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老韓講故事：打長途

「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這在多年前仿佛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夢想。記得兒時曾與小夥伴們一起玩過打電話的遊戲，那是把兩截裝蠟紙的圓紙筒用一段棉線連接起來，在紙筒裡聞聽對方傳來的聲音。至今難忘童年的好奇與樂趣，現在的孩子們可能對此已經茫然不知所云了。　　

現在的「80後」無法想像，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至改革開放之前，打一個長途電話有多難！線路繁忙的時候，接通一個電話，往往要等幾十分鐘，甚至幾個小時。因為，打電話需要人工接線，而且需要層層人工轉接，市裡、縣裡、鄉裡……

那時，在呼市打長途電話，只能去中山東路大郵局。到大郵局後，先在營業櫃檯前填寫長途電話申請單。填上被呼叫的地區、單位名稱、被呼叫人的姓名、呼叫人的姓名、預計通話時間，還要預交話費，才能在電話廳裡等候。

接到大廳裡的廣播通知，進入那間僅能一人容身的亭子內，還得等總機話務員把電話給你接過來。紋革時，總機的話務員接通電話後，你必須首先說上一句《毛主席語錄》裡的話。否則，話務員可以拒絕轉接。比如話務員說：「為人民服務！」你可以說：「要鬥私批修！」

通話結束，依你的通話時間結算費用。通話費用真的好貴，根據兩地通話距離和通話時間結算下來，一分鐘也要好幾毛錢。相對於那時一個月幾十元的收入，打長途還真算得上一件高消費的事情。所以，沒有十分緊要的事情是絕不會打長途的。更沒有人敢在長途電話裡煲電話粥，傾訴家長裡短。

那時，我經常往雁北舅舅家打長途。記得大郵局的大廳西面有個小廳，小廳裡有一溜隔音的小房子，大小就像現在路邊的移動式衛生間。坐在小廳的長椅上等候時，能聽見每個打電話的人在小房子裡大呼小叫。當時通話質量非常差，小廳子又不隔音，相互幹擾得很厲害。一次，我大約足足等了有兩個小時，終於聽到營業員高聲呼叫：「韓麗明，大同長途，去三號間」。我連忙跑進三號間，拿起話筒，裡面傳來得勝堡公社得勝大隊會計的聲音。他於是跑著去找人，來回一圈，用去三分鐘時間，結果只等來一句：「你舅舅家沒人，不知道去哪了！」結果我白白交了三分鐘的話費，啥事也沒辦成。

有時，即便找到了人，雙方都扯著嗓子喊，照樣聽不清楚。不管你聽清楚了沒有，電話費照收不誤。期間營業員還不斷地提醒：你交的幾分鐘花費就要完了！因為到了預計時間，電話馬上就會斷掉。守在電話機旁，那種焦慮的滋味兒，真不好受……

聽舅舅說，在得勝堡，打長途還有時間限制。公社和縣裡只有一條線，而且電話和有線廣播共用，下午六點到九點是廣播時間，電話就不通了。

記得長途電話和電報一樣，也分加急和普通。因為線路有限，如果是加急電話，就可以優先辦理接通服務。當時的電話分叫號服務和叫人服務，叫人服務價格稍貴，但保證找到人才收費，否則只收一毛錢消號費；叫號電話則是電話一撥通就開始計算收費時間。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是叫號還是叫人，真是個讓人頗費思量的選擇，可以想見有多少人在大郵局裡為此躊躇。

1963年冬天，我的小妹妹出麻疹，很厲害，同時還發熱。母親每天還要按時上班，不知如何是好。那時，父親正在昭盟翁牛特旗下鄉。一天臨近午夜，小妹妹高燒不退，母親一籌莫展，讓我去給父親打長途，通知他趕快回來。那次電話等了好幾個小時，電話接通時，因為聽不清楚，我一直在喊。後來，父親說他工作忙回不來，讓我轉告母親給妹妹買點索索葡萄煮水喝。那時物資奇缺，為了買點索索葡萄，母親費盡了心機，後來妹妹喝了索索葡萄果然好了。

紋革時打長途，電話接通，拿起電話要先講一句「為人民服務」，電話那邊立刻應答道：「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然後再說：「請找某某某」。如果你不講段語錄，對方就會認為你不革命，而把電話掛斷。叫聽電話時，喊人者用很大的聲音念領袖語錄或喊革命口號，如果沒人出來，他會用更大的聲音接著喊：「要鬥私批修！要鬥私批修！」於是，所有聽到的人，會立刻從各自的家中跑出來，因為不知道是誰的電話，只好每個人都對說一句語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喚起工農千百萬」「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時，叫聽者才說：「某某某電話。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被傳電話者反唇相譏：「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叫聽者示弱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被傳電話者得理不饒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叫聽者有點委屈：「一個外國人，不遠萬裡來到中國，這是什麼精神？」此時雙方再無話可講，終於可以接聽電話了。

此法又費時又費錢，實行沒多久就流產了。在城市裡還湊乎，在雁北農村，尤其得勝堡根本鬧不成，因為有的人連句完整話也說不了，別說背語錄了。一個在今天幾乎可以拿來當笑話講，而當年卻千真萬確發生過的故事，會讓現在年輕人感到莫名其妙。

1970年，我在包頭內蒙電建公司工作。那年，有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那個女孩在呼市第一造紙廠工作，她大姑和我母親是同事。因為是初戀，我很狂熱，幾乎每天都要給她打長途電話。那時，人們的階級鬥爭觀念非常強，我的舉動被視為異常，很快被郵電局舉報到公安局。為此，我們的通話還受到了監聽。雖然沒發現敵情，但是，我消極的人生觀，在當時屬於異端。公安局通知單位對我加強思想政治教育。

聽說，我給那個女孩的信件，她的大姑也都審閱了，後來，她的中共預備黨員的大姑，毅然決定終斷我們的愛情。給我一生投下了陰影。

及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來到內蒙古電管局基建處上班，打長途電話也很繁瑣。雖然我們的樓上是電力中心調度所，那裡的載波電話可以打長途。但每次打長途，還需要填寫長話申請單，處長批准。然後拿著單子去中心調度所辦公室，請人家給開通長途，來來回回要跑許多路。

我家的座機是1992年安裝的，從此不用出門也可以打長途了。開始時是轉盤式電話，雖然樣子古板，撥號麻煩，但在當時擁有一部電話的家庭比現在擁有一輛奧迪車的還要少。當時的機號很緊張，好不容易等到了，號碼是624752。一看安裝通知單，我便大怒：儘管我不講究吉祥號碼，可也不能太離譜了，死了老婆還沒有兒子，太讓人生氣了！後來郵電局又重新給我找了個號碼，好像是621530，我心始安。

九十年代，朋友李哲去日本進修，妻子在娘家休養。嶽父家裡條件好，裝上了電話，但只能接聽國際長途電話，打不出去。那時從日本到中國的長途話費依然驚人。為了省錢，他們只好約定每天早上九點，李哲往家裡打電話，響三聲就掛掉。李哲說：「如果只有三聲，說明他一切安好。要是還響第四聲，就是有事要說。」「必須打電話時，也要事先把要說的話寫在小紙條上，一通電話就照著念，不敢說別的。」關於長途電話的回憶，真是辛酸又有些不可思議。

現在就連建華西街賣菜的小販、拾荒漢也都有手機。那天，我們院子裡，有個河南的老太太在垃圾箱裡拾翻出好多有用的東西，一時拿不了，立即給他的老公打電話，她的老公不出片刻就趕來了，這事擱在五六十年代，簡直是天方夜譚呀。

後記：

對於普通家庭，家裡有極要緊的事通知外地親屬，往往會選擇發電報。但是，對方要是聽說老家發來電報，心裡都會比較緊張。發電報時，人們常在郵電局櫃檯前琢磨，發幾個字最省錢。電報是奢侈品，每個字要0.2元，那時人們工資不過每月數十元，因此要惜字如金。「有要事儘快回」已算長電報，「平安」「已到」等詞使用頻率更高。

據傳，九十年代四川小姐來內蒙古坐檯，次日給家鄉小姐妹發的電報就很有特色：「人傻、錢多、速來。」

朋友老陳說，九十年代初他家裝電話時。座機號碼挺符合身份的：431542——吃山藥沒事兒！後來又添了個數字碼9，4931542——吃舊山藥沒事兒！哈哈哈，挺吉祥的！我告訴他，雖然吃舊山藥可吃，但發芽的地方要儘量深剜，如此才真的沒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