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哪些省份
需要在省會之外扶植副中心
近年來，不少中西部省份，依靠「強省會」策略，做大省會，全面吸引本省人口回流，成果顯著，代表城市如武漢、鄭州、長沙、西安等。但與此同時，各種資源高度集中於省會，進一步導致區域間不平衡的觀點也不斷被提及。
日前，《求是》雜誌刊發重要文章《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文章指出，「中西部有條件的省區，要有意識地培育多個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獨大』的弊端。」
這一新提法意味著中西部省份持續多年的強省會策略，是告一段落，還是會邁向新的階段？中西部省會如果培育區域副中心城市？難點又在哪裡？
「強省會」策略
近年來，武漢、長沙、鄭州、西安等中西部強省會脫穎而出。然而，有關強省會的爭論卻一直在持續。對於上述明星省會城市的發展，全靠「吸血」省內其它地區的論調，一再被提及。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經濟學教授張可雲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強省會「吸血」理論本身站不住腳。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適當集中資源，對於一個地區的整體發展，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以南昌和合肥，這兩個中部省會近20年的發展歷程看，強省會作用明顯。
2001年，南昌GDP是485.6億，合肥是363.4億，南昌比合肥多出整整三分之一。
2000年，南昌在全省的首位度在22%左右，合肥在安徽的首位度為10%。20年後，南昌的這一比重沒有太大的改變，但合肥的首位度則一躍升高到25%。到2019年，合肥GDP達9400億，南昌僅為5596億元，兩者拉開了差距。
從人口角度，強省會意義同樣重要。在人口老齡化、勞動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各個城市展開「搶人大戰」。
鄂湘皖贛四省，長期以來都是勞動力輸出省份。湖南、湖北和安徽的人口淨外流到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達到峰值，之後都出現了向下的拐點。但江西卻是持續上升。
換言之，當湖南、湖北、安徽都已經出現外來務工人員的回流時，江西卻沒有回流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省會缺乏吸引力，對人口回流同樣具有重要影響，因為以鄂湘皖贛四省回流人口數據看，超過一半人口均回流入本省省會，其中不乏大量高校畢業生。
作為中西部省份，強省會策略既然效果明顯，那麼在省會之外培育多個中心城市的必要性又是什麼呢？
張可雲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一個區域的發展，單靠省會城市帶動很多時候動能有限，特別是部分省會城市地理位置不在全省中心的時候，這時候副中心城市的作用就凸顯出來。
但他強調，目前不是每一個省份都急需培育副中心，省會GDP過萬億或接近萬億的單中心省份，比如四川、湖南、湖北等，就需要發展副中心。但是像西北地區不少省份以及江西、廣西、貴州等省會城市還亟待加強「強省會」戰略。
事實上，對於一個省份是該走「雙中心」之路還是「強省會」之路，學界也多有討論。
國務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司長劉應傑近期就撰文指出，在省會城市首位度的比較研究中，可以發現的規律性的經驗是，一個經濟發展比較好的省份，一般省會城市首位度比較高，經濟帶動和輻射力比較強。
社會學家鄭也夫在他的社會學專題50講中專門談到大城市的由來。他指出，在很多國家都存在「一市獨大」的局面，比如英國的倫敦、丹麥的哥本哈根、奧地利的維也納、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等，都對本地區的發展都起到了很好的帶動作用，並不是說「一市獨大」就都是弊端。到底哪種模式更適合一個地區的發展，需要實踐的檢驗。
事實上，目前不少省份的「強省會」策略還在加強。2019年12月，江西發布關於調整南昌市部分行政區劃的通知，撤銷南昌市灣裡區，將其行政區域併入南昌市新建區，同時設立南昌市紅谷灘區。這被當地媒體解讀為「舉全省之力實施強省會戰略」。
2019年初，濟南確定合併萊蕪。合併之後，濟南GDP首度躋身全國20強，在省內地位也逐漸上升。
事實上，濟南、福州、貴陽、南寧等城市，也已經將「強省會」作為十四五時期的戰略規劃目標。
一市獨大
在大多數中西部省份，「一市獨大」仍是普遍現象，與沿海省份的雙中心或多中心格局截然不同。
比如，湖北2019年GDP突破4萬億，其中武漢為1.62萬億，是第二名襄陽的3.4倍。最近，《湖北日報》也發表評論指出，湖北缺乏多極多中心，特別是缺乏五千億至一萬億經濟規模和能級的城市支撐。
2019年，湖南省會長沙的GDP為1.15萬億，是省內第二名嶽陽市的3倍。2019年陝西省的GDP2.58萬億元，其中西安9321億元，佔全省的比重超過三分之一；而第二名榆林，GDP不到西安一半。
同樣位於中部省份的河南，省會鄭州GDP已經破萬億，但省內其他城市卻相距甚遠。比如常住人口超過一千萬，且多於鄭州的地級市南陽，2019年GDP僅為3814億元，仍停留在3000億級別。
而沿海省份格局則截然不同，省內副中心與省會城市交相輝映。比如，廣東有深圳、廣州；江蘇有蘇州、南京；山東有青島、濟南；浙江有杭州、寧波；福建有廈門、福州。
事實上，目前在省內成為「雙子星」的城市，不論從地理位置還是歷史沿革，都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這些城市，往往集中於港口城市。比如浙江，省會杭州是內陸城市，寧波是港口城市；江蘇省會南京是內陸城市，蘇州則是江蘇最靠近上海港的城市；大連、青島、唐山等在省內經濟略強於省會的「雙子星」城市，也全部是港口城市；而福建的福州、廈門和廣東的廣州、深圳，則是雙港口的格局。
港口的存在意味著，在發展工業和對外貿易時，這些城市獲得了最低的運輸成本與溝通海外的便捷通道。沿海非省會城市的崛起，普遍是在近代進入海洋文明和工業文明之後才大規模產生的，而且與交通運輸關係密切。
除此之外，擁有「雙子星」城市的沿海省份，在行政級別上也略勝一籌。
目前，我國15個副省級城市分別為：廣州、武漢、哈爾濱、瀋陽、成都、南京、西安、長春、濟南、杭州、大連、青島、深圳、廈門、寧波。上述城市除省會城市外，剩下的深圳、大連、青島、寧波、廈門均屬計劃單列市，也都是其所在沿海省份的「雙子星」城市。
反觀內陸省份，連鄭州、長沙等萬億GDP省會城市在行政級別上仍只是地級市，何況其所在省份的其他城市？
競爭初現
那麼，對於中西部內陸省份，培育非省會副中心城市，是否真的難覓優勢，其發展的歷史機遇又在何方？
此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中有兩處亮點：一是，提出全面放開大城市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下的城市可以「零門檻落戶」；二是，提出要優化行政區劃設置，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格局，拓寬城市間流動空間。
這可以說，在政策層面給了非省會副中心城市發展支持。但是，政策賦能之外，關鍵還需依賴城市自身。
張可雲認為，形成自身的特色產業，與省會城市形成差異化發展，是目前想要成為區域副中心的城市需要直面的問題。「利用自身稟賦，在省會已經高度集中各項資源的前提下發展，需要未來『副中心』重點思考。」他表示。
今年12月，湖北審議通過《中共湖北省委關於制定全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一主引領、兩翼驅動、全域協同」的區域發展布局。
早在2010年，湖北提出「一主兩副」策略，明確襄陽、宜昌的副中心地位。不論是襄陽還是宜昌，在探索自身發展上具有一定特點。
2019年襄陽市地區生產總值為4812.8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84732元。
襄陽的優勢主要體現重工業方面。早期，在國家汽車產業政策的支持下，襄陽培育出了以汽車製造為代表的支柱產業。1984年，當二汽襄陽基地建成投產後，襄陽汽車產業發展水平迅速提升。2010年，襄陽規模以上汽車工業產值突破1000億元大關。在汽車產業鏈方面，襄陽與省會城市武漢形成了配合。
另外，在扶植副中心層面，儘管不少中西部省份缺乏海港，但目前長江的貨運量已經相當全國鐵路的7成，是值得開發的重點。對於許多長江沿岸的城市而言，長江意味著可以通過水運獲得巨大的成本優勢。
比如，宜昌正是利用了三峽翻壩運輸帶來的機遇，發揮其作為交通集散節點城市的區位優勢，發展物流產業。如今，翻壩經濟已成為宜昌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孕育出以旅遊、交通運輸為代表的第三產業，成為其發展獨特的優勢。
另外，目前在陝西省內GDP排名第二，有潛力發展成為「雙子星」的城市榆林，自身資源稟賦優越，能源礦產資源富集，不但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還有中國陸上探明的最大整裝氣田——陝甘寧氣田。因此，榆林與省會西安的發展路徑完全差異化。
張可雲認為，「未來省內區域副中心的競爭會較激烈，如何在激烈競爭中長效促進各城市的發展，更需要大區域方面的協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