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墨菲 著
海西 譯
俄國工人在1917年國際婦女節舉行罷工。他們最後推翻了沙皇。
彼得堡的紡織女工在1917年國際婦女節（俄歷2月23日）開始了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罷工。這絕不是巧合。每天工作長達十三小時，而她們的丈夫和兒子們還在前線打仗。這些婦女獨自負擔著養家的責任，還要在零度以下的寒冷中排隊幾小時，希望能獲得麵包。正如津吉·長谷川在他關於二月革命的權威著作中所說：「這些婦女不需要政治宣傳煽動，就會展開行動」。
沙皇政府沒有能夠實施任何有意義的改革，富人和俄國社會其他所有人之間存在著的經濟鴻溝，導致了俄國深刻的社會危機。一個獨裁者，沙皇尼古拉二世，統治著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經常解散杜馬。杜馬是一個無權的選舉機構，而且根據法律是由有產者所主導的。
在戰爭前夜，罷工活動與1905年革命時期相當，工人們還在首都的街頭築起了街壘。戰爭給了沙皇短暫的喘息時間，但是不斷加劇的軍事失敗和七百萬傷亡，使得幾乎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指責政權的腐敗。這種腐敗是如此之深，以至於未來的總理李沃夫公爵領導了一場密謀（雖然沒有採取行動），企圖驅逐沙皇，把皇后監禁在修道院裡。對沙皇宮廷有著巨大影響力的騙子修道士拉斯普廷，在1916年被君主主義者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所殺。
在左派這邊，布爾什維克是更廣泛的革命家圈子中的主導性力量。這個圈子領導了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罷工。支持戰爭的溫和社會主義者經常避免採取罷工行動。
許多年來，革命者們一直在與沙皇鬥爭。1912年，萊娜金礦270個工人遭到謀殺。自那以後的五年來，一共舉行了30場政治罷工。而且他們還勇敢地面對了沙皇秘密警察（奧克瑞那）一輪又一輪的逮捕。1915年和1916年被逮捕的革命者的細分情況顯示出彼得堡左派的相對力量：布爾什維克743人，無黨派人士553人，社會革命黨98人，孟什維克79人，區聯派51人，無政府主義者 39人。在維堡區的金屬、機械和紡織工廠中，有大約600個布爾什維克黨黨員。因此維堡區是戰爭期間最為激進的地區。
1917年1月9日是點燃1905年革命的流血星期日的12周年紀念日。十四萬兩千工人舉行了罷工。當杜馬在2月14日重開時，又有八萬四千名工人走上街頭，這一行動是由支持戰爭的孟什維克領導的。
日益嚴重的食物短缺使得政府在鄉村實施糧食徵用。當彼得堡的麵包房關門，而供應也減少到只能滿足幾周需要時，沙皇當局卻宣稱不存在任何短缺。這一做法無疑加重了危機。奧克瑞那報告說，在彼得堡購買麵包的隊列上，發生了許多警察和工人之間的衝突。母親們「看著他們生病的孩子處於半飢餓狀態」。「相比各位先生們、米留可夫和羅季切夫，布爾什維克與她們也許更近一些。當然，他們也危險得多。」
在2月22日，布爾什維克卡尤羅夫（Kaiurov）在維堡區婦女會議上發表了講話，力勸婦女們不要在國際婦女節罷工，叫她們聽「黨的指示」。讓卡尤羅夫十分懊惱（他後來寫道，他對布希爾維克婦女無視黨的指示感到「憤慨」）的是，5個紡織廠的女工們第二天早上就舉行了罷工。
婦女鼓動者在涅瓦紡線廠大聲呼喊：「上街去！停止工作！我們受夠了！」她們推開門，把幾百名婦女領向附近的金屬和機械工廠。許多婦女滾雪球般地湧向諾貝爾機械廠，揮舞著手臂喊道：「出來啊！停工！」。婦女群眾說服了工廠的工人加入她們。婦女們還向埃裡克森工廠進發。在那裡，卡尤羅夫和其他布爾什維克與工廠裡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短暫會面，大家一致決定說服其他工人參加罷工。
警察報告說，成群的婦女和年輕工人要求「麵包」，還高唱革命歌曲。在遊行示威的過程中，婦女們從男人手裡搶過紅色橫幅。她們說，「這是我們的節日。我們來舉橫幅」。在Liteinyi大橋，雖然受到示威者反覆衝擊，警察們還是把他們擋住了，使得他們不能向市中心前進。到了下午晚些時候，數百名工人跨過冰層，遭到警察的攻擊。在市中心，「一千人，主要是婦女和年輕人」到達了涅瓦大街，但是被驅散了。奧克瑞那報告說，示威者是如此具有煽動性，以至於「有必要在各處加強警力」。
七萬八千名罷工者中有六萬名來自於維堡區。儘管提出了反戰和反沙皇的口號，但最主要的要求是麵包。的確，沙皇當局認為這只是另一場麵包騷亂，雖然他們信任的哥薩克軍隊猶疑不決，不願意攻擊罷工者，這讓當局感到驚恐。當天晚上，維堡區的布爾什維克會面，投票決定組織三天的總罷工，並且向涅夫斯基（Nevsky）進發。第二天，罷工運動的參與者增加至十五萬八千人，使其成為戰爭期間最大的政治性罷工。七萬五千名維堡區工人罷工，彼得格勒、Vassilevski和莫斯科區各有兩萬人參加，另外還有九千人來自Narva區。工人階級青年街頭鬥士一馬當先，在街壘與警察和軍隊對抗，試圖控制市中心的涅夫斯基。
在Aviaz工廠，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演講者們號召政府免職，呼籲工人不要有不負責任的舉動，力勸他們向塔夫裡達宮進發。而在塔夫裡達宮，杜馬成員正拼命勸說沙皇政府做出讓步。在埃裡克森的布爾什維克們則要求工人們向Kazan廣場進發，並且用刀子、武器和冰塊武裝自己，準備即將到來的與警察的戰鬥。四萬名示威群眾在Liteinyi大橋與警察和士兵戰鬥，但又一次被驅散了。兩千五百名埃裡克森工人在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街與哥薩克交鋒。軍官們衝過人群，但哥薩克們小心地按照軍官們打開的通道前進。「他們中一些人還笑了」，卡尤羅夫回憶道，「還有些人給工人們善意地使眼色」。在許多地方，婦女們主動對哥薩克們說：「我們的丈夫、父親和兄弟們在前線……你們也有母親、妻子、姐妹和孩子們。我們在要求麵包和結束戰爭」。
示威者們並不試圖對討厭的警察表示友善。年輕人們攔住街道上的汽車，高唱革命歌曲，向警察扔冰塊和螺栓。在數千名工人跨過冰層之後，為控制涅夫斯基，示威者和警察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戰鬥。同時，在喀山的傳統革命地點，以及在起義廣場上著名的亞歷山大三世「河馬」雕像前，工人們設法舉行了集會。由於演講者不僅要求麵包，而且譴責戰爭和獨裁，群眾的要求也變得越來越政治化。
在25日，罷工變成了總罷工，超過二十四萬工廠工人參與罷工。白領工人、教師、服務員和大學生，甚至中學生都加入到罷工隊伍中來了。計程車司機宣布他們只搭載造反的「領袖」們。
工人們又一次開始在他們的工廠集會。在維堡區帕爾維艾寧工廠裡一個喧鬧的會議上，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演講者力勸工人們向涅夫斯基進發。一個演講者以這樣的革命詩句結束自己的講演：「快閃開，從上到下腐爛了的舊世界。年輕的俄國正在前進！」
示威者與警察和士兵發生了17次激烈交戰。工人們設法釋放了被警察抓捕的同志。造反者佔得上風，在許多橋上和跨過冰層前往市中心的路上，他們壓倒了沙皇武裝。控制涅夫斯基之後，示威者又一次在起義廣場集會。警察和哥薩克鞭打人群，但是當警察局長衝過來時，他被一個哥薩克給砍倒了。女工們又一次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她們敦促道，「放下當你的刺刀，加入我們」。
到了晚上，維堡區這邊已經被造反者控制了。示威者洗劫了警察局，從沙皇政府的崗哨手裡搶過來左輪手槍和軍刀，並且迫使警察和憲兵逃跑了。
造反者把沙皇尼古拉二世推向崩潰的邊緣。「我命令，首都的騷亂在明天結束」，他正式宣布道。他還給彼得堡衛戍部隊的指揮官哈巴羅夫下令，讓他用火力驅散人群。哈巴羅夫表示懷疑（「明天怎麼能夠阻止他們呢?」），但是接受了這一指令。在市政廳，內政部長普羅託波波夫要求獨裁政府的捍衛者們鎮壓騷亂：「祈禱和希望勝利吧」，他說道。第二天一大早，禁止示威並且警告武力執行法令的公告張貼出來了。
星期日26日早上，警察逮捕了布爾什維克彼得堡委員會核心以及其他的社會主義者。工廠被關了，橋也被升起來，而市中心則變成了軍營。哈巴羅夫向總部發電報說，「自早上以來，城市一直很安靜」。就在這個報告發出來後不久，幾千名工人跨過冰層，出現在了涅夫斯基。他們唱著革命歌曲，喊著口號，但士兵們有組織地朝他們開火。
來自沃倫斯基團的分隊負責防止起義廣場的集會。騎警鞭打人群，但是沒能夠驅散他們。指揮官隨後命令部隊開火。雖然有一些士兵朝天上開槍，但是在起義廣場裡面和周邊，有50名示威者被殺死了。被驅散的工人們躲在屋子裡，或者衝進咖啡館。多數屠殺都是由訓練有素的效忠沙皇的分隊實施的。這些分隊過去時常培訓士官生。
然而，殺戮並沒有平息叛亂。
一份警方的報告敘述了造反者們令人震驚的韌勁和犧牲：
在整個騷亂期間，人們觀察到了一個普遍的現象，那就是騷亂的暴徒對武裝人員表現出了極端的蔑視。當武裝人員要驅散他們的時候，他們把從街上挖出來的石頭和冰塊扔向士兵們。在軍隊向天上開火預備射擊時，人民不僅沒有散開，反而報以笑聲。只有當子彈射向人群中間時，才有可能驅散這些暴徒。騷亂參與者們會躲到附近房子的院子裡，而一旦射擊停止，他們又回到街上來了。
工人們呼籲士兵放下他們的武器，試圖交談爭取每個士兵的心。正如託洛茨基所指出的，「在冰槍和機槍嗒嗒作響之下，男女工人和士兵之間的這些接觸，決定了政府、戰爭、乃至整個國家的命運」。在26日傍晚，維堡區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們在城郊的一個菜園子舉行了會議。許多人建議，現在是時候停止造反了，只是需要投票通過。最支持繼續戰鬥是的人後來被發現是奧克瑞那的特務。從軍事的觀點來看，革命應該在26日就停止了。但是沒有數千名士兵的支持，警察是無法鎮壓叛亂的。前一天下午，工人到帕夫洛夫斯基兵營說，「告訴你們的同志，帕夫洛夫斯基也朝我們開槍——我們在涅夫斯基看到穿你們軍服的士兵」。士兵們「看起來全都很苦惱和無力」。其他團的軍營也迴蕩著類似的請求。當天晚上，帕夫洛夫斯基的士兵第一個加入了造反者（儘管在意識到處於孤立之後，他們又回到了軍營。39個領袖立刻被逮捕了）。
27日早些時候，反叛者接觸到了沃倫斯基團，該團的教導隊曾在起義廣場向示威者開槍。400名叛亂的士兵告訴他們的中尉，「我們不會再開槍。我們也不希望在讓我們的兄弟白白流血」。當他以宣讀沙皇鎮壓反叛的命令的方式來進行回應時，立刻被士兵們開槍打死了。其他沃倫斯基團的士兵們參加了造反者的隊伍，然後向附近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和立陶宛團的軍營進發。這兩個團已經發生了兵變。
其他參與者後來這樣描述這一場面：「一輛滿載著手持步槍的士兵的卡車，在駛過桑普索尼耶夫斯基（sampsonievsky）時把人群一分為二……卡車帶來的軍隊已經兵變的消息像野火一樣傳開了」。當Kutepov率領的懲戒隊經過幾小時不受約束地向示威者和載滿工人的卡車開槍之後，到了傍晚，Kutepov寫道，「我們的部隊裡很大一部分已經與人群混在一起了」。
當天上午，哈巴羅夫將軍闊步走在城裡的軍營裡，威脅士兵們，如果他們叛亂就用死刑予以懲罰。當天晚上，伊萬諾夫將軍發報與哈巴羅夫評估形勢。此時伊萬諾夫的部隊正在前往支持沙皇支持者的途中。
伊萬諾夫：城市的哪一部分仍然有秩序？
哈巴羅夫：全市都掌握在革命者手裡了。
伊萬諾夫：所有的部都正常運轉嗎？
哈巴羅夫：各部都已經被革命者逮捕了。
伊萬諾夫：當前有哪一支警察力量受你支配。
哈巴羅夫：一個都沒有。
伊萬諾夫：現在，陸軍部裡哪些技術和後勤機構受你控制？
哈巴羅夫：沒有。
知道情況之後，伊萬諾夫決定後退。革命的軍事階段就結束了。
二月革命的悖論在於，當它搞垮沙皇政府之後，卻用一個未經選舉的自由派組成的政府來代替它。而這些自由派們卻被讓他們掌權的這場革命嚇壞了。在27日，「屢發嘆息……直白地表達了對生命安全的擔心」，一位杜馬代表這樣寫道。「騷亂很快會被鎮壓下去了」，這一讓人高興但不太準確的消息短暫地打斷了這種情緒。另外一位觀察者寫道，「他們恐懼，他們瑟瑟發抖，他們感到自己是敵對分子的俘虜，在未知的道路上穿行」。
在革命的過程中，「資產階級的立場是非常清楚的；他們一方面想要與革命保持距離，向沙皇出賣革命，而另一方面，又為著自己的目的利用革命。」這是蘇漢諾夫的評估。蘇漢諾夫是彼得堡蘇維埃的領袖，對孟什維克持同情態度，在將權力移交給自由派的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
他從更加溫和的社會主義者那裡得到了許多幫助。孟什維克領導人斯科別列夫（Skobelev）找到第四屆杜馬主席羅將科（Rodzianko），想要在塔夫利達宮中得到一個位置。他的目的是要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以維持秩序。羅將科擔心蘇維埃可能會比較危險，克倫斯基為了減輕他的擔憂，告訴他說，「得有人把工人看管起來」。
1905年的蘇維埃是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出現的，而2月27日建立的蘇維埃則有所不同，它是在起義之後才建立起來的，而且其執行委員會中的領導成員幾乎都是沒有積極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
二月革命後的蘇維埃還有其他的缺點：彼得堡15萬士兵在工兵蘇維埃中的代表過多。代表們多數是男性，女性代表少得可憐。在1200名代表（最終達到3000名）中只有極少數女性代表。蘇維埃甚至沒有討論3月19日婦女關於普選權的示威。一共有兩萬五千人參加了這場示威，其中有幾千名工人階級婦女。彼得堡蘇維埃的確批准了著名的一號命令，這一命令賦予士兵選舉自己的委員會的權力，士兵委員會管理作戰單位，而軍官和臨時政府的命令只有在與蘇維埃的命令不衝突的情況下，士兵才予以遵守。但是，一號命令之所以通過，是由於激進士兵們自己的自發創造。
不管怎樣，蘇維埃的建立迫使自由派和他們的社會革命黨盟友克倫斯基採取行動。羅將科認為，「如果我們不掌權，其他人就會」，因為已經有人「在工廠裡把一些惡棍選出來了。」克倫斯基寫道，「除非我們立即建立臨時政府，否則蘇維埃就會宣布自己是革命的最高權威。」按照這一計劃，一群自我任命的人稱自己為臨時委員會，這一委員會作為蘇維埃的對立面起作用。但是，密謀者對於自己的計劃並不是很有信心；他們讓蘇維埃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領袖們去幹那些下流的勾當。
孟什維克的革命代數學強制規定，「取代沙皇的政府必須完全是資產階級的」，蘇漢諾夫如此寫道，「整個國家機器只能聽命於米留可夫」。
蘇維埃執委會和未經選舉的自由派領袖們在3月1日進行了談判。「米留可夫充分理解了，執行委員會可以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政府，也完全可以不交」，但是蘇漢諾夫補充道，「註定要代替沙皇的政權必須是資產階級政權……我們必須嚴格按照這條原則行事。否則起義就不會成功，革命就會瓦解。」
為了讓自由派掌權，蘇維埃領導人們甚至願意放棄最起碼的「三駕馬車」綱領。「三駕馬車」是指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大地產和民主共和國，而這三項訴求是所有革命組織都認同的。因為害怕掌權，米留可夫固執地堅持為保留君主製做最後一搏。
難以置信的是，社會主義者們退讓了，允許沙皇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決定是否繼位。由於沒有得到個人安全的擔保，這位大公委婉地拒絕了。而所有這些幕後談判當然都是背著工人和士兵進行的。
從這些討論中出現的「雙重政權」的制度——一方面是蘇維埃，另一方面是臨時政府——將會持續八個月之久。
Ziva Galili將這些談判描述為「孟什維克的輝煌時刻」。託洛茨基將其比喻為一分為二的雜耍劇，「一邊是革命者請求自由派拯救革命，而另一邊是自由派請求皇室拯救自由主義。」
那麼，為什麼英勇戰鬥推翻沙皇的工人和士兵們，會允許蘇維埃將權力交給一個代表有產者的新政府呢？首先，多數工人尚不能分辨各種社會主義政黨的政策。
另外，布爾什維克對他們應該爭取什麼也沒有清晰的認識，部分是因為他們仍舊把革命看成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一看法很快就過時了），而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臨時革命政府會進行統治。在實踐上，尤其是在臨時政府建立起來之後，這就意味著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雖然布爾什維克激進分子在整個革命期間都發揮著關鍵的作用，但是他們這麼做經常是違背領導意願的。紡織女工黨員在二月罷工時就受到黨的領導的反對。領導們認為，激進行動的時機「尚未成熟」。
布爾什維克俄羅斯局的領導們（什利亞普尼科夫、莫洛託夫和扎盧茨基）都沒起到應有的作用。甚至在2月23日的罷工之後，什利亞普尼科夫還說，呼籲總罷工的時機尚不成熟。布爾什維克領導甚至沒能向軍隊散發傳單，也拒絕下命令讓士兵們武裝起來，應對即將到來的戰鬥。
多數的措施來自於維堡區委員會和基層黨員們。維堡區委員會實際上成為了彼得堡市黨組織的領導。尤其是在第一天，婦女們不顧黨的領導們的意見，在點燃罷工運動方面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整個3月，混亂和分化讓布爾什維克動蕩不安。當彼得堡蘇維埃在3月1日將政權交給資產階級的時候，執行委員會中的11個布爾什維克沒有一個人表示反對。當蘇維埃中左派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提出蘇維埃組建政府的動議時，只有十九人投票支持，而大多數布爾什維克投票反對。在3月5日，彼得堡委員會支持了蘇維埃讓工人回去工作的號召，即使八小時工作者這一革命的主要訴求，都還沒有實行。
什利亞普尼科夫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俄羅斯局向維堡區的激進分子接近，而這些激進分子號召蘇維埃掌權。但是當加米涅夫、史達林和穆拉諾夫等人從西伯利亞流放地返回彼得格勒並於2月12日執掌俄羅斯局之後，黨的政策迅速右轉。這讓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領袖感到高興，卻令工廠中許多黨的激進分子感到憤怒。這些激進分子中的一些人強烈要求驅逐新的三人領導小組。
列寧也是憤怒者之一。在3月7日，列寧從瑞士寫道，「新政府被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戰爭政策和掠奪束縛住了手腳。」加米涅夫則恰恰相反，他在3月15日的《真理報》上寫道，「自由人民」會「堅守崗位，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在3月下旬，史達林在談話時傾向於與孟什維克聯盟。他說，臨時政府「已經擔當革命保衛者的角色」。
列寧很擔心領導層的右傾，以至於在3月30日，他寫道，他傾向於「立即與我們黨內任何準備向克倫斯基及其同夥的社會愛國主義妥協的人分裂。」列寧的話的含義和他所指何人不需要任何律師來進行澄清。「加米涅夫必須意識到他肩負著世界歷史的責任」，列寧寫道。
自1905年以來，列寧主義的精髓強調，不能信任自由派，要將其看作是一個反革命力量，同時尖銳的批判其他社會主義政黨對自由派死心塌地的讓步。然而，列寧自己在1905年的構想是號召建立臨時政府，實行資產階級革命，這與託洛茨基的構想不同。列寧把託洛茨基號召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構想說成是「荒唐和半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列寧自己現在轉向了這一荒唐的設想，而保守的老布爾什維克們卻理所當然地指責他為「託洛茨基主義」。
在很多方面，3月早期的政變是上個世紀政變的典型——一小群未經選舉的人，為了本階級的目的，以犧牲將其推上臺的運動為代價，篡奪了政權。不過，主要的區別有二。第一，有一個為了本階級利益不屈不撓鬥爭的工人階級群眾的黨；第二，有蘇維埃。
俄國革命才剛剛開始。
（作者凱文·墨菲在麻塞諸塞波士頓教授俄國史。他的《革命與反革命：莫斯科五金工廠中的階級鬥爭》獲得了2005年的多伊徹紀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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