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欽順（1465—1547），字允升，號整庵，漢族，泰和縣上模鄉上模村人。他是明代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明史》記載，在明代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的時期，獨守程朱不變的人，只有羅欽順與呂柟了。
羅欽順出身於官宦之家，自小聰明好學。弘治五年（1492年）參加鄉試，中解元，第二年殿試中探花。之後，他被授予翰林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當時南京國子監祭酒是章懋，兩人互相欣賞，共倡求真務實的學風。期間，羅欽順因而曾與僧人交往而相信佛學，不過他是一個刻苦鑽研學問之人，比較佛學和儒學之後，認識到佛學「空」的弊病，於是拋棄佛學回歸儒學。羅欽順認為，佛學對「心」有一定的認識，不過卻不能認識「性」，所以佛學教人捨棄所有物象，佛學所講的「空」其實就是「虛」而已。
正德年間，宦官劉瑾專權，羅欽順看不過眼，在請假探親時請求致仕從而觸怒劉瑾，被削職為民。回家後，感到壯志難酬的羅欽順一人獨居讀書，很少與人交往，更沒有授徒講學。劉瑾被誅後，羅欽順恢復了官職，後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吏部尚書。
嘉靖六年（1527年），羅欽順辭官獲準，後在家裡專心研究程朱理學，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去世。
程朱理學與心學的交鋒
羅欽順是明代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對理氣說、格物致知說皆有所發展，被黃宗羲稱讚「大有功於聖門」。他的思想還傳至朝鮮、日本，對兩國的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羅欽順的主要著作是《困知錄》，之所以用這個書名，一來是因為他把自己困起來專心讀書，二來是指其讀書的艱苦。《困知錄》中多有對心學的批評，是明代程朱理學的代表作。
羅欽順反對把理、氣看作是兩種事物，他認為理不是一物、不是一個實體，而認為「理只是氣之理」，即認為理只是氣的屬性。因此，羅欽順揚棄了朱熹「理一分殊」之說，提出「氣一則理一，氣萬則氣萬」的觀點，認為理在氣的聚散中，而不是在氣之上有聚散之理。
在這裡要說明一下儒家所講的「理」的兩個含義。儒家所講的「理」，一指道德之理，一指自然之理。羅欽順把理看作氣的屬性，講的只是自然之理，缺少了道德之理的內涵。先秦儒家、北宋程顥多講道德之理，對自然之理不怎麼重視。心學講的「心即理」中的「理」指的就是道德之理，而程朱學派講的「格物窮理」中的「理」反而多指自然之理。這麼說來，講「心即理」的心學一派其實才是孔孟正統。羅欽順及程朱學派的儒者對心學的批評，很多時就是混熬了概念。
湛若水在寫給羅欽順的信中提到「理氣合一」， 羅欽順回信說，理氣一，多了一個「合」字。這就是因為羅欽順只是把理看作是自然之理，沒有考慮到道德之理。把道德之理與自身氣質之性結合是心學的涵養理論。
北宋大儒張載提出人有「氣質之性」及「天理之性」，前者是駁雜不純的，後者是純善的。羅欽順則在「理只是氣之理」的前提下，認為把「性」劃分為「氣質之性」及「天理之性」是不對的，從而得出只有一個「性」、「性即理」的結論。他反對心學的「心即理」之說，認為心只是知覺，並不是本體。可見，對於宋代的朱陸之爭，羅欽順是站在朱熹這一邊的。他認為，陸九淵、陳獻章之所以認為心即理，是受了禪宗的影響。他說：「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為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從「理」的內涵可以知道，心性之學是儒學本身所具有的，心學發端於孟子，儒學雖然兼顧尊德性即道學問，不過尊德性更為根本，所以說心學並非禪。不過，心學特別是陽明後學確實也流於禪、空談。
羅欽順又對陳獻章的「靜坐」之說提出批評，認為一味靜坐，即使有所察見，也只是虛靈之光景而已，並不能啟發善端。當然，陳獻章沒有讓人一味靜坐，靜坐是為了使人靜下心來，復歸本心，從而使人學習能夠自得，使典籍更好地啟發吾心。這與羅欽順「困知」的讀書方法截然不同。總的來說，程朱理學著重於道學問，心學著重於尊德性，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心學都是儒學內部發展的結果。
羅欽順另一個重要思想就是他的格物致知說。他認為格物是格天下之物，不只是格此心；窮理是窮天下事物之理，不只是窮心中之理，內外合一才是完整的格物。
對於王陽明的格物說，羅欽順兩次去信表示反對。羅欽順指出王陽明把「物」解釋為「意之用」，把格物解釋為格心，是「局於內而遺於外」，不能表達格物的廣泛含義。對於王陽明把「格」解釋為「正」，羅欽順詰問，人怎樣去正山河草木？對於王陽明的致知說，羅欽順又詰問，致知如果只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事物還有客觀可言嗎？
除了心學，羅欽順另一個批評的重點對象就是其早年相信過的佛學。他認為儒佛兩家的最大區別在於對「性」理解不同。佛家只是視「八識」中的阿賴耶識為永恆不變的本體，並以本體為真、現象為妄，這就與儒家所講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相矛盾，是割裂了本體和現象。佛家的「明心見性」與儒家的「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佛家的「明心見性」是落空了、捨棄了物，而儒家的「盡心知性」是切實的，與萬物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