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辛德勒的名單》現實主義象徵手法人性善惡主題的挖掘

史蒂文·史匹柏執導的《辛德勒的名單》（1993）在世界影壇具有重要地位，是迄今為止反映二戰猶太人大屠殺悲劇的史詩性巨作，但當初影片的製作過程異常波折，影片最終能夠取得驚人的票房，並在世界電影史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出乎電影製片人和導演史匹柏的預料。

影片故事改編自澳大利亞小說家託馬斯·肯尼利的小說《辛德勒的方舟》（1982），講述德國納粹黨成員奧斯卡·辛德勒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開辦工廠僱傭廉價猶太勞工，在目睹了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殘害和殺戮後，辛德勒產生了挽救猶太人生命的想法。通過賄賂駐守波蘭克拉科夫的納粹黨衛軍司令官阿莫·戈斯，有1000餘名猶太人免於被送往集中營，從而躲過劫難生存下來，辛德勒也因此成為了猶太人的救命恩人，受到被拯救猶太人及其後代的尊敬和愛戴。

奧斯卡·辛德勒的義舉在戰後多年並不為人知，直到一個叫波爾德克·菲弗伯格的猶太倖存者遇到澳大利亞作家託馬斯·肯尼利後，他的事跡才通過小說流傳起來，後被史匹柏拍攝成電影。

1913年，波爾德克·菲弗伯格出生于波蘭，就讀於克拉科夫大學哲學和體育碩士專業，二戰前在家鄉克拉科夫高中教書，直到1939年德國人關閉了所有猶太人學校。隨後，菲弗伯格參加波蘭軍隊，以中尉軍官身份與納粹作戰，但不幸受傷被捕。他設法逃了出來，躲藏在克勞的母親家中。

1939年11月的一天，家裡有人敲門，菲弗伯格以為是蓋世太保，結果是有人來找室內設計師身份的母親裝修新公寓，來者買下了德國軍隊從猶太人手中沒收的一家搪瓷廠，這個人就是德國納粹黨成員、商人奧斯卡·辛德勒。

奧斯卡·辛德勒本人資料照片（1908-1974）

德國大規模入侵波蘭後，菲弗伯格的父母、姐姐和姐夫，包括大約近百名近親屬在猶太大屠殺中喪生，因為他在辛德勒的工廠務工，幸運得以活了下來。他見證了本可以富可敵國的辛德勒為了拯救猶太人花光了錢財，甚至不惜賭上了自己生命的義舉，他稱辛德勒是「現代的諾亞」，並立志把宣傳辛德勒的偉大事跡作為自己餘生的使命，他本人在辛德勒名單中是第173號倖存者。

二戰後，菲弗伯格移居美國洛杉磯，開了一家皮具商店。光顧他商店的客人不乏作家、製片人、代理商，他迫切希望辛德勒的故事能寫成小說或者拍成電影。

1963年，一位米高梅公司高管的妻子來到店中，菲弗伯格纏著她最後結識這位高管。經過他的努力，米高梅計劃將辛德勒的故事拍成傳記片，但最後無疾而終。

澳大利亞作家託馬斯·肯尼利

1980年，澳大利亞作家託馬斯·肯尼利前往義大利參加電影節，本想經由波斯灣和新加坡回國，但他接到美國書商的電話前往洛杉磯，在修理自己的公文包時來到了菲弗伯格的皮具店，他對辛德勒的故事感到十分好奇，高大英俊的辛德勒的所作所為與自己的納粹黨成員的身份不符，花天酒地、投機成性的他如何能做出此番驚人之舉？這個自相矛盾的人物讓託馬斯·肯尼利感到費解，但他認為這個故事應該向全世界講述出來。

因為自己是非猶太人，肯尼利對小說能否描述準確沒有十足把握，他邀請菲弗伯格作為小說的顧問，同時獲得了第一手文字資料創作了《辛德勒的方舟》。小說在1982年出版後，迅速成為了暢銷小說，獲得了當年英國最高文學獎——曼·布克獎。

波爾德克·菲弗伯格在2001年去世，他生前曾表示，是辛德勒保護了他們，拯救了他們，餵養了他們，使1000多名猶太人躲過大屠殺，在苦難、疾病、毆打、殺戮的悲劇中倖存下來，他必須向全世界講述辛德勒的故事，讓世人都知道辛德勒的一顆博愛、善良之心，他解釋說：「辛德勒給了我生命，我要想辦法給他永生。」 經過多年不懈努力，菲弗伯格的辛德勒小說夢實現了，這本小說也引起了導演史蒂夫·史匹柏的關注。

史匹柏的決心

史蒂夫·史匹柏被辛德勒將所有財富用來挽救猶太人的生命的壯舉所打動，但開始時他對辛德勒行為的真正動機也十分疑惑不解，在他表示了濃厚的興趣後，環球影業買下了託馬斯·肯尼利小說的版權。

1983年春天，在一次媒體見面會上，史匹柏告訴菲弗伯格，他將在十年後拍攝這部影片。此後的10餘年中，菲弗伯格幾乎每周都給史匹柏的辦公室打電話，詢問影片開拍的時間和進展情況。

史蒂夫·史匹柏

雖然史匹柏是美籍猶太后裔，但他對自己能夠拍攝一部成功的猶太大屠殺影片缺乏信心，他擔心自己關於大屠殺的「罪惡感」影響情感表達，產生了將影片交給猶太裔導演羅曼·波蘭斯基執導的想法，他自己來做製片人。波蘭斯基的母親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他本人在克拉科夫鄉下親屬家倖存下來，是大屠殺親歷者，但波蘭斯基拒絕了這份邀請，最終在2002年拍攝了自己關於大屠殺的影片《鋼琴家》，成為了《辛德勒的名單》的姊妹篇。

史匹柏也曾考慮將影片交給憑藉《走出非洲》（1985）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西德尼·波拉克，並在1988年一度確定由馬丁·斯科塞斯來執導該片。出生在波蘭的猶太裔著名導演比利·懷爾德也曾表示有興趣執導該片，以此來紀念自己故去的親人，布萊恩·德·帕爾瑪也曾是考慮的人選，但遭到了他的善意拒絕。

史匹柏最後改變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一旦讓馬丁·斯科塞斯執導該片，他將錯失一次為孩子和家人製作一部關於大屠殺題材影片的機會。考慮到柏林圍牆倒塌後，德國新納粹主義的重新興起，史匹柏感到有責任將大屠殺悲劇展示給世界觀眾，警醒人類避免再犯二戰期間的德國納粹種族主義錯誤，因此，他用驚悚片《恐怖角》（1991）執導權同斯科塞斯進行了「交易」，自己重新拿回了該片的導演權。

史匹柏在拍片現場

製片人和史匹柏都認為該片很難取得票房的成功，因此他決定先完成《侏羅紀公園》（1993）後期剪輯，影片於6月份上映，《辛德勒的名單》在11月上映。史匹柏認為該片預算較小，只有2200萬美元，加上猶太大屠殺這類揭人類自身傷疤的影片通常都不會賺錢，因此他放棄了執導該片的酬勞，分文不取，他解釋說大屠殺題材電影的酬勞是「帶血的錢」。

1992年，一直為辛德勒事跡拍攝成電影而奔波的菲弗伯格接到史匹柏的電話，告知他影片將於1993年開拍，同時聘請他為技術顧問，這讓菲弗伯格欣喜若狂。在影片拍攝期間，他一直跟隨著史匹柏在波蘭和以色列進行拍攝，並給出自己寶貴的建議。

影片最終獲得七項奧斯卡獎項，在頒獎典禮上，史匹柏走上領獎臺，在致辭中他首先感謝了菲弗伯格，他說:「有一位名叫波爾德克·菲弗伯格的倖存者。。。我欠他一筆債，是他把奧斯卡·辛德勒的故事帶給了我們所有人。」

史匹柏的現實主義象徵手法

為了構建歷史的真實感和厚重感，史匹柏決定用黑白紀錄片的形式講述故事，黑白本身就象徵著猶太大屠殺事件。3小時15分鐘的的影片有40%是用手持攝像機拍攝的，史匹柏拒絕使用鏡頭穩定設備，來增強畫面紀實感，他也拒絕使用搖臂設備和變焦鏡頭，這些手段給影片增加了現實主義風格的質感和凝重，具有德國表現主義和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特色，他試圖賦予影片永恆的畫風和品質，讓觀眾難以揣測出影片拍攝的時代，極力模糊時間跨度，追求返璞歸真。他所營造的紀實氛圍和黑白色調時空感，讓觀眾跟隨著他的鏡頭重新探訪了人類不堪回首的往事，「親眼」目睹了人類慘絕人寰的歷史性悲劇一幕。

環球影業的董事長湯姆·波洛克要求史匹柏用彩色底片拍攝，以便在將來出售彩色拷貝，但遭到史匹柏的斷然拒絕，他不希望因為商業利益去用顏色「美化」法西斯反人類的暴行。

連姆·尼森飾演的奧斯卡·辛德勒

在角色塑造方面，史匹柏更多把鏡頭對準了猶太人所遭受的苦難上，特別是猶太人被槍殺的多個場景，其罪行殘酷程度已達到觀眾心理承受的底線。他強調拯救者辛德勒思想的漸變過程，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轉變更加流暢自然，模稜兩可且不著痕跡，避免出現突如其來的頓悟和思想的陡然變化，使得思想和身份自相矛盾的辛德勒的拯救行動更加平順，他的工廠最終成為猶太人的避難所也在情理之中。

在追求現實主義風格基調的基礎上，史匹柏在影片中採用了大量象徵手法表現故事主題，強化影片的思想性，對納粹種族大屠殺予以深刻的刻畫和強烈的譴責和控訴，主要象徵手法有蠟燭、水、打字機和和火車，以及經典的穿紅衣的小女孩。

☆ 蠟燭

雖然正片以黑白色為主，但在影片開頭和結尾都採用了彩色膠片拍攝，史匹柏通過彩色與黑白的對比，強調了現在和過去的概念，而影片由開頭的彩色轉為黑白，是由蠟燭的熄滅予以承接的，在片尾彩色的重現，也因為蠟燭的再次點燃而畫面豁然變得明亮，重獲生機。

猶太男人點燃蠟燭的特寫鏡頭

蠟燭的燃盡和光明的失去，代表著生命的終結，蠟燭本身即象徵著生命。片頭蠟燭的熄滅代表了二戰時期猶太人命運至暗時刻的到來，嫋嫋散去的煙霧象徵著猶太人屍體在納粹集中營的焚燒形成的死亡氛圍。當影片顏色失去，象徵著一個罪惡時代的開始，猶太人沒有了光明，也失去了生存的希望。

當片尾蠟燭被重新燃起，宣告了猶太人噩夢的結束，納粹統治的終結，蠟燭燃起的紅紅的火光代表著辛德勒給1000多名被拯救的猶太人帶來的溫暖和希望，這一抹亮色昭示著黑暗的過去，黎明曙光的到來。

由拉爾夫·費因斯飾演的阿莫·戈斯

實際上，點燃蠟燭的場景是猶太教的安息日，通常情況下由女主人點燃安息日的蠟燭，但在影片中這個角色換成了男性，這一變換一方面表示了女性在影片中的從屬地位，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猶太男性對納粹統治和殺戮的被迫屈從，特別是對反派人物納粹黨衛軍軍官阿莫·戈斯的屈從，但從正面理解，也可以象徵猶太人對辛德勒冒死拯救無辜生命的敬仰。

☆ 水

水是生命之源，在影片中關於水的象徵運用主要包括兩段劇情:

首先，一群慌亂的猶太女性被趕進毒氣室，一個婦女告訴她周圍的人納粹會使用毒氣將她們殺害，許多女性表示這不可能，但從她們恐懼和絕望的眼神中觀眾可以看出，她們在試圖否認內心中已經相信的事實，即她們知道納粹分子會非人道地毒殺她們，只是她們懼怕承認這個殘酷的現實而已。

艾伯絲·戴維茲飾演的海倫·赫伊斯

但淋浴噴頭一樣的毒氣裝置卻噴出了水，驚恐的猶太女性虛驚一場，這一方面象徵著水是生命的本源，從另一方面表明納粹軍隊對猶太人的肆意殺戮，決定數十名猶太女性生死的關鍵只是一個按鈕的不同而已，只是這次劊子手選擇了噴水的按鈕而不是毒氣。這深刻體現了猶太人的生命之輕，生命完全掌握在納粹分子手中，一念即死一念即生任由劊子手隨機擺布和決定，以秘書兼女傭為代表的猶太女性人物海倫·赫伊斯受盡納粹軍官阿莫·戈斯的折磨與屈辱，她們的命運與辛德勒的妻子艾米麗形成鮮明的對比。

其次，辛德勒在火車站看到一列火車即將開往奧斯維辛集中營，而炎熱的天氣下被塞進箱式列車的猶太人擁擠不堪，高溫難耐，他們眼巴巴看著狹小的車窗，期盼能夠獲得哪怕是一滴水，許多人因為脫水已經生命垂危。

猶太人對生命之水的渴求

辛德勒假意徵求納粹軍官的意見用水管洗車，卻拿著水管來到車廂外向裡面噴灑對於猶太人十分奢侈的水，辛德勒為了蒙蔽阿莫·戈斯故作殘忍，似乎是在拿水管噴水虐待猶太人，旁觀的阿莫·戈斯發出狂笑，他根本沒法理解這是辛德勒對猶太人生命的憐憫和同情，在他的內心中噴水只是對猶太人的取笑和折磨，而這一舉動形象刻畫了辛德勒的心理活動，他的信仰和執念與阿莫·戈斯水火不容，格格不入，雖然他們都是納粹黨成員，但他們卻在不同的道德標準的軌道上運行著，在人類生命面前，他們的良知和信仰有如天差地別一般。

在這兩段劇情中水象徵著生命之源，但鑑於猶太人已經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水在影片中很大程度象徵著猶太人在困境當中的一種解脫。

☆ 打字機和火車

在影片中，打字機和火車兩個機械物的特寫多次衝擊著觀眾的視覺，隨著一心追求利潤的辛德勒思想發生根本性轉變，打字機出現的頻率也在增多，打字的速度在加快。每個字母的敲擊，每個名字完成打字後的回車，都象徵著一條鮮活的生命被辛德勒從納粹的魔掌中拯救出來，辛德勒的名單在加長，飛快的打字速度象徵著辛德勒在與納粹分子進行著時間的賽跑，機械的打字機具有了生命的意義，它的每一次敲擊都關乎著被拯救猶太人的命運。

助手伊扎克·斯泰恩的打字機和辛德勒的名單

與打字機的象徵內涵恰好相反，同樣是機械，龐大的火車在影片中的每次出現都意味著猶太人生命的逝去，開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火車象徵著死亡，象徵著猶太人的厄運。每個踏上火車的猶太人都懷揣著一張納粹分子籤發的「單程車票」，開往地獄的火車沒有回程，火車每一次的轟鳴和鋼鐵車輪的轉動，都意味著有無數無辜的生命將慘遭納粹的殘酷殺戮，而身形巨大的火車同小巧的打字機形成強烈的反差，觀眾也感慨善良與邪惡的根源不是機械本身，而是操作和指揮機械運作的人。

紅衣小女孩經典象徵意義

在《辛德勒的名單》中最經典的象徵形象來自影片中途出現的紅衣小女孩，這個角色的創意來自美國電影史第一部敘事電影，由埃德溫·鮑特執導的《火車大劫案》（1903）中手繪膠片紅衣小女孩。雖然紅衣小女孩的出現打破了史匹柏影片的黑白紀實風格，使得影片在色彩上缺乏前後的一致性，但小女孩的紅衣服是主人公辛德勒的視角，紅色只是辛德勒腦海的幻覺，標誌著他的思想和人生價值觀的徹底轉變，因此紅衣小女孩的象徵意義在影片中佔有突出的地位，也成為了美國電影史最經典的畫面鏡頭之一。

辛德勒腦海中的紅衣小女孩

對於紅衣小女孩的象徵意義有多種解讀，紅色與血液同色，象徵著猶太人的無辜和清白，表明猶太人也是人，他們的生命與其他種族一樣重要。紅衣小女孩是黑白紀實過程的唯一色彩，這抹出現在大屠殺暴行當中的鮮豔紅色，喚醒了辛德勒的良知和善良，讓他看到了前程和希望。當紅色衣服出現在屍體搬運車中時，更加激起了辛德勒內心對納粹暴行的憤怒，促使他加速了拯救猶太人的步伐，更加堅定了他冒險挽救無辜生命的信念和鋼鐵般的意志。

史匹柏曾表示，紅衣小女孩是大街上最顯眼的色彩，象徵著納粹大屠殺在大庭廣眾面前發生，而美國政府卻視而不見，即沒有及時採取行動轟炸德國的鐵路運輸線，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減緩猶太人所遭受的災難，這是他讓小女孩穿紅衣出現在大屠殺街頭的初衷。

紅衣小女孩飾演者奧利維亞·布朗斯卡

飾演小女孩的波蘭兒童演員奧利維亞·布朗斯卡在影片拍攝時只有3歲，史匹柏要求她在18歲之前不要看這部影片，但好奇的布朗斯卡在11歲時便看了自己出演的這部大名鼎鼎的影片，並自稱被影片殘酷的殺戮場面「嚇壞了」。

在波蘭克拉科夫貧民區有一名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早年以紅色外套在當地聞名，她的名字叫羅瑪·利戈卡，許多人認為她是影片紅衣小女孩的人物原型。在《辛德勒的名單》上映後，羅瑪·利戈卡出版了一本名為《穿紅衣的小女孩：回憶錄》（2002）的書籍。不論這個紅衣小女孩形象出自何處，史匹柏對這個角色的塑造必將載入世界電影的史冊，為世界電影觀眾所永遠銘記。

總結

史蒂夫·史匹柏的《辛德勒的名單》以現實主義為基調，以黑白紀錄片的形式記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對猶太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塑造了納粹黨成員奧斯卡·辛德勒不惜一切手段營救無辜猶太受害者的英雄形象，影片獲得7項奧斯卡大獎，被美國電影學會評為「百年百大」經典影片的第8位，是描寫猶太人大屠殺事件的史詩性巨作，無論在商業上還是在社會效益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史匹柏（後排中）與主要演員合影

辛德勒的名單中第173號猶太人倖存者波爾德克·菲弗伯格為辛德勒事跡的傳播，小說的出版和電影的拍攝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生前完成了對辛德勒的承諾，實現了讓辛德勒精神和靈魂「永生」的目標。

史匹柏雖然最初缺乏執導該片的信心，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讓他選擇了接受挑戰。他通過象徵的表現手法，深入刻畫了辛德勒人性發生重大轉變的過程，以及他不惜一切代價冒險拯救猶太人生命的義舉，批判和鞭撻了德國法西斯對猶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影片塑造了一系列個性鮮明的人物角色，特別是對紅衣小女孩的塑造十分成功，其象徵意義廣泛，增強了影片的感染力和思想內涵，成為了美國電影史最經典畫面之一。

史匹柏與連姆·尼森在片場

影片集中反映了正義與邪惡，善良與殘忍，生命與死亡的主題，是有史以來最為真實和凝重的猶太人大屠殺題材電影作品，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和美學價值。

在辛德勒工廠的猶太人被蘇聯紅軍解放前，他們為辛德勒籤了一份聲明，證明他對拯救猶太人生命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也以此表明他的清白，希望日後可以免遭戰爭罪行的起訴。被拯救的猶太人用金牙打造了一枚戒指，送給即將離別的辛德勒作為紀念。辛德勒感激備至，長跪不起，泣不成聲，他為沒有拯救更多的猶太人而感到羞愧和悔恨。在這枚戒指上，銘刻著猶太法典《塔木德經》中廣為流傳的一句名言：

拯救一個人的生命，就是拯救整個世界。

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