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復旦大學 熊易寒
本文原載於「比較」公眾號
不管一個社會的GDP總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眾仍然衣食無著、低人一等，這個社會在本質上還是貧困的，只不過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已；不管一個社會的文化產業多麼發達，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數富人過著醉生夢死、為富不仁的生活，那麼，這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必然是低下的。
前些日子，有朋友轉來《斷裂的階梯：不平等如何影響你的人生》的出版信息，調侃說：「乍一看，還以為這本書是你寫的呢！」朋友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2015年曾經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發表過一篇論文，論文的正標題也正好是「斷裂的階梯」(The Broken Ladder)。
出於好奇，我便把這本書找來，看看這個與我「心有靈犀」的學者到底講了些什麼？一看還真是欲罷不能，一方面是作者的知識背景與我迥異，我對不平等問題的閱讀主要集中在政治學、社會學領域，對經濟學的相關研究也偶有涉獵，而作者基思·佩恩(Keith Payne)是一位心理學家，不平等和貧困不僅是一個社會結構問題，也會深刻地影響我們的心智模式和情感體驗，這些恰恰也是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相對忽視的維度；另一方面，佩恩跟我一樣，也是出身底層家庭，他的字裡行間不僅充滿了對底層的同情式理解，也不經意流露出「窮孩子」特有的那種敏感和敏銳——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貧困的人，是很難真正理解窮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邏輯的。
這就是為什麼作者將「食堂阿姨經濟學」作為第一章：小學四年級的佩恩因為家貧而選擇免費午餐，這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因為食堂阿姨清楚地知道誰是付費的，誰是免費的；直到有一天換了一個新的食堂阿姨，破天荒地向佩恩收取飯費，而佩恩卻身無分文，也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吃免費午餐的，尷尬的佩恩從此在學校裡變得沉默寡言。
有時候，我們感覺貧困像是一個強有力的磁場或者黑洞，一旦掉入貧困的陷阱，我們便很難擺脫貧困？這是個人的特質造成的，還是環境、制度或結構使然？
一種觀點是關注個體的能動性，窮人是懶惰的，沒有責任感或者不夠聰明；或者窮人有著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不能促進他們擁有諸如努力工作、誠實守信、自力更生等「中產階級價值觀」(第53頁)。依據這種觀點，必須通過獎勵措施驅動底層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佩恩提醒我們注意：窮人的行為其實由更為急迫的動因驅使。因此他們會試圖用手頭最好、最短期的危機管理方式處理這些日常危機(第180頁)。
美國社會活動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我在底層的生活》一書可以作為佩恩上述觀點的最佳佐證。1998年，芭芭拉偽裝成一個只讀過三年大學、急需工作餬口的離婚白人婦女，在三個不同類型的城市各工作一個月。她儘量尋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希望薪水足以支付廉價住所的房租。芭芭拉發現，即使身兼兩份工作，薪水仍不足以支付房租。毫無疑問，芭芭拉的個人能力和工作積極性並沒有因為「臥底」而降低，但即便是這樣一個社會精英進入底層社會之後，也會變得舉步維艱。
另一種觀點認識到收入不平等和遺傳劣勢等系統性因素的重要性，他們發現：在貧窮成為常態的地方，貧窮很容易代代相傳；但他們經常過於低估個人決策在人們命運中扮演的角色，從而陷入一種「宿命論」的悲觀論調。雖然貧困是一種結構性的社會問題，但任何結構都不可能脫離行動者而獨立存在，否則我們就無法觀察到向上的社會流動。
紀錄片《交換學校：階級分化》
為什麼窮人往往是「活在當下」，缺乏長遠打算？窮人為什麼更容易選擇酗酒、吸毒、未成年生子之類的自我毀滅性行為？
佩恩指出，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有兩種不同的策略，一種是投資未來的「慢戰略」；另一種是「快戰略」，「快速生活，早早死去」。心理學家傑·貝爾斯基(Jay Belsky)發現：在充滿壓力或無秩序的艱苦環境中長大的女孩會更早生育小孩。當預期壽命降低的時候，女性的生育年齡也會相應降低。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快戰略」，在極端不安全的環境中，如果窮人不急於結婚生子，可能就永遠沒有機會結婚生子了。
窮人未必不知道「長期投資」的重要性，而是因為「等不起」或「等不到」長期投資的回報。一個窮人可能辛辛苦苦通過打工攢了一筆錢，準備用於學習某項技能；然而，他可能遭遇各種各樣的厄運，譬如父母親得重病，自己失去工作，這些因素可能導致他試圖改變自身命運的努力前功盡棄。中產階級以上人群之所以能夠進行長期投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抗風險能力遠遠高於窮人，可以立足長遠，靜候花開。
經濟學家森德爾·穆來納森(Sendhil Mullainathan)研究資源稀缺狀態對人們思維方式的影響，結論是窮人的注意力被稀缺資源過分佔據，導致其認知能力和判斷力全面下降。窮人之所以窮，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而是因為長期貧窮，在巨大的經濟壓力下，他們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於如何掙錢，而忽視了更重要、更有價值的目標，造成心理焦慮和資源管理的「失能」。當一個人特別窮的時候，智力和判斷力都會顯著下降，陷入惡性循環。雖然窮人富人都有可能「利令智昏」，但貧窮會降低「利」的門檻，蠅頭小利就可能讓窮人失去理智。如果僅僅是簡單地把錢分給窮人，窮人的思維模式也會導致其無法有效利用這些金錢，譬如有些貧困戶將救濟金用於揮霍、賭博，而不是用於購買生產資料或者投資於子女教育。
印度電影《起跑線》
貧困絕不只是帶來「人有我無」的相對剝奪感。貧困還意味著被排斥感，一種無法參與其中的羞恥感，譬如因為沒有一雙球鞋，你可能無法參與足球比賽；因為缺乏必要的財力，你可能無法參與社群的禮物經濟，缺席各種紅白喜事，於是成為社群裡的邊緣人。貧困還意味著喪失對生活的支配感，正所謂「一分錢難倒英雄漢」。
更可怕的是，貧困具有很強的代際傳遞性。富人家庭的子女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擁有更加健康的身體，更為發達的社會關係網絡，從個體的角度看，他們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從社群的角度看，他們處在一個更加友好互惠的社會位置。反觀窮人的子女，他們不僅更有可能輟學，父母的離婚率也更高，甚至可能由未婚媽媽撫養長大，他們更有可能遭遇各種疾病的風險，卻缺乏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支持。
對於真正的窮人來說，「短視」可能是一種生存策略。短期收益的風險低，而長遠投資的回報周期長，不確定性也更高。對於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來說，長期投資的風險是可以容忍的；而對於真正的窮人，他們無法承受這種風險，甚至根本無力進行投資。
電影《我是布萊克》
身處順境中的人，往往居高臨下地看窮人，認為貧窮是個人的稟賦或德性使然；但實際上我們所謂的「成功人士」取得的成就裡，也有一部分「身份紅利」或「平臺溢價」，這部分溢價是我們的收益裡超出人力資本(個人能力)回報的那一部分。譬如一位企業家因為進入人大、政協或富豪排行榜，而獲得更高的授信額度或更多的商業機會，這就是「身份紅利」；一位學者在知識付費平臺授課的回報可能百倍、千倍於課堂授課的收入，這就是「平臺溢價」。窮人不僅無法獲得「身份紅利」和「平臺溢價」，甚至自身的人力資本回報也經常被打折扣。
佩恩直言：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視角出發，貧窮迥異於經濟不平等。貧窮與一個人擁有和缺少的東西相關，而不平等則描述了金錢是如何分配的，表明了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距離。然而，從一個心理學家的角度看，貧窮和不平等卻是交織在一起的。
社會比較幾乎是人類的一種本能。欲望的激發與滿足往往與社會比較有關。一旦超越了溫飽階段，欲望與需要的界線就變得模糊。很多時候，不一定是我需要什麼東西，而是因為我身邊的人擁有這樣東西，我就想要佔用此物。在很大程度上，貧困是一種相對的狀態。在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裡，由於貧富差距小，對窮人來說，貧窮不是那麼難以忍受的，因為大家都是如此；而在一個不那麼平等的社會裡，窮人會以富人的生活方式作為參照系，即便實際生活水平相比過去提高了，他們仍然會心懷不滿。
我父親經常懷念20世紀70年代末7毛8分錢一斤的豬肉，然而，7毛8分錢的豬肉他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次；現在豬肉價格雖然貴了很多，他可以天天吃，吃了還嫌油膩。我父親並不是在懷念70年代的豬肉，他懷念的是相對平等的社會，即便在那個社會裡他非常貧窮。
讓貧窮與不平等交織在一起的力量，就是社會比較。一個人之所以感覺自己很貧困，是基於社會比較；而社會比較的過程會讓這個人察覺和識別不平等的程度。不平等的程度越高，相當於社會等級的階梯越長；而「貧困感」的強烈程度，取決於我把自己放置在階梯的哪一級。階梯越長，而自認為所處的等級越低，「貧困感」就愈加強烈。
紀錄片《他鄉的童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貧困程度大大降低，但是有「貧困感」的人卻越來越多，原因正在於中國社會的階梯變得越來越長了。從1949年到1994年，中國社會實際上是一個扁平社會。之所以稱之為扁平社會，是因為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分層較為粗疏，社會階層的類別少，階層之間差距小。1994年至今，中國社會成為一個「精細分層社會」，階層劃分越來越細緻，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清晰。精細分層社會的主要特點是：收入和財產差距擴大；階層之間存在居住隔離與消費區隔；跨階層的社會流動變得更為困難。社會分層越是精細，就意味著階梯越長，人們感受到的焦慮和「貧困感」也就更為強烈。
研究者發現，窮人往往更容易相信陰謀論。其實，不是貧窮讓他們如此，而是不平等讓他們這樣。單純的貧窮並不足以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心智模式，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可以辦得到：人們需要從「陰謀論」那裡得到「確定」的答案。由於生活中面臨更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並且在面臨外部風險的時候又具有較強的無力感，窮人比富人更渴望得到高度確定的、唯一的解釋。相信陰謀論的人，往往在思想上更固化，固執己見，喜歡接受簡單明了、非黑即白的信息，排斥模糊性和不確定性，試圖用思維定式來應對一切未知狀況和信息不對稱。
佩恩指出，不平等影響著我們的行為方式，而行為上的差別又會擴大不平等(第180頁)。人們在美國這種高度不平等的國家做出錯誤選擇的頻率，比在加拿大這種不平等程度較低的國家要高。這種導致窮人陷入墮落的惡性循環的力量，同樣也是促進富人進入良性循環的力量。如果為了謀求未來更大的回報而犧牲眼前的利益，對於你來說顯然是更好的選擇，那麼你很可能處於一個誠信投資能得到回報的環境之中(第181頁)。
韓劇《天空之城》
相對貧窮和不平等對貧窮循環的推動相比於對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區分同樣重要(第182頁)。佩恩發現：一個人對自己所處社會經濟地位的主觀評價越低，就越有可能做出錯誤的決策，並在工作中發揮失常；他就有可能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和陰謀論，面臨肥胖、糖尿病和心臟疾病的風險也越大。低收入人群有更高的壓力激素水平，其血液中的皮質醇和腎上腺素也更高。反應過度的免疫系統和更高的炎症水平更容易在低收入人群中出現。
經濟學家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2017)的研究發現，儘管在過去幾十年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死亡率都在穩定下降，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卻上升了。死亡率上升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沒有上過大學的白人男性群體。這個群體受到的傷害很大程度上是自虐造成的。他們死於心臟病和癌症的概率並不高，卻往往死於肝硬化、自殺、慢性病以及麻醉劑和止痛藥的過度使用。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主觀上的社會攀比，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階層流動性固化意味著這一代人很可能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代財富不及父輩的人(第107頁)，相對地位的下降讓他們有著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高度不平等與高犯罪率、高壓力相關的疾病風險和高度的政治極化相關(第193頁)。在嚴重不平等的社會環境之中，底層為了維持生存，往往不得不從事一些灰色地帶的活動甚或輕微的違法活動；更有甚者，在金錢的誘惑下鋌而走險。窮人很難做到「延遲滿足」，即一種甘願為更有價值的長遠結果而放棄即時滿足的抉擇取向，以及在等待時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窮人所處的惡劣生存環境決定的。「延遲滿足」需要建立在一種長遠規劃和穩定預期之上，而窮人所處的環境常常是「有今天，沒明天」，「今朝有酒今朝醉」。
佩恩指出，必須嚴肅對待不平等而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貧窮，因為我們無法簡單地走出當前面臨的困境。不平等在健康、決策制定、政治和社會決策等領域影響深遠，要解決不平等問題，光靠經濟發展是不夠的。要擺脫貧困，一個較好的辦法是搬遷到相對富足或平等的社區。撤離貧困社區的家庭中，孩子變成單身父母親的概率更小，而在學校上學並考上大學的可能性更大，成年後的收入也更高(第192頁)。如果不能搬遷到更富裕地區，那麼還可以考慮搬遷到一個更平等的地方定居。
紀錄片《他鄉的童年》
然而，社會學家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在《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Evicted：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一書中告訴我們，搬遷到更好的社區絕非易事；事實上，底層的人們能夠維持住現有的住房，不被掃地出門就已經很慶幸了。通常情況下，一個人的房租不應該超過其收入的30%，然而德斯蒙德發現，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房租佔到了他們收入的70%乃至更高，這不僅讓他們的生活難以為繼，也意味著容錯空間極小，稍有差池，譬如一次不明智的購物(在巨大生計壓力下，窮人往往以一次性的揮霍來釋放壓力)，就可能讓租客入不敷出，最後被房東驅逐。驅逐的後果是嚴重的，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例如，為了找到新住處而耽誤工作，被老闆解僱，生活雪上加霜，更加無力負擔房租。更可怕的是，被房東驅逐會成為不良信用記錄，未來租房更加困難，甚至租金也更高。
「斷裂的階梯」是一個形象的比喻，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地方，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更小；不平等也降低了人們的合作意願，撕裂了組織或社群的團結。
薪酬的高度不平等降低了底層員工的滿意度，但也沒有提升頂層員工的幸福感(第168頁)。經濟學家馬特·布魯姆(Matt Bloom)基於對「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勝負情況的研究發現，薪酬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球隊比那些收入不平等程度較低的球隊表現更差。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嚴重不平等會引起團隊的不滿，從而削弱團隊合作。研究者還發現，主管與小時工之間的薪酬越不平等，小時工生產的產品質量就越低；底層員工會用磨洋工、偷盜產品、提高報廢率等方式來回應不平等。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持續增長，美國最富裕的1%人群所佔有的社會財富持續增加，2016年佔有美國38.6%的財富，而佔總人口90%的大眾所擁有的財富和收入水平在過去25年裡呈下降趨勢。2017年美國最大的350家上市公司中，CEO平均加薪17.6%，平均薪酬為1890萬美元，而普通員工的工資則停滯不前，同比增長僅為0.3%，CEO的平均收入比普通員工多312倍。而2010年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美國人幸福感的拐點是75000美元，一旦年收入超過這個數字，金錢對幸福感的正面作用就開始下降。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平等碾碎了普通人的美國夢，卻沒有相應提高富人的幸福指數，不平等的加劇無疑損害了社會的總福利。
相對平等和社會流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修補「斷裂的階梯」。然而，在一個越來越穩定、成型的社會中，社會流動的機會往往呈下降趨勢。不僅中國人有「階層固化」的焦慮，以社會流動為核心特徵的「美國夢」也在褪色。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一書中指出：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的階層分化越來越嚴重，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離婚率和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越來越高，單親家庭的數量持續增長，性別和族群的歧視依然延續，社會不平等正在代際傳遞。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社會流動，特別是讓底層邁向中等收入群體的短程社會流動，擴大中產階層的規模，避免M型社會的出現，是一個日益重要的全球性議題。
最後，我想用這樣一段文字做結語：不管一個社會的GDP總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眾仍然衣食無著、低人一等，這個社會在本質上還是貧困的，只不過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已；不管一個社會的文化產業多麼發達，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數富人過著醉生夢死、為富不仁的生活，那麼，這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必然是低下的。
編輯 | 二二不二
寫作博士論文的這段經歷告訴我：一個學者必須聽從內心的召喚，只有內在的激情和激勵才能我們在學術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直覺或者說感性認識，對於我們的研究而言，就像酵母對於釀酒的重要性一樣，雖然不是主要成分，卻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大家下午好！非常榮幸能夠在校慶科學報告會上給大家匯報自己這些年來做學術的一些心得體會。
曾經有同學問我，什麼樣的書可以稱為經典？我說：老少鹹宜，可以讀一輩子，但每一次讀都有新的體驗的書是真正的經典。還有同學問：什麼樣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好研究？我說：可以融入你自己的生命體驗，並且激起他人共鳴的研究是真正的好研究。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在回答這兩個問題的時候都特別強調體驗二字。
為什麼體驗如此重要？為什麼我不選擇引用率或者發行量這些看起來更加科學的指標，而要強調非常主觀化、因人而異的體驗。這是因為，對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而言，你對生命的理解有多深，你的學問就有多大。作為一名青年學者，我至今尚未做出任何值得稱道的研究，但是，有一點我很自豪，就是我在用生命做學問，我的學術追求與我的價值觀、人生觀相一致，我的學術與生命是一體的。
也許有一些同學讀過我的博士論文《城市化的孩子》。這不是一本成熟的作品，但是，在這本書當中，字裡行間都有我自己的影子和靈魂。我是政治學的博士，在主流的政治學裡面，最重要的概念是國家、社會、權力、政體、民主轉型等等，而我的博士論文關注的是命運。長久以來，命運一直是文學家、哲學家和藝術家青睞的主題。在主流政治學的分析框架裡，我們找不到命運二字。也許是「命運」這個詞太抽象，太模糊，太過於情緒化，與社會科學所強調的精確性和價值中立格格不入。人們以為命運就像手心的掌紋一樣專屬於自己，其實不然，我們的命運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我們的好運氣或許會給別人帶來壞運氣；反之亦然。正因為如此，政治共同體同時也是命運共同體，我們都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分享／分擔著彼此的命運。不理解政治，我們就難以真正理解命運；不關注命運，政治學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現在想起來，我的博士論文以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與政治社會化為主題，似乎是命中注定的。2006年10月博士論文開題的時候，我選擇的題目並不是農民工子女問題。2007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一個叫做《心裡話》的詩朗誦，在一瞬間徵服了我。孩子們用稚嫩的聲音說：
要問我是誰／過去我總羞於回答／因為我怕／我怕城裡的孩子笑話
他們的爸爸媽媽／送他們上學／不是開著本田／就是開著捷達／而我／坐的三輪大板車／甚至沒有裝馬達……
孩子們的聲音在我的腦海裡久久縈繞，揮之不去。三個月後，我終於下定決心，放棄已經執行了一年的博士論文計劃，重新選題，寫這樣一群「城市化的孩子」。當時，我和身邊的朋友一樣，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麼會那麼決絕，那麼冒險。直到寫博士論文後記的時候，我才逐漸理解自己的選擇。
傾聽和敘述他們的故事，其實也是在體驗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運曾經與他們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個亦工亦農的家庭，父親是一家小型國企的職工，母親在家務農，而我自幼隨外公外婆居住在縣城邊上；在農村念完小學後，我轉入質量較好的城鎮中學寄讀，為了讓每學期一百元的寄讀費有所減免，外婆不得不託教育局的親戚幫忙，然後拿著領導的條子去敲開校長的辦公室，這曾經深深刺痛我的心靈；我這個農村小學的尖子生、班長，在那裡成績一落千丈，上課猶如夢遊，直到多年以後我依然不知明白，為什麼自己會突然間變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農村孩子，我沒有成為農民工的一員，純屬偶然。念高中那年，母親帶著弟弟妹妹進城，一家五口蝸居在父親廠裡19平方的單身宿舍，母親在廠裡做臨時工補貼家用，現在想起來，原來自己也是農民工子女！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多年以後，我會選擇這樣一個博士論文題目。
在我看來，衡量一個社會的物質文明，要看它的窮人過得怎麼樣；衡量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麼樣。如果一個社會的窮人尚且能夠過上體面的生活，那麼這一定是一個豐裕社會；如果一個社會的富人樂善好施、知書達禮，那麼這一定是個禮儀之邦。相反，不管一個社會的GDP總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眾仍然衣食無著、低人一等，這個社會在本質上還是貧困的，只不過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已；不管一個社會的文化產業多麼發達，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數富人過著醉生夢死、為富不仁的生活，那麼，這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必然是低下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工及其子女的命運，是擺在我們全社會面前的一道考題，它考驗著我們對於正義的看法和道德的底線。
寫作博士論文的這段經歷告訴我：一個學者必須聽從內心的召喚，只有內在的激情和激勵才能我們在學術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直覺或者說感性認識，對於我們的研究而言，就像酵母對於釀酒的重要性一樣，雖然不是主要成分，卻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當然，僅僅有體驗還不足以成就一部好的學術作品。在我看來，好的研究具有一個共性，即引發共鳴和爭議。所謂共鳴是價值觀和情感上的，即對選題重要性的認同。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只是一種智力遊戲，而必須服務於人類的福祉。如果沒有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照和反思，就很難產生真正具有影響力和生命力的學術作品。一個優秀的學者，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決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他們會思考一些抽象的、看似遠離現實的問題，但就像老鷹一樣，儘管飛得很高，卻始終緊盯著地面，一旦發現目標就直奔而去。老鷹的飛行高度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比麻雀高明，而是為了更加有效地捕捉獵物。一個從不關心地面，只知道仰望星空的人，就好比一隻斷了線的風箏。不管你做的是規範研究，還是經驗研究，都不能脫離現實，都不能與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社會無關，否則你的研究不可能引起他人的共鳴。
所謂爭議是理論意義上的，重大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顛覆性，會對既有理論體系構成巨大挑戰，因而往往會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偉大的作品要麼是範式開創者，開啟一種新的學術傳統和研究取向；要麼是範式終結者，作為一種研究傳統的集大成者，為後來的研究轉向提供動力和契機。沒有爭議，就沒有創新。
當然，這樣的標準對於本科生而言也許太高了，因為我們絕大多數人都難以企及這樣的高度；但我認為，這應該是我們每一個學術人的自覺追求，哪怕你只是一個初學者。那麼，怎樣才能找到好的研究問題？我認為有三條途徑：
一是事實觀察。通過對現象的觀察，發現有趣的和重要的社會事實，進而尋找其背後的因果關係。譬如，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為什麼義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實行的是同一套政治制度，民主的績效卻大相逕庭？為什麼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往往伴隨著比此前的貧困時期更多的社會動蕩？
二是尋找理論與社會事實之間的不吻合。通過在理論文獻與經驗世界的反覆穿梭，發現理論與事實相悖反的情況。譬如，一部分新制度經濟學學者認為只要把價格搞清楚，就會有良好運行的市場。而事實並不見得如此。又譬如，為什麼當前中國的教育不能有效地促進農民工子女的社會流動？這背後的緣由是什麼？
三是理論對話。通過文獻閱讀，對現有研究進行梳理，尋找現有理論的軟肋，在理論爭辯中找到自己的學術立場，或將原本對立的或不相關的理論範式整合起來，譬如，制度主義取向與文化研究取向，結構主義與建構主義，衝突範式與和諧範式，多元主義與精英主義，這些看似針鋒相對的理論傳統是否可以調和乃至於整合成一個新的理論範式？
事實上，好的學術研究往往起源於意外。真正的研究不是一馬平川，而是騎手馴服烈馬的過程，最終會達到哪裡，騎手事先並不知道，路線和終點實際上是騎手與烈馬磨合的結果。經典研究往往是非預期的意外後果，研究者在研究過程發現了更重要、更具理論挑戰性的問題。
本科生的理論積澱相對薄弱，但思維比較敏銳，充滿未被既定理論馴化的「野性思維」，這是年輕的優勢。在「共鳴」與「爭議」之間，你們可以先追求「共鳴」，憑藉直覺和「理論拐杖」發現「有意思」的問題；然後，通過嚴謹的研究設計、合宜的研究方法、紮實的調查研究，一步一步接近未知的終點。你的最終成果也許不足以顛覆既有的理論體系，但至少可以提供新的事實乃至替代性的解釋。這種局部創新對於科學研究也是至關重要的。
在選擇了有趣或重要的問題之後，學術研究還需要你持續地投入你的熱情、忍耐和想像力。一個好的研究者，往往或多或少帶有一定的「瘋魔」，一旦發現新的資料或解釋，會兩眼發光，手舞足蹈，興奮不已；一個好的研究者，往往有一顆赤子之心，研究帶給他的快樂就如同玩具帶給孩子的快樂，這是一種不含雜質的幸福；一個好的研究者，未必是一個優秀的「短跑選手」，但一定是一個合格的「馬拉松選手」；一個好的研究者，未必是人群中最聰明的那一個，但一定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人。前一段時間，我的同事唐世平教授在短短的十五分鐘內，連續三次敲開了我辦公室的門，滿臉喜悅，因為他突然想通了一個問題，自己十年前建立的理論模型終於可以在經驗上得到證明，所以他激動不已，跟我們兩個年輕人興奮地討論自己的新發現。這件事讓我意識到，一個好的學者必定有一顆孩子的心，只有純淨的、充滿好奇的心靈才能透視紛繁複雜的表象世界。有了熱情，我們才能持之以恆地投入精力；有了忍耐，我們才能克服研究中的障礙；有了想像力，我們才能發現與眾不同的另類解釋——在通衢大道和通幽曲徑之間，我永遠選擇後者。這三者缺一不可，沒有人可以僅憑聰明和靈感就寫出偉大的學術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講，堅持是學者最大的美德，想像力是學者最大的財富。
在寫作博士論文的時候，我經常有8個月的時間寫不出一個字，儘管做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在農民工子弟學校兼課，到農民工子女家裡走訪，到NGO做志願者，卻完全沒有理論上的進展，當時距離預答辯僅僅只有兩個月了，以至於我懷疑自己的選題是不是一個錯誤。2008年7月，我對一個剛剛初中畢業的小女孩做了一個訪談。這個來自四川的15歲女孩楊洋夢想成為一個街舞高手，與世界各國的街舞高手同臺競技。然而，現實與夢想之間總是存在距離，不久以後，楊洋將進入上海市某職業技術學校就讀酒店管理專業，在她看來，這是無可選擇的選擇，因為一共只有三個專業可供農民工子女選擇，除此之外就是數控車床和烹飪。這三個專業與楊洋父輩們的職業——飯店服務員、工人、廚師——何其相近，可是，不管楊洋們有多麼不情願，還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把他們推上與父輩相似的生活軌道——楊洋的父母稱之為「命運」，而學者們稱之為「階級再生產」。楊洋還跟我講述了她所在公辦學校裡老師與學生、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同齡人之間的互動故事，這些看起來瑣碎的故事就像火種一樣，讓我眼前一亮，醍醐灌頂，突然間以前收集的碎片化信息被串成一個整體，當天我一口氣寫了一萬多字，套用一句廣告詞，「根本停不下來」。接下來的兩個月，我很順利地完成了論文初稿寫作。學術研究的美妙之處就在於，你不知道你的終點在哪裡，你不是搭乘一列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而是騎著一匹不羈的烈馬，奔馳在廣闊無垠的草原上，等待你的有危險，也有風景，有苦行僧的時刻，但也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各位同學，如果你想知道你是否適合做學術，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簡單的測試辦法。假如你從來沒有因為頭腦中的靈光一現半夜醒來，興奮打開檯燈，在紙頭上寫下你的靈感；假如你從來不覺得你的研究對象跟你的生命存在關聯，你可以理性地在學術與生活之間畫一條界線；假如你更加在乎的是論文發表在什麼級別的刊物上，而不是同行對你的學術觀點的口頭評價；那麼，你大概不合適做學術，至少很難成為一名優秀的學者。反之，則說明你是做學術的好料子！
在我念書的時候，林尚立老師曾經對我們說：「你們不一定要做學問，但一定要做一個有學問的人。」我很認同這個觀點。學問不僅表現為知識的存量，更表現為知識的增量，表現為創造力、智慧、眼界、氣質和氣場。而這對於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職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如果你選擇做學術，我期待你用生命做學問，不斷地創造新知識；如果你選擇別的職業，我希望你可以把學問凝結到自己的生命裡，不斷用知識充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