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下半生，從在非洲貧民窟揪著衣領打架開始

採訪李玲是通過電話，我在巴黎，她在波爾多。時值晚春，月夜晴朗。說話到一半，她突然對著手機大喊讓我去看天空，「快去看，NASA空間站剛好在上空經過了！」

我拖鞋都來不及穿就跑到窗邊，可惜巴黎居住密度高，只看得到被建築隔出的一片狹窄的天空。在波爾多的她住在城邊的一個小院子裡，倒是看得清清楚楚。回來後她興奮的說，就像流星一樣，很亮，但是很快就沒有了。

在那個夜晚，我雖然沒看到她口中那顆閃亮的空間站，卻聽了一個女孩過去近三十年來波瀾起伏的故事。

她和我講在國內做警察的故事，在非洲貧民窟和一眾男人吵架的故事，生病後毅然辭職的故事，在西班牙的小城一眼遇到摯愛的故事。她的人生精彩到像火星，一路照亮十三州府。

---

南京有八個霧蒙蒙的冬天

看李玲的照片，瘦瘦小小的一個女孩，卻告訴我她是警察學院畢業，本科四年修的課程都是偵查，格鬥，犯罪心理學等等。當年高考填報志願時聽了家裡的安排，選擇了這個保底的院校。「當時也沒覺得有什麼，已經習慣了聽家裡的，聽我爸的。」讀警校時的她不喜歡自己身邊的環境，攀比，物慾讓她覺得不適，可自己也迷茫地不知道想要什麼。

畢業後李玲順利進入了公安系統工作，這也並非李玲本意，可是再一次，由於父母覺得女孩子能進入體制內工作就是最穩妥，最好的選擇，她也沒有過多地反抗。這之後就是六年的消磨。

六年體制內的工作，李玲換了四次崗位，但工作的內容大同小異。進入職場的頭兩年，她一直受到辦公室性騷擾的困擾。「我向很多人求助過，但大家都告訴我就是這樣的，習慣了就好了。」

這種默認的灰色讓李玲絕望，她選擇了一種極端的自救：她迅速地與同單位的男友結婚了。即便與當時的男友性格並不合適，可制度規定結婚後的兩人不能繼續在同一單位就職，李玲順勢調離了當時的崗位。這成為她唯一一個逃脫的機會。

這樣的生活註定是不快樂的，可一轉眼也過了六年。轉折點是李玲身體出了問題。

在病榻上的她反覆問自己：如果生命只剩下五年，那自己最想做什麼？她想為自己的人生做出選擇，而不是去做那些「別人認為正確的事」。她想重新來過，從做個學生，讀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專業，並開拓自己熱愛的事業。

幸運的是李玲成功康復了。出院後的她處理了離婚手續，辦好籤證，買了機票就去了西班牙的塞維亞。沒有想好去做什麼，沒有找到住處，只是「不想再繼續困在自己的殼裡了。」

---

塞維亞豔陽下，一見鍾情

落地塞維亞後李玲有點懵。雖然英語很好，但是在這個西班牙南部的小城，會講英語的人不多。路上搭訕的人多帶著不懷好意地笑，李玲卻突然在城市街邊的一個小酒館看到一張有些許熟悉的臉龐，她沒多想上去就問他：「我們是不是認識？」

這個從法國一路騎自行車南下到西班牙的男生被這麼一問也很詫異，但還是邀請她坐下。兩個人就這樣在一個奇妙的時刻相遇了。在後來的交流中李玲得知他叫託馬斯，之所以覺得面熟，是因為兩人曾都用「沙發客」軟體在這座小城找住宿。

託馬斯是一名編程工程師，同時也是一名優秀的紀實攝影師。他帶著相機從非洲到亞洲，記錄著那些無人知曉的人類故事。他在難民營拍攝的照片曾被國家地理選用。

託馬斯教孩子們使用相機

託馬斯攝於賴比瑞亞一所學校，一個學生在對鏡頭做鬼臉

許多攝影師都喜歡拍攝災難題材，展現人類群體的痛苦與磨難。而在託馬斯的鏡頭裡，李玲看到的卻全部是質樸的笑容與溫暖。他說想通過自己的攝影作品證明，即便是在最艱難的環境下，也還是會有幸福與微笑，因為他相信人類的意志便是如此的堅強與偉大。

李玲與這位一見如故的朋友在西班牙這座小城一起遊蕩了半個月，他常常會問李玲「你究竟為什麼會來到這裡」、「你的人生究竟想要做什麼？」這樣讓人愕然的深遠問題，李玲也沒有想太清楚，在否定了自己過去全部的人生後，她究竟應該選擇一個怎樣的方式重頭開始？

而在與託馬斯相處的過程中，李玲也為他的處世方式所感染。他是一個永遠會想著做點什麼讓世界變得更好的人，即便自己的本職是一個編程工程師，他也會定期去NGO做攝影志願者，通過影像傳遞這個世界的真實與掙扎，從而幫助困境中的人。

李玲也為這樣的人生態度所感染，最終決定申請人權法專業的碩士。有法律背景的她曾十分關注難民問題，也在工作期間遇到了流落境外的朝鮮難民。受到他的影響，李玲也想要為這個世界做出一些微小的改變。

當然故事講到這裡，如果沒有一個浪漫的結局也太對不起讀者了。緣起於一次誤打誤撞的招呼，李玲和託馬斯在相識兩年後結婚了。他們的蜜月旅行是去日本騎行一個月，全程沒怎麼住酒店，兩個人背著帳篷在海邊，山腳，櫻花樹下紮營，洗漱就靠城市裡的便利店和衛生間。兩年前還在病榻上擔心自己生命只剩下五年的她，卻在一個月裡騎行超過一千公裡，皮膚曬成了健康的小麥色。

在日本騎行一千公裡

李玲最終確定去肯特大學的比利時校區學人權法專業，她的關注點依然放在了難民問題上。她研究國際人權法中有關難民的條例，研究國際援助如何改變難民的生存困境。

學習期間，她還曾在歐洲議會實習了半年時間，處理著各種法律文件。她所在的團隊由一位外交經驗豐富的馬爾他政客帶領，在工作中有關許多觀點的碰撞，她也更加理解法律的產生與力量。

可是這豐富的學習與實踐經歷卻出乎意料地加重了李玲的無力感。她看到龐大的立法體系，在刻不容緩的人道主義危機前的冗餘與緩慢，以及作為中立地位的束手束腳。

李玲十分關注羅興亞難民危機，他們生活在孟加拉邊境的考克斯巴扎爾難民營，沒有國籍，也沒有家園，基本的生存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國際人權法體系再完善再具體，也無法保護難民營裡一個普通的小女孩，無法讓她逃脫被虐殺的悲慘命運。

一群包括婦女和小孩的緬甸羅興亞人正在跨越邊境，以便進入孟加拉國考克斯巴扎爾區的難民營/ UN news

就在這時，李玲申請到了加納人權委員會的工作機會，那個靠近赤道的西非國家。在那裡，過往的知識與經驗都被轉化為現實，她也得以一瞥人權法體系對每個個體的影響。

憂鬱的加納

李玲在加納的工作有很大的自由。她的主要職責是生產一份有關加納監獄人權問題的研究報告，她可以在允許的範圍內使用自己喜歡的研究方式。

為了更好地接近與了解潛在研究對象，李玲通過一個本地NGO的工作人員聯繫了一處在貧民窟內的住所。當時的她是整個貧民窟裡唯一一個外國人。住處也是極其簡陋，她在那裡的三個月都只能用冷水洗澡。就這樣，房租卻是100美金一周。

住在貧民窟的唯一好處就在於她的身邊都是訪談對象，總有人自己或是家人朋友進過監獄。她通過閱讀文獻與大量訪談，探究國際人權法對加納囚犯的基本人權狀況的保障，理解為何加納囚犯大多來自於貧民窟，探索人們的生存環境對於犯罪行為的影響。

與加納人權委員會的同事在一起

工作本身是很有成就感的，可是李玲在貧民窟的生活卻十分艱難。當初為她聯繫住處的NGO工作人員騙了她2個月房租，禍不單行的是她的信用卡被盜刷，身上沒有現金可以周轉。

當她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個騙她的人，大聲質問並要求對方還錢時，卻被周圍的人質疑作為一個女性怎麼能當眾侮辱與挑戰男性的尊嚴與地位。「當時我真的一分錢都沒有，我拽著他的領子威脅他把錢還給我。其實還是挺絕望和害怕的。」李玲說這句話時雲淡風輕，但她的驚懼可以想像。

讓李玲備受打擊的並不是生活環境的艱苦，而是李玲沒有想到的人性之惡。最初熱心幫她安排住宿的好心人原來目的只是騙她兩個月房租，身邊那些平時一起喝酒聊天的貧民窟的鄰居原來只是想讓她幫忙付酒錢飯錢，在路上遇見會熱情招呼的朋友與路人，在不公面前會因為她是女性而無故指責她。

「當時這種巨大的落差感讓我受不了。我期待的並不是世外桃源，但我也沒想到人性能夠惡到這個程度。他們不該是壞人，他們只是普通人。」

加納貧民窟的生活

心灰意冷的她準備提前結束自己的工作離開加納，當時的她已經訂好了回程的機票。反正雨季的加納充滿泥濘和悶熱，毫無詩情畫意可言，這似乎也是一個離開的理由。

在一個偶然的時刻，李玲路過一輛停在集市旁的突突車（一種本地公共運輸）。車上擠滿了人，有人掛在車的門框上大聲吆喝著，有人在車廂裡唱著歌。就是這樣一個情境讓李玲決定留下。「那是一個非常生動的畫面，我清醒了過來，這就是生活，你無法逃避的。我想要逃離的日子，是這些人再熟悉不過的生活。」

後來丈夫託馬斯知道了李玲的困境，也是放下了手頭的工作來加納陪她。託馬斯是一個很能夠融入本地生活的人，許多在李玲看來不能接受的事，在託馬斯眼裡再正常不過。

李玲在加納有個好朋友，她很喜歡向李玲要東西。「ling，你的衣服很好看，送給我吧」，「ling，這個東西很好吃，你買給我吃吧」。在李玲看來，這像是一種標了價格的友情，需要用相等的價值去交換，可託馬斯卻提醒李玲，你不能再用自己的價值標準去判斷別人的行為，很多時候對方並沒有惡意，只是文化環境不同而已。後來李玲也在逐漸調整自己的心態，直到現在還和在加納的這位朋友保持聯繫。

和託馬斯以及在貧民窟的好朋友一起爬加納最高峰

在加納的這段經歷也讓李玲更好地反思了自己究竟為什麼選擇人權法專業，自己想要為之奮鬥的人權事業，其意義究竟是什麼？

曾經李玲相信法律與制度的力量，相信人類社會的規則能夠改變人性中「惡」的部分，從而規範人類的行為，保障人類的基本權利。可是在加納的這段時間讓李玲認識到：「人之本身是很難改變的，人性中殘忍，貪婪的部分是難以通過外界力量去除的。」

可這並不代表與之相關的工作就是沒有意義的。我們無法改變每一個人的個體本身，卻能夠改變每一個人所處的環境。我們能夠讓一個更好的環境去遏制人性中「惡」的那一部分，從而減少世界上的暴行與侵害。

---

波爾多這個讓人煩悶的春天

結束了在加納的實習，李玲回到了歐洲繼續完成學業。原本計劃是畢業後去東南亞關注難民問題的NGO工作，卻被疫情的爆發打亂了計劃。

現在的她住在波爾多的家，和丈夫一家人在疫情籠罩下的法國。法國的春天是一個迷人的季節，晴暖的天氣，鳥語花香，卻無法排解李玲心裡對未來的不確定。

那種對生活無法掌握的煩悶與無力感讓她仿佛回到了幾年前。想要繼續研究難民問題，卻毫無施展平臺；被疫情無限期延後的求職季，讓李玲有種蹉跎時光的焦慮感。

偶然的契機下，她了解到關注了一年多的中南屋可以提供線上調研學習的機會，並且自己對中南屋提倡的「Chinese Global Citizen」（中國世界公民) 觀念非常贊同。

認可中南屋，源於自己在加納的經歷。加納有許多公益組織，聚集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者，其中唯獨缺少了中國人的身影。她的貧民窟裡的鄰居，提到中國人，總是異口同聲的說：「中國人都是來賺錢的。」她深刻意識到改變這樣刻板的印象需要更多中國人走出去，參與國際發展事務。這樣的認知與中南屋的理念不謀而合。

就這樣，她與中南屋幾位志同道合的小夥伴一起，開始了線上調研。她們調研的課題是被販賣到中國的緬甸新娘。在導師的幫助與指導下，她研究分析了大量的文獻，並與多個緬甸女性賦權NGO、國際組織、相關領域資深學者、國內機構負責人等進行了深入交流。在不斷打破自己認知邊界的過程中，她一步步走進了這個鮮為人知的邊緣群體的真實世界。

「一開始我覺得緬甸新娘就是被販賣的，應該嚴肅打擊這種行為。但隨著調研的深入，我逐漸拋棄這一固有印象，開始從這些女性自身的需求出發，去找一個更符合人性的平衡點。」

調研過程中，李玲也收穫了意想不到的感悟與觸動。「那是我們團隊第一次採訪，對象是human rights watch（人權觀察）的緬甸項目負責人。當對方看到我們的時候，她驚喜地說『我真的很少遇到中國的研究團隊，你們能夠對這個話題感興趣真是讓我很感動，我也希望你們能真真切切的做些事情幫助這些弱勢群體。』」

中文媒體對女性販賣和難民的報導並不多，李玲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吸引更多人的關注。「無關乎國籍，我認為去了解人類的苦難並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分擔與解決，是每一個世界公民的責任與義務。」

這次調研也讓李玲更加堅定了投身中南屋工作的決心。「能夠用我的所學所知幫助有想法的後浪們成為胸懷天下的世界公民，這樣才不辜負我如此幸運的人生啊！」

---

結語

採訪過程中，李玲一直說自己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我表示不解，婚姻的失敗，重病，在異國他鄉被騙到分文不剩，這有什麼幸運可言呢？

「在我看來，有可以改變的選擇和能力就是最大的幸運。我活過一次，卻有幸擁有了兩個人生。」不管是曾經當警察的那段時間，還是之後學習了人權專業後，李玲見過太多身不由已，無法與命運和環境抗爭的人。而自己雖然在尋找自己的路上走過一些彎路，但永遠有改變的能力。

「因為覺得自己是幸運的人，便更想著為別人，為這個世界去做些什麼。」回憶起自己過去的人生，李玲覺得即便是那些不夠快樂的日子也不能談得上浪費。因為度過的生命中的每一個時刻，每一次挫折，每一次失敗後的清醒，都是尋找自己的必經之路。

「萬物皆有裂隙，那是光透進來的地方。」萊昂納德·科恩的這句話似乎已經被濫用成了一句「偽雞湯。」而我覺得真正震撼人心的部分其實它接下來的幾句：「你將出徵，但是沒有鼓聲壯行。心中充滿愛將帶來救贖。」

李玲一個人活得像一隻隊伍，向著生命的意義出徵。她不氣餒，有召喚，對自己有方向，有要求，也有原諒。祝她的人生永遠閃耀。

後來我一直為沒有看到NASA的空間站而遺憾，後來轉念一想，如果在波爾多的李玲能看到，我在巴黎又怎麼可能看得見？

和李玲的聊天是輕鬆而愉快的。她也坦言說自己有時候很迷糊，「不然怎麼會被人騙光錢，不然怎麼會在路邊隨便遇見一個小夥就結婚？」她身上有一種渾然天成不做作的浪漫，更可貴的是，她有著對這個世界一如既往的善意。

中南屋在上海新天地的辦公室裡掛了一幅字，是「全球視野，人類情懷」。我想這八個字用來形容李玲最合適不過了。她是在世界遊蕩的浪子，也是永遠心念他人的赤子。

-END-

關注中南屋，了解更多女性賦權相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