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華(左)和洪峰(右)在珞妮山莊內。
【核心提示】
「生活本身的稀奇古怪要遠遠超出小說家所能表現的，有時候看上去極不符合邏輯，其實本來就沒有什麼邏輯可以真的對生活加以規定。」一場除夕「被群毆」事件，讓以「先鋒」聞名的作家洪峰繼「乞討事件」、「歸隱雲南」之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3月7日，剛從紐約歸國不久的餘華也來到了這個不平靜的村莊——雲南省會澤縣馬武村。
「先鋒派」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迅速地轉化為了一種時髦。「先鋒必須是先鋒的精神，同時，它是一個流動的概念。真正的先鋒，其實就是一種精神的超前性。人家體驗不到的，他體驗到了；人家沒有思考到的，他思考到了；人家不能表達的，他能夠成功地表達了。而且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我認為在任何一個時代，他都是走在前面的。」餘華說。
昔日先鋒作家們，對於文學圈、文化和社會的關係抱著怎樣的態度？他們對公共話題又有著怎樣的看法和判斷？從當年的先鋒派到現在，他們的作品經歷了哪些表述方式的變化？帶著這樣的疑問，日前南方日報記者前往雲南省會澤縣，和餘華、洪峰一起進行了一場關於「先鋒」的探討。
它無法改變社會
卻能改變對社會的看法
上世紀80年代，以餘華、洪峰、馬原等為代表的先鋒作家們偶爾相遇，「我們希望用一種更豐富的表現方式改寫小說，每個人通過自己的方式在寫。」他們建構起奇異、怪誕、隱秘、殘忍的獨立於外部世界和真實的文本世界。很難去考證誰最先提出了「先鋒小說」這一概念，因為至今也沒有人能夠對「先鋒」的真正含義作出解釋。當我們跳出文學史的範疇放眼生活，不難發現只要在某個時段明顯與眾不同，都可以被冠以「先鋒」之名。
南方日報：我們應該如何去看待當前文學在這個社會中所處的位置？
洪峰：我從來沒有把一個作家當成很重要的事情，只是基於某種巧合，我們幹了同樣一種事情。每個人都有他的想法，我們沒有任何能力指導它。那些整天談文學的，基本上屬於短見的那夥人。我到幾個大學做過講學，越到邊遠的大學，覺得那裡的學生越有理想，偏遠地區的孩子愛讀書，文學還有市場。
餘華：我們花那麼多時間了解社會，但實際上卻很難進入你的小說。但這讓我在寫作的時候心裡有底，就像好的電影導演，雖然拍戲的時候鏡頭總是對準一個角色，但是腦袋卻是裝著整個片場，要考慮整個環境的完整性。對社會的關注會讓我寫作的時候比較自信。
南方日報：作為中國變化的描述者，現在還保留著用文學來診斷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態度嗎？
餘華：這個很困難。文學在這方面可能還沒有微博有效，因為文學本身是滯後的，和新聞不一樣。這個社會有哪些弊病我們都很清楚，有了網絡後對社會現實失望越來越多，就意味著這個社會在進步。但有一點，現在比過去好了，對社會的批判性已經不再是文學的主要責任了，而是每個人自己的責任。在網絡上罵娘也是表達自己的一種看法。但文學有這樣的功能我之前一直沒有想到：它無法改變社會，卻能慢慢改變讀者對社會的看法，這是文學能做到的。
南方日報：你覺得自己和社會的關係是怎樣的？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你既在場又不在場的狀態？
洪峰：我現在是沒娘的孩兒。在吉林省的時候，他們讓我去參加一個文化項目，我說我又不是吉林人。在遼寧省的時候，我和作協又不搭邊，我是在文化局的。到了雲南我就是個客人，當然也高不到哪去。但是我覺著這種狀態對我個人來說有很大的好處，迴避了很多勾心鬥角和文人相輕這些東西。我要是重新滾回這個圈子裡，又要得罪無數人。我做不到說瞎話。
餘華：其實西方社會，作家和文壇是沒有關係的，福克納和海明威一輩子都沒見過面呢。中國的現象是很奇特，之前有人說過「中國的文學界，想做官的人數是世界第一。」西方的作家沒有一個腦子裡想著做官這件事的。拉美國家的作家可能是介入政治最多的，但是也從來沒聽說他們要去當官，就像馬爾克斯不會去當什麼作協主席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