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整個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甚至在進入1780年代之後，法國和西班牙棉紡織品的產量與英國都相差不大。以1784年為例，巴塞隆納生產的印花棉布比整個不列顛群島還多。其產業的發展多虧了法國的資金，從1730年代末開始，有不少重要的企業出現，比如著名的埃斯特韋·卡納爾斯公司（Esteve Canals)就成立於1738年。
到1750年代，巴塞隆納至少擁有二十家棉紡織廠，它們都享有皇家特權，最初在國內市場和地中海銷售，18世紀中葉之後，它們的生意擴大到西班牙帝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
如我們所見，法國同樣也有繁榮興旺的棉紡織產業，產品遠銷非洲市場，而且它的棉布印花業有時候還能與英國競爭。其他歐洲國家棉紡織業的發展較為緩慢。在葡萄牙，直到1780年代禁止進口英國的棉紡織品之後，紡織品生產商才開始用巴西的原棉生產棉紡織品。義大利自1760年開始，嘗試在羅馬、米蘭等城市開展生產，以取代從法國和瑞士進口的棉麻粗布。
德國和中歐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哈布斯堡王朝在這裡鼓勵發展棉布印花和棉布生產，供國內消費並出口到近東和拉丁美洲。不過，技術的創新卻與歐洲大陸的棉紡織生產相對抗。在1770、1780年代，法國的棉紡織業發展緩慢，而此時英國的產業卻飛速發展。
到1786年的英法商業條約［被稱為《伊甸條約》（Eden Treaty)]籤訂之時，英國確信它的棉紡織業的競爭力遠遠高於法國，英國認為，就棉紡織品而言，「不用擔心法國生產商在這類商品上的競爭」。在三年之後的法國大革命前夕，法國擁有的珍妮機為900臺，而英國卻達到驚人的20000臺。英法的比較是經濟史學家們喜歡反覆討論的話題，很多人認為，陳腐的法國舊體制經濟制度、企業家精神（特別是在富裕階層當中）的缺乏和廉價的勞動，阻礙了工業化和新型資本密集型機器及生產組織的應用。
不過，當我們將眼光放開闊一些來看，法國與英國的差距並不是像人們認為的那樣巨大。法國似乎不是缺乏機械天才，而是有太多的發明家。和英國的發明家一樣，他們當中不少人都聲稱發明了既能提高紗線產量又能提高質量的機器：裡昂的傳教士佩雷·佩羅尼（Pere Perronie)便是這樣的情況，他聲稱發明了一種機器，能夠紡出多股粗細相同的紗線；同樣情況的，還有尼姆的一位工廠督查、奧布松（Aubuson)的一位鐘錶匠、居住在裡昂的一位西班牙人，還有裡昂一位叫拉弗（Lafau)的人1756年發明的棉紡機，連霍爾克本人都證明它能正常工作。結果或許不如英國的那樣鼓舞人心。
這一事實在當時已經被人們所看到，而它也是法國熱衷於刺探、抄襲和剽竊英國紡織品生產最新技術發明的部分原因。法國還把官員、投機商派到英國去實地考察，搜集棉不斷湧入的英國工人，聲稱他們是棉紡織品工藝新技術的搬運工。他們當中包括曼徹斯特來的約翰·米爾恩（John Milne)和詹姆斯·米爾恩（James Milne),兩人於1779年來到法國，為改裝哈格裡夫斯的機器而索要五十萬裡弗（最終得到60000裡弗而心滿意足）；還有亨利·賽克斯（Henry Sykes),他大約於1792年到達法國，建立了第一家水力紡紗廠。
還有其他一些人，如蘇格蘭人約翰·麥克威廉（John MacWilliam)等，並不提供技術知識，而是出賣他們的技術專長。實際上，由於到法國的英國發明家和技術工人太多，以至於一位法國高級公務員抱怨說，「大量的英國人來到我國，提出要安裝梳棉紡紗的機器設施」，他說，「我們太輕易地相信了他們，而他們大多數人都欺騙了我們，因為我們的機器生產出來的結果完全不是他們承諾的那樣」。
到1780年代末，在發展機械化生產的困難之上，又添加了政治的不穩定，首先是在法國，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又遍及了整個歐洲大陸。在英國於1792年至1815年間享受經濟繁榮的同時，歐洲大陸卻經歷著巨大的政治動亂和經濟動蕩。法國的經濟，先是因法國大革命和恐怖時期，然後是因拿破崙昂貴的帝國計劃而遭受重創。在動蕩之中，法國的棉紡織生產和印花產業幾乎蕩然無存。佛蘭德斯、荷蘭和德國的麻布、棉布和毛料也失去了大部分國際市場，包括被英國佔領的拉丁美洲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們都把工業化解釋成為歐洲各國以及後來歐洲之外的國家（美國、日本和後來的印度）開始採用產業化及機械化生產的過程。
這是一種英國工業革命擴散論模式，它備受詬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重複別人已經做過的事似乎毫無意義。還應強調的是，要再現英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是很難的，因為英國憑藉它是「先行者」好處就已經獲得了優勢。例如，歐洲大陸發展機械化紡紗的嘗試就遇到了麻煩，因為最終產品必須和英國的棉紗和布料進行競爭。
法國便是如此，只有在禁止進口英國棉紗的1806年禁令的保護下，它的機械化紡紗才得到發展。與此相反的是，當葡萄牙以1810年的《貿易和航海條約》（tratado de comércio e navegaco)撤銷進口英國產品的禁令之後，它的棉紡織產業便進入了衰退期。由於無法與英國產品競爭，它的出口急劇下降，到1840年代，葡萄牙從英國進口的布料已經是它出口布料的十倍。愛爾蘭也同樣如此，它的本土棉紡織業到1830年被來自蘭開夏工廠的競爭徹底消滅。
在以棉紡織為主的經濟發展的故事中，機械化和工業化一直是重要的元素。本章並不是要解釋歐洲的機械化和工業化生產的發展是志在必得的成就，而是強調了歐洲的弱點，這些弱點使得技術創新成為歐洲在新的經濟領域中進行競爭的必要工具。競爭力體現在生產力和質量上，並與印度的生產和製成品形成競爭。我還強調，新技術的應用並不是不可避免，因為沒有跡象表明印度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像歐洲一樣走上了使用機器的道路。
歐洲對棉紡織生產的重新配置，完全改變了生產的意義約1750-2000年）和生產者的作用。它改變了勞動、資本和土地之間的關係，開創了一種與農耕活動、家庭勞動和手工業完全脫離的產業。這些方面，和技術創新本身一樣，都值得強調。
結語
最後，留給我們的一個問題是「為何首先是英國」；對於這個棘手的問題，本書的解釋是，在歐洲其他地方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存在的特點中，英國並不是「例外的」，而是「極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