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的2005年10月24日，徐中約教授在美國去世。
徐中約 （1923-2005）
圖片來源：Newsletter of the UCSB
History Associates, Nov 2015
單說起「徐中約」這個名字，有印象的人可能不會太多，因為這個名字大多數時候是在「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這個詞組中出現的。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自1970年英文版（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初版至今已整整五十年，早已成為美國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的經典教科書。
英文原版的六種版本，分別出版於1970年、
1975年、1983年、1990年、1995年和2000年
2000年，英文第六版，也就是最終版問世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組織學者將其翻譯成了中文，分別在2001年8月和2002年4月出版了中譯本的上下冊。從此，只要提起「中國近代史」，在蔣廷黻、郭廷以等之外，一定有個徐中約。無數學者和讀者也都把它視為必讀通史之一。
《中國近代史》上、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1、2002
這本書也成為了我們最暢銷+長銷的書目之一，至今上冊已重印21次，下冊重印了20次。每次書展總能看到大中小讀者捧著兩卷藍色封面的書，就是這本《中國近代史》。
徐中約1946年從燕京大學畢業，後來前往哈佛大學留學，1954年在哈佛獲博士學位。1959年，他開始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歷史系講授中國近代史，直到1991年退休，一直教了32年。在1972年，徐教授獲得了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 Award，這一校級獎項每年只授予一個人，是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最高級別的學術榮譽。
目前大家讀到的中譯本，是經過徐教授仔細校訂過的。2000年，中譯開始之後，徐教授就審閱了譯稿。在2002年4月兩冊出齊後，他又看了一遍，並為這部長達一千餘頁的大部頭寫下了15頁的勘誤表。編輯部收到這份手寫的勘誤表之時，距離下冊出版也僅僅只有兩個月而已。那時他已79歲高齡。
徐教授手寫的勘誤表（中文大學出版社檔案）
今天推送的是本書第一章「『近代中國』的概念」中的一節。徐中約認為「理解任何歷史時期的關鍵，在於找出決定該時期形態的主要動力」。他也以此為線索，在一開篇迅速勾勒出了近代中國三百多年的歷史圖景。
「近代中國」形成的動力
摘自《中國近代史》上冊第一章
理解任何歷史時期的關鍵，在於找出決定該時期形態的主要動力。在近代中國，我們看到了幾種發揮作用的強大動力，其中有些是明顯的，有些則是潛藏的。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命運的興衰。在清代，朝廷最為關注的，是如何維持其自身的權力。為了贏得漢人的善意和承認，清廷決意與中國傳統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體和社會制度，採納理學為官方哲學，並吸納漢人加入官僚機構，以一種二元首長體制（dyarchy）的形式與滿人共事。另一方面，清廷大興文字獄，懲罰譏諷異族統治的人，設立宗人府，監督滿族顯貴的出身、受業和婚姻；禁止滿漢通婚，並嚴禁漢人遷居滿洲，通過這些措施，努力維護滿族的種族特性。為適應某些特殊的需要，清廷也設立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門，如在1638年建立理藩院來管轄有關西藏、蒙古和西域（新疆）的事務；1729年設立軍機處，使決策過程集中化；1861年更設立總理衙門來掌管與西方列強的外交關係。為鎮壓叛亂並擴展疆土，清廷向遙遠的邊疆發動了多次軍事徵討，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疆域第二大的王朝。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有許多洋人受聘擔任政府官職，從而使滿-漢二元體制擴展為一種「滿-漢-夷」的混合體制（synarchy）。所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政策措施，都旨在確保大清江山的長治久安，它們強烈地影響並引導1644‐1911年間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主流。在滿清王朝覆滅後，民國政府最關注的是對內統一國家、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到了1949年以後的共產黨執政時期，我們則看到了一種企求實現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實行工業化和爭取大國地位的強烈動力。當朝政府的這些重要政策，在引導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方面，顯然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因而應當受到歷史學家們的持續關注。
然而我們決不能忽視那些更難以把握的歷史潛流，它們也是一種決定中國形態的動力。確實，在清朝這樣一種不允許有任何合法反對派政治團體存在的專制制度中，秘密活動不時地對歷史的開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儘管有許多漢人加入了滿清政府或默認了清廷的統治，但有很多人卻仍然保持著沉默的抵制。清廷乃是一個異族王朝的鐵定事實，持續地激發了漢人以秘密會社活動、民族或種族起義，以及革命等方式進行反抗。最初，反清情緒伴隨著一種恢復前明王朝的渴望——如各南明小朝廷的抗清運動、鄭成功及兒子在臺灣的抵抗和三藩之亂都表明了這一點。當這些運動相繼失敗後，「反清復明」的思想暗暗地在諸如天地會和白蓮等秘密會社中間得到流傳滋長，並伺機而動。當乾隆朝（1736-1795年）末期中央政府的警惕鬆懈之際，1796年便爆發了白蓮起義，並持續到1804年，這決非偶然的巧合。在白蓮起義平息後，民族或種族反抗再次歸於沉寂，一直到1850-1864年太平天國時期才又一次復興。不過太平軍只保存了上述口號中的「反清」部分，卻拋棄了恢復明朝的思想，因為他們要創建一個屬於自己的王國。1864年太平軍失敗後，民族或種族革命再度轉為秘密會社的活動，並激發了孫中山等一批後來革命家的鬥志。到孫中山一輩投身革命之時，革命抱負已大大擴展，包括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復仇意識。隨著1912年滿清王朝的垮臺，原初的「反清」目標已達到了，於是民族主義革命轉向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歐洲殖民列強在二十世紀頭二十年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前半期的主要對象是日本，五十年代後期起則是俄國——應予注意的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同樣強烈地憎恨俄國。
由此看到，在整個近代中國三百多年的時期內，反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構成了一個清晰的歷史主題，它時而浮現到表面，時而轉入地下。這種動力經久持續，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帶點誇張地評價，近代中國的歷史可被視為一部民族主義革命的歷史。
第三種動力是在新的天地尋求一條求生之道，這個新天地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強加到中國頭上的。諷刺的是，西方文明在其他地方顯得極有創造力且生機勃勃，但在與中國的直接對抗時，卻表現出破壞性大於建設性。它加速了舊秩序的瓦解，卻沒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這給中國人留下了在舊秩序廢墟上構建一個新秩序的艱巨任務。中國人背負著傳統的重負，對西方世界的本質又一無所知，他們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條適應時代巨變的生存之路。著名政治家李鴻章稱這種努力為「開三千餘年未有之變局」。中國人面臨著一個令人焦躁的痛苦抉擇，那就是：為了使中國得以繼續存在，並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一席之地，舊中國的多少成分應予拋棄，近代西方的多少東西應予採納。
對一種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場極其艱難的觀念之爭，需要排除那種過度的自尊意識和對外來事物的藐視之情，拋開那種認為富庶的中華上國毋需借鑒化外蠻夷、也毋需與彼等結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不過，在1860年中國再度戰敗、英法聯軍佔領北京之後，一些較具前瞻的清廷大員意識到西方的挑戰乃無可逃避之事實，中國如要生存就必須有所改變。他們引用著名學者魏源提出的那句口號：「師夷長技以制夷」，在六十年代初發起了一場所謂的「自強運動」。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設立了同文館，並按照西洋模式設置了一些由軍工產業支撐的軍械所和造船廠。這場持續了約三十五年的運動，是一種浮於表面的近代化嘗試；它只採納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實用價值的東西，而另一些更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哲學、文學和藝術等——卻完全被忽略了。即使是這個時期中較進步的中國人也確信，除了堅船利器之外，中國從西方沒有多少東西可學。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敗績，證明了自強運動有不足之處。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意識到這場運動的局限性，認為必須擴大現代化的綱領，把政治改革也包括進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啟超，鼓動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實行維新變法。然而，即使在後期階段，維新分子也並不倡導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種融中西諸因素於一體的混合政體。這場運動的精神是著名的學者型官僚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康有為改革方案的結果，是1898年的「百日」維新，但卻突然地以失敗而告終。
與此同時，孫中山發起了一系列秘密的革命活動。孫中山是一位接受西方教育的醫生，他認為靠一次不全面的改良來醫治中國的病痛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通過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解決問題。他接過了民族或種族革命的火炬，倡導推翻滿清統治。他在社會的邊緣區域開展活動，贏得了秘密會社、下層階級和海外華僑的支援，但卻沒有得到士大夫階層的擁護，他們普遍地追隨著康有為和梁啟超。在1900年那場令朝廷丟盡臉面的義和團事件之後，越來越多的士人也加人了孫中山的事業，孫的形象由原先的那種犯上作亂者一變而為愛國志士。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的第二年，一個西方式的共和國建立了，在四千年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廢除了由帝王統治的王朝。
儘管中國告別了過時的政治體制，往昔的陰影卻繼續沉重地支配著社會習俗和思想生活。政府改頭換面了，但它的精神實質還與過去一樣；貪汙腐敗、軍閥割據、恢復帝制的妄想和混亂失控的情況比比皆是。民國的創立並未帶來人們期望的和平與秩序，於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逐漸相信，如果不進行一場徹底的思想變革，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政府和進步的社會。那些在日本、歐洲或美國留學的人如陳獨秀、蔡元培和胡適等——在二十世紀初期回國後，發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和一場思想革命，到1919年「五四運動」時形成了頂峰。這個時代的精神風尚是反對傳統主義和儒家思想，倡導完全西化、「科學」和「民主」。在這個意識形態沸沸揚揚的時期，湧現出了兩種佔主導地位的哲學。杜威的那套信奉以漸進手段進行社會改良的實用主義哲學，由他的弟子胡適介紹過來；而崇尚革命手段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則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影響下，由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大力宣傳。
從十九世紀初對西方的輕蔑排斥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對西方的崇拜，中國走過了一段漫長的道路。一位學識淵博的政治學家用以下的話，總結了這個變化的順序：「首先是影響器物的技術，而後是關於國家和社會的原理；最後則是觸及精神生活核心的觀念。同治朝的自強運動、1898年的維新變法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各自標誌了這三個階段的思潮要點。」有人將五四運動以後的歷史看作第四個階段——「現代」中國，但是一般都不把這個時期與「近代」中國割裂開來。
現代中國的主題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爭奪國家最高權力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創建於1921年，正值圍繞五四運動展開的那場思想革命之際。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共在1923年開始與國民黨合作。孫中山受布爾什維克革命勝利的強烈影響，期望蘇聯幫助他重組政黨和軍隊，也迫切要求與蘇聯和中共合作。然而，1925年他的逝世註定了國共聯盟的不幸結局，至1927年兩黨便發生了公開的分裂。隨著1928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國民黨的軍事統帥蔣介石便崛起成為新的鐵腕人物。
國共分裂之後，毛澤東和朱德在江西建立了他們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實際上獨立於秘密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蔣介石對朱毛部屬展開了五次圍剿，1934年後期將其逐出中國東南地區。中共軍隊進行了史詩般的二萬五千裡（實為6,000英裡）長徵，到達西北地區，在那裡再次站穩了腳跟。1937年日本發動侵略之際，中共問題尚未得到解決。面對一個共同的敵人，國共兩黨又組成了聯合陣線，但他們彼此並不信任。1945年抗日戰爭一結束，內戰便很快爆發了。國民黨被長期的對外戰爭拖得筋疲力盡，又受到通貨膨脹失控之威脅，且背著地主土地所有制這個古老難題和沉重包袱，還備受黨內派系傾軋的困擾，因此，儘管國民黨擁有明顯的軍事優勢並有美援作支撐，卻還是丟失了大陸，撤至臺灣。毛澤東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上粗略的概述展現了近代中國發展進程中幾個重要的階段：從鴉片戰爭以前對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年間的自強運動、到1898-1912年間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1923年間的思想革命，最後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掌權。雖然歷史很少以單向線條的形式發展，但總的發展模式和一些重要的裡程碑，卻是可以在構建概念框架時充當有用的路標。
與上述重大的政治變化同時進行的，是一種經濟和社會的根本轉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自強運動期間，近代工業和企業發展起來，而外國人則在「不平等條約」保護下在條約口岸開辦製造業、航運業、銀行業和貿易商號。這些不同類型的活動並行不悖的狀態，造就了一種混合經濟，含有一種半殖民主義的氣息，這種氣息是近一個世紀中國經濟的顯著特徵。
從社會方面來看，在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千百年來一直支配著中國社會的士紳階層開始黯然失色。傳統社會結構的四個層次——士、農、工、商——也隨著兩類人的興起而瓦解了。這兩類人是買辦和軍閥，他們代表著新的財富和新的權力。此外，個人主義、自由和男女平等等西方觀念的傳入，也侵蝕了儒家「三綱」和「五常」的家族忠孝觀念。當個人起來堅持自己作為國家的成員而非作為家族的成員之地位時，宗族社會便瓦解了。社會變革的節奏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大大加快了，而所有變革中最激烈的變化，也許是農民從一種惰性的實體轉化為一種積極型的國家成員。
近代中國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陸離的紛繁景象，以致我覺得諸如外來帝國主義、西方影響或資本主義及封建剝削等局限性的理論，都無法對之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變化的動態表明，近代中國歷史的特徵並非是一種對西方的被動反應，而是一場中國人應付內外挑戰的主動奮鬥，力圖更新並改造國家，使之從一個落後的儒家普世帝國，轉變為一個在國際大家庭中擁有正當席位的近代民族國家。這種見解，避免了用「外因」來解釋中國歷史及其所暗含中國僅僅是「作回應」的思想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