷罕覯，以故其書雖眾，史料價值乃並不高。王世貞言：「史失而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郗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寄雌黃於睚眥，若《雙溪雜記》、《瑣綴錄》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閭閻間，不復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翦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誕，或創為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核而遂書之，若《客坐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84]。」及隆、萬以降，《實錄》、《寶訓》諸書稍出，朝政典章宮府隱事一旦赫然露布人間，猜謎射覆者頓減，鉤稽索引者日增，學者取國史、野史、家乘參伍考核，當代史之撰寫乃漸可徵信。顧今之論有明一代史學者，多以此為高下重輕，其論未嘗無理，究非史學史之先務也。
蓋史家之撰作，初皆自有其意趣，此意趣每為時代精神之顯現。其當代史作，雖言微而意婉，然與時代之關係固切，倘得詳細紬繹，於其時朝野互動諸情狀，亦當有更深之瞭解。顧有明一朝二百七十六年間，史事繁雜，深意細故所在多有，其勢不得備書，姑即其所言建文朝事之一端，觀其大略焉。
洪武立國，其根幹一曰淮右武將，一曰江左儒臣。惟其時帝與諸將皆崛起布衣，非有故家世族可資憑藉，雖能於群豪並起之日逐鹿中原，然精神意態固與漢初遊俠集團迥不相侔，有其闊略而無其大度，猜忌偏狹之心彌甚。慮家天下之不安，遂眾建親藩以夾輔王室，晚季尤大殺功臣，以泯內釁。兼承胡元弊政，卑視士人，於兩宋士人之師道精神深惡而痛絕之，故雖以復漢唐衣冠相倡率，而君師共治之意不再，觀其置四輔官而旋廢，撰《孟子節文》諸事可知。然太祖本開國之君，威權素著，加之民困蘇息，國家少事，雖文武並誅，終無以反抗，遂得行其專制之謀。
惟明初政權之規模，其要者端在右武抑文，以君道裁製師道。廢除相職，則外廷無百官總己之領袖，故文臣益卑，六部首腦品秩尚在五軍都督之下。國初領五軍者皆元勳宿將，尚可維持，及奕世之後，科舉士人崛起，以文化之菁英乃伏首於庸瑣之武胄，其勢必不能久。皇太孫繼位，浙東士人蓄勢待發，方孝孺以師傅之重力勸建文帝更改太祖弊政，首抑武臣，裁治藩王。其意未嘗不善，然甫一嗣位即大肆更張，不惟於「三年無改」之道有虧，抑且自斷根本，招致武將之離心。及燕王兵起，不事攻城掠地，徑以精兵直搗南畿者，其故亦在是[85]。至其更改祖制，尤為後者起兵之口實。故建文敗亡之後，文臣乃益發失勢，成祖之立內閣，初意即在分外廷六部之權力也。更於學術上極力貶抑浙東學派，作《四書大全》、《五經大全》諸書，是為官方之新朱學。此明初政治學術之大較也。
成祖雖登大寶，然入即之正當性乃成問題。故兩次重修太祖實錄，除證明己系嫡出之外，亦有篡改故實，掩人耳目之意。楊士奇等承其風旨，至言方孝孺「叩頭乞哀」，曲筆誣人，為後世所鄙[86]。同時以建文四年（1402）為洪武三十五年，諸臣承之，遂並建文年號亦去之，一若不嘗為君者，後世因有「革除」之目[87]。於文臣之忠事建文者，誅十族，瓜蔓抄，行事之酷，令人髮指。
《實錄》之外，野史中首言靖難事者，厥為佚名之《奉天靖難記》，《四庫總目提要》云：「紀明成祖初起至即位事，蓋永樂初年人所作。其於懿文太子及惠帝（建文諡號）皆誣以罪惡，極其醜詆。於王師皆斥為賊，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其語多誣偽，殊不可信。按建文元年（1400）十一月成祖戰勝白溝河，上惠帝書並移檄天下，軍中倉促，語多可笑。《姜氏秘史》所載，最得其真。是書於上惠帝書頗有刪潤，而移檄則置之不錄，其文飾概可見矣。」及仁宗即位，赦建文臣屬之入教坊司、浣衣局及給配功臣為奴輩，「並宥為民，給還田土」，又以方孝孺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諸死義為忠臣雲[88]。」英宗復闢，自慚君德之不弘，乃釋建文子曰「建庶人」者，許令婚配，時年五十六，不辨牛馬[89]。其後國禁益弛，士氣益開，至孝宗時台州繆恭上書請封建庶人為王，奉祀懿文太子，給事中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等，皆震驚一時，而有詔勿罪。吏部侍郎楊守陳請修《建文實錄》，侍郎儲瓘更欲「搜羅遺事，稍發其潛[90]」，而同時宋端儀則撰《革朝錄》，為建文朝事專書之嚆矢[91]。蓋孝宗以右文為先務，閣部大臣密勿召對甚勤，一時號稱善治，朝野士氣益見發舒，因成建文史事解禁之轉捩點。其後，鬱袞、張芹、林塾等皆以搜討建文史事知名。
惟研討有明史學者，有一事固當亟知。蓋當代史之真正解禁乃在嘉靖以後，昔人於此頗已注意及之，然其故未明。或曰其時社會危機漸深，學者期於經世，遂紛紛作史自見。此雖不為無據，然亦未免有隔。如自正統以來朝野多故，邊塞烽火，藩王謀叛，宦官亂政，農民暴舉，皆史不絕書，未嘗無傾覆之虞，而史學不昌。或曰正、嘉以降商品經濟發展，意識形態因之改變，此尤謾語無識之論，倘經濟真能於文化發展有所驅動，初亦僅止於通俗文化之事業而已，精英學術之變遷殆別有理路存焉。此義予昔嘗發之，茲不具論。
然則野史之興何由而致乎？萬曆三十年（1602），詹事府詹事郭正域有言：「於惟國朝軌事功緒踔絕百代，而誕章若史者何獨泯沒無聞哉？其世無熟《墳》《典》《丘》《索》之業者乎？抑無涇渭朱紫之辨者乎？無乃金匱石室閟不易覯，而建文、景泰朝事又諱不易言，用是因循二百年畏難於史，即大手筆私有撰記，往往不敢示人，即示人輒匿去，未敢懸之市門，傳之都邑也……。第自世宗朝以來，靖難出狩於時當事者無不褒而登之祀典恤紀中，殆非諱言日矣。以故東莞（陳建）《通紀》、京山（高岱）《鴻猷》、毗陵（薛應旂）《憲章》而梓者，不特檇李鄭端簡（曉）之《吾學編》、黃恭肅（光昇）之《昭道典則》已也。復有周生時泰者取朱職方、閔茂才所校豐城雷公禮所述洪武迄正德之《大政記》，與洧川範公守己所續嘉隆者梓之[92]。」昔人引此，每措意於其所論野史因忌而不昌，不悟何以嘉靖乃「非諱言日」也。
欲明此意，當知嘉靖以後明人心目中之本朝為何物。嘗試論之，今人所謂嘉靖乃積衰之漸者，雖有如海瑞所言「嘉靖者，家家皆淨也」以資證明，然依晚明普通口徑，乃正不然。世宗之形象，宛然一中興之主也。蓋世宗初自藩邸嗣位，本據太祖「兄終弟及」之家法，故統嗣兼繼，以孝宗為皇考，本生父興獻王為皇叔考，後悟其非，欲尊生父，因興大禮之議，與外廷決裂。事成之後，遂一意以重塑繼統之正當性為務，變本加厲，更定祀典，於天地君親師乃至雲雨風雷之祀為太祖及歷代君主所訂定者，條分縷析，正以己意，而究其歸宿，不過以「天下有道，則禮樂徵伐自天子出」為口實，張揚君權而已。至其結果，則頗富戲劇性，初僅欲以帝號諡生父，繼則入廟稱宗，位武宗上，似若實嘗為帝者，繼則祀之明堂以配上帝，而原本配享之太宗反摒而出之。由是則其政統之譜系宛若由孝宗兄終弟及至其父睿宗，以授於己者，與向日親受於武宗者迥然不侔。甚而以周文視其父，以殷紂視武宗，而自居周武，其君統乃若經湯武革命而來。推而論之，則太宗至武宗實有類於前朝，惟國號未嘗改耳。故其進太宗為成祖者，陽若尊之，實貶之也[93]。
了達此旨，始可言嘉靖朝之意識形態。然則其時以嘉靖為「非諱言日」，史家紛出者，正因所謂「隔代修史」乃歷朝慣例，不必諱言也。此意雖未明言，蓋成祖本亦世宗之所自出，然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以禮樂制度所處之中心地位言，當時士大夫之體驗固當如是也。此種意識與成、弘以來師道精神復蘇之後士人之自覺意識迅速合流，且愈演愈烈，一時史家頗以述作自任，於是纂修本朝歷史之觀念乃蔚然成風。萬曆中期陳於陛居內閣，遂正式以重修本朝紀傳體正史相啟請者，亦此風之下學而上達者也。惟嘉隆之間雖風尚漸開，文化政策尚稱嚴酷，學者之論本朝者動輒得咎，如鄭曉之《吾學編》即因懼禍而自毀稿，陳建《皇明資治通紀》亦因議論過直而於隆慶五年遭禁，是其例也。萬曆中葉以降，神宗於朝政漸失興趣，王學之在朝、會通兩派分別秉鈞朝野，《實錄》不復密藏，學術益無禁忌，學者得肆興漁採，卷帙浩繁之作一時蜂出，雖高下不一，義旨各別，要皆各抒己見，亦云盛矣。就中尤見鋒銳者，往往著書進上，以師道自任，於本朝利弊直言無隱，如吳瑞登《兩朝憲章錄》是也。
徵之有關建文朝事諸史，亦可覘其時史學風氣之異變。以世宗入繼為界，嘉靖前諸史多以時君褒獎建文忠臣遺事為名展開一朝史事，於建文則鮮與評價。如黃佐《革除遺事》雖首冠以君紀，為之系年，然亦僅於洪武年號下紀建文某年而已，且於「建文君」尚不敢聲言褒賞。其敘作史之意云：「《革除遺事》何以錄？懼湮也。諸先正之死，嗚呼烈矣，大節揭揭，與天日相為昭，何湮乎懼？懼史之逸之也。逸之矣，此其錄之也何？承二聖帝意也。太宗文皇帝當諸先正之死，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仁宗昭皇帝又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故茲錄之，凡以承二聖帝之意也。」雖於結末引李東陽讀《文山集》一詩，所謂「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舊史全。刪述總煩胡學士，姓名猶記丙申年」，且言「其意最婉，百年後公論乃定，大都如此」，微露不滿之意，然所隱約者亦深矣[94]。至嘉靖以後，學者於建文帝本人回護日多，於其敗亡遜國則每歸之於建文諸臣，蓋尚不敢直接聲罪於朱棣也。如鄭曉即言：「餘好問先達建文時事，皆為餘言建文君寬仁慈厚，少好文章禮樂，不喜任律法操切人。比即位，得方孝孺專意行周官法度，輒改高皇帝約束，靖難兵起，不為意，即有敗狀聞，亦輒謂直多發兵，蕩平在旬朔間耳。諸大將統兵北進者又多懷貳心，以故成祖至江上，不戰而潰。餘至建業，聞之江上老人曰：成祖乃天授，建文君何尤[95]！」高岱亦批評建文行法不斷，臣謀不當，誤用李景隆，而方孝孺等及大事已去，「猶循循頒行《周禮》，改官職，易殿廷名，迂亦甚矣。非忠有餘而才不足乎！」惋惜之意，溢於言表[96]。另如《奉天靖難記》誣指太祖本不欲立建文諸事，鄭曉雖未顯駁其言，卻詳舉建文於太祖晚年即常參與裁決政事，「頗尚寬仁，兆民忻忻，罔不愛戴」，其意可知矣[97]。
不寧唯是，嘉靖以後諸書雖不敢直接聲討成祖，於其殘忍滅性之處則多有揭露，此亦直書其文而褒貶自見之意。如鄭曉《遜國記》、王世懋《窺天外史》皆言建文二年十月兩軍交戰，建文帝詔諸將勿殺燕王，「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云云。清初史家潘檉章以為曲筆：「其說採入《吾學編》，至今傳為實錄，此言外若愚建文君，內實頌其仁，而甚成祖之忍[98]。」其尤著者則嘉靖十七年袁褧所撰之《奉天刑賞錄》。此書雜採野史筆記之偶見者裒為一編，記靖難之後爵賞誅戮之事。《四庫總目提要》云：「所載建文死事諸臣家屬被禍慘酷，殆非人理，稱皆得於官府故牘，似不盡誣。成祖毒虐之政至於此極，亦可證史書所載尚未能得其十一矣[99]。」書以「奉天」為名，而所記則無復人理，褒歟貶歟？雖三尺童子，不難立判。
建文君臣之慘況一旦大白於天下，其影響於世道人心者甚巨。「即覆宗去國極辱窮誅之事書之篇策，至今讀之，猶能使人可悲可涕，髮上指而眥欲裂者，誠千百年來未有之見聞也[100]。」士大夫不幸遭逢專制之世，君主動以聖人自居，朝野亦頌聲一片，然稽其行事，則或禽獸而不如，凡此種種，積鬱於心，其壓抑可知。此種壓抑一旦爆發，則有非時君所能抑者矣。故萬曆時代朝野士人於建文反正一事爭持最力。神宗即位，閣臣張居正首請為建文諸臣建祠，得旨允行；萬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為諸臣請諡、益祠、請修治塚墓並恤錄子孫及交遊姻黨之嘗受株連者；萬曆十三年，江西巡撫馬文煒、巡按韓國禎亦各以「忠臣已褒，外親未宥」啟請，於是建文殉難諸臣黨禁乃大解；萬曆十六年國子司業王祖嫡奏請復建文年號，至萬曆二十三年議修國史之際禮科給事中楊天民、監察御史牛應元又分別上奏，其事乃允，並修《建文實錄》附於洪武之末。朝廷解禁雖告一段落，學者之私議則事猶未已。萬曆二十九年翰林院館課便有祭祀建文之議，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甚至「乞舉陵廟曠儀」，乃有一舉而復其正統之意[101]。而夷考其爭持之理由，則以建文之反正為事關綱常。於是，由成祖靖難所開創之政統在士人心目中終漸失其正當性。屠叔方奏疏即云：「臣惟君之立國莫大於綱常，臣之事君莫先乎忠義。國無綱常，雖明備禮樂，亦虛文耳，名教奚賴焉[102]？」此義雖雜糅於頌聖聲中，然其言辭之顛覆性當不俟深考而後知也。故陳繼儒序其《建文朝野彙編》，於人心或不復屬明乃不勝其殷憂：「革除諸臣且儼然賜之祠額矣，而議者猶有憾，曰建文之不修史也，不復號也，於綱常闕焉。夫綱常者萬古之綱常，寧以區區廢置為完闕？吾第患其久闕而乍完，水奔弦激，其所傷猶有大於備史復號者也。則聖子神孫豫為之計，以殺人心之不平，而關後世之橫口，是亦繼述之善者也。」
明室以君道獨尊立國，而建文一朝則士大夫師道理想之所寄。故靖難一役，於士人心態之影響最巨。昔孔子哀道之不行，不忍託之空言，乃筆削《春秋》以見意。此意晚明學者亦差堪仿佛，故其極力爭持者，殆為此也。萬曆二十三年，吳縣布衣學者朱鷺成《建文書法擬》一書，主為建文辯誣雪謗，以《春秋》筆法自況，惜學不足也。就其所衡論者觀之，每每意欲褒而實若貶，殊可笑吒，不副其素志。明季學者好大言，底層尤甚，於朱氏吾見之矣。
建文朝事既為士人理想之寄託，愛屋及烏，於建文帝之敗亡，學者多不忍信其死。或出於故老之相傳，或本於好事者之所造，建文遜國之後，以太祖預留之度牒出家為僧、地道出亡一事，乃繪聲繪影，愈寫愈真。除姜清《姜氏秘史》外，史學名家諸作如鄭曉《吾學編》、許相卿《革朝志》、薛應旂《憲章錄》等皆未能免俗。其說流傳既久，信者益眾。及至季世，「遜國諸書，真偽雜出。蓋作俑者，王詔之《奇秘錄》，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錄》也。二書皆淺陋不經，而《致身錄》以緣飾從亡事，尤為流俗所歆豔。崇禎中南京科臣歐陽調律上其書於朝，錢學士謙益乃據吳文定所撰彬墓表作《致身錄考》。」按此言史彬即史仲彬，建文時翰林侍書，相傳與程濟等隨帝流亡，故明季託二者所撰之《致身錄》與《從亡隨筆》，言建文遁亡隱事甚悉，且相互表裡，可資互證，一時學者信之不疑。然體類小說，經潘檉章考證，實皆不足憑信[103]。並時亦有託名鐵老生《冤報錄》，言永樂初以虐殺遜國諸臣歆動上意之作俑者陳瑛，慘遭孽報，中冓俱為他人所亂，書極穢褻，蓋亦當時士人借小說以洩其憤懣者。崇禎四年，江南名士錢士升以三書與劉琳《拊膝錄》並刻為《遜國逸書四種》，行於世。
遜國野史雖不足憑，要不失為晚明士人心影之寫照。其中所述如雪和尚、補鍋匠等，雖或無其人，然榮華盡棄，甘於遁隱，萬裡赴義而不辭者，千古之下想其英風。惜不旋踵而此心影乃成現實，明社丘墟，清人入主，士大夫之甘為遺民者或築室祈死，或浪隱江湖，芭窗夜雨，歲寒猿嘯，其風烈猶有過之者焉。讀明季野史者，當於此等處求之。
大廈將傾，乃念扶危之一木；國家板蕩，方思濟難之忠臣。崇禎中，諡建文為惠帝，弘光雖旋即敗亡，乃亟亟以表彰遜國遺臣為事，然明社屋矣。數十年後，其遺民黃宗羲撰《明儒學案》，首舉師說，而以「千秋正學」方孝孺冠於篇。
[1]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載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277頁。
[2]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二九，《元史》、《元史自相岐互處》。中華書局，1984年，第649-652頁；第655-657頁。
[3] 以上參《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卷九九下，《王莽傳》。
[4] 錢伯城、魏國賢、馬樟根主編《全明文》卷一，朱元璋一，《即位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頁。
[5] 參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氏著《讀史劄記》，三聯書店，1956年，第235-270頁。
[6] 參宋濂《宋學士文集·鑾坡前集》卷1，《進元史表》。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39-341頁。
[7] 《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紀後論》。
[8] 《元史》卷二六，《仁宗本紀後論》。
[9] 按此說之不實，自阮元以下學者頗有考證，參鄭克晟《試論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氏著《明清史探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10] 有關南宋經制派史學，可參蒙文通《中國史學史》，載氏著《經史抉原》，巴蜀書社，1995年，第330-337頁。
[11] 《王忠文集》卷一四，《擬元列傳二首》。
[12] 王禕嘗病元趙友欽《革象新書》「其為言涉於蕪冗鄙陋」，為之重新編訂，且言「夫司天之學儒者之所宜務，而世顧恆置之弗講，何哉？」即此可覘其學之一斑。參《革象新書·原序》。
[13] 《元史》卷四二，《順帝五》；卷四四，《順帝七》。
[14] 前揭宋濂《宋學士文集·鑾坡前集》卷一，《元史目錄後記》。前引書，第342-343頁。
[15]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傳》。
[16] 真德秀《大學衍義·序》。
[17] 參《明史》卷一二八，《宋濂傳》；宋濂《潛溪集》卷二，《孔子廟堂議》。前揭《宋濂全集》第19-21頁。另參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42-184頁。拙作《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7頁對宋濂的相關論述有誤。
[18]《全明文》卷一三，朱元璋十三，《昭鑒錄序》，前引書，第196頁。
[19]《全明文》卷一三，朱元璋十三，《相鑒序》，前引書，第197頁。
[20] 參向燕南《中國史學思想通史·明代卷》，黃山書社，2002年，第38-39頁。
[21]以上參吳晗《記明實錄》，收入氏著《明史劄記》。
[22] 《全明文》卷一○，朱元璋十，《七曜天體循環論》。前引書，第148頁。
[23] 《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24] 《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傳》。
[25]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曆學》。中華書局，1959年，第524-525頁。
[26] 鄭履淳《鄭端簡公年譜》卷一，戊寅。
[27] 《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贊》。按此論本諸劉向、揚雄，王肅云：「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敍事，有良史才，謂之實錄。」見《三國志》卷一三，《王肅傳》。
[28] 黃汝成撰、欒保群、呂宗力點校《日知錄集釋》卷一八，《秘書國史》。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第798頁。
[29] 參吳晗《記明實錄》。
[30]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序》。
[31] 明憲宗序，載清康熙《御批續資治通鑒綱目》卷首。
[32] 參上書相關諸條。
[33] 丘濬：《世史正綱》卷二八，乾道八年。有關義法史學可參拙作《義法史學與中唐新史學運動》，《復旦學報》，2004年第6期。
[34] 錢茂偉已指出，參氏著《明代史學的歷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33頁。
[35]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七，《閣部列銜》，第185頁。
[36] 《世史正綱》卷一，《秦世史》。
[37] 《世史正綱》卷二，《漢世史》。
[38] 《世史正綱》卷三一，《元世史》。
[39] 參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釋統》、《後正統論》及《跋》。
[40] 參前揭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第34-35頁。
[41] 《世史正綱》卷三二，《元世史》。
[42] 《世史正綱》卷一，《秦世史》。
[43] 參拙作《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第202-206頁。
[44] 許誥《通鑒綱目前編·自序》。
[45]顧應祥《人代紀要·自序》。
[46]王洙《史質》卷一，《天王正紀》。
[47] 《史質》卷九七，《道統一》。
[48] 《史質》卷一○○，《道統後序》。
[49] 黃佐《宋史新編·序》。
[50] 《宋史新編》卷末，康大和後序。
[51]薛應旂《宋元通鑒·義例》。
[52]《史質》卷九七，《道統一》。
[53] 《宋元通鑒·義例》。
[54] 《宋元通鑒·自序》。
[55] 參《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第152-155頁。
[56] 《憲章錄·自序》。
[57]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八，《憲章錄》。中華書局，1965年，第435頁。
[58] 《明史》卷一九九，《鄭曉傳·後論》。
[59] 鄭曉《吾學編》卷首，鄭履淳序。
[60] 王世貞著，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自序》，中華書局，1985年，第4頁。
[61] 《明史》卷二八七，《李攀龍傳》。
[62] 王世貞《讀書後》卷三，《書五代史後》。
[63] 《讀書後》卷四，《書王文成集後一》。
[64] 《讀書後》卷四，《書王文成集後二》。
[65] 參該書導言。
[66]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七，《書與於鱗論詩事》。
[67] 祝世祿《祝子罪知錄》王世貞序，轉引自向燕南《中國史學思想通史·明代卷》，第285頁。
[68]王畿《龍溪王先生全集》卷四，《答楚侗耿子問》。
[69] 《龍溪王先生全集》卷七，《南遊會記》。
[70] 王畿《歷代史纂左編凡例並引》，載《左編》卷首。
[71] 參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第193頁。
[72] 鄧元錫《論儒釋書》，見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二四，《江右王門學案九》，中華書局，1985年，第566-570頁。
[73] 鄧元錫《函史·自序》，今四庫存目本殘缺。
[74] 李贄《李溫陵集》卷15，《道學》。李贄之學可參《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第300—310頁。
[75] 《藏書》卷首，梅國楨序。中華書局，1959年，第3頁。
[76] 《藏書》卷首，《紀傳總目前論》，第1頁。
[77] 《藏書》卷三二，《德業儒臣後論》，第544頁。
[78]《藏書》卷二，《世紀總論》，第2頁。
[79] 《藏書》卷九，《大臣總論》，第146頁。
[80] 《藏書》卷首，《紀傳總目後論》，第61頁。
[81] 《藏書》卷三二，《德業儒臣後論》，第545頁。
[82] 《藏書》卷首，《紀傳總目後論》，第61頁。
[83] 程元初《歷年二十一傳·自序》。
[84]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史乘考誤一》。
[85] 有關燕王起兵之評論，可參高岱《鴻猷錄》卷八，《長驅金陵後論》。後世研究靖難者甚眾，然能明此意者尚寡，不具引。
[86] 朱鷺《建文書法擬·本引》。類此者甚多，不具。
[87] 有關「革除」一說出現之原由，參潘檉章《國史考異》卷四，《讓皇帝》。
[88]朱鷺《建文書法擬·述盛德十條》。
[89] 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卷二○，《建文定論》。
[90]朱鷺《建文書法擬·述公議六條》。
[91] 《明史》卷一六一，《宋端儀傳》。
[92] 雷禮《皇明大政記》卷首，郭正域序。
[93] 參《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第55-113頁。
[94] 黃佐《革除遺事》卷六，《胡廣傳附》。
[95]鄭曉 《吾學編·建文遜國記》。
[96]高岱《鴻猷錄》卷八，《長驅金陵後論》。
[97]鄭曉 《吾學編餘》。
[98]潘檉章《國史考異》卷四，《讓皇帝》。
[99]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三，《奉天刑賞錄》。前引書，第482頁。
[100] 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卷末，姚士粦跋。
[101] 參見揭朱鷺《建文書法擬》之《述公議六條》、《述盛德十條》及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卷二○，《建文定論》。
[102]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卷二○，《建文定論》。
[103]潘檉章《國史考異》卷四，《讓皇帝》。
該文原刊《史與詩：世界諸文明的歷史書寫》（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此據作者原稿。感謝鄧志峰先生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