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禮監是明朝內廷管理宦官和宮內事務的「十二監」之一，始置於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初的司禮監並沒有太大的權力，反而處處受限。司禮監的崛起，與明朝的「票擬」制度密不可分，最終誕生出了王振、劉瑾、馮寶、魏忠賢等權勢滔天的大太監。
司禮監建立之初，權力被牢牢束縛在內廷
明朝建立之初，就開始設立內廷宦官機構，而隨著宦官人數的不斷擴充增加，這些管理機構也在經歷不斷的調整和增設。
司禮監最早見於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司禮監，掌宮廷禮儀，凡正旦、冬至等節，命婦朝賀等禮，則掌其班位儀注及糾察內官人員違犯禮法者」。可見，設立之初的司禮監只有兩項職責，一是負責宮廷禮儀（包括命婦朝廷和上朝制度），二是負責糾察宦官人員的違反禮法事務。
朱元璋
而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對宦官機構作了第二次全面調整，司禮監的職權被更改為了「掌冠婚喪祭禮儀、制帛與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書畫、並長隨當差內使等人出門馬牌等事，及督光祿司供應諸筵宴之事。」也就是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御前勘合，內使人等出門馬牌，賞賜筆墨書畫，催督光祿司供應筵宴等四項事務。
明朝的宦官管理機構，統稱「二十四衙門」，包括十二監（司禮監，御馬監，內官監，司設監，御用監，神宮監，尚膳監，尚寶監，印綬監，直殿監，尚衣監，都知監）、四司（惜薪司，鐘鼓司，寶鈔司，混堂司）、八局（兵仗局，銀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針工局，內織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而其中的司禮監，則是「二十四衙門」中的首席衙門，也是整個宦官系統中權勢地位最高的一個衙門。
不過，明初司禮監地位雖高，但其職權仍牢牢被限制在內廷。朱元璋曾明令「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並敕諸司不得與內官監有文件章奏的往來。而為了防止其權力擴張，朱元璋甚至不允許太監宦官讀書識字。
司禮監權力膨脹，源於明朝特殊的「票擬」制度
永樂、洪熙年間，皇帝為了加強對全國的監管，雖然開始將宦官派到軍事、政治等重要職位，使其權力得到了一定的擴張，但並未形成固定制度，且被重用的宦官並非全部來自於司禮監。
朱瞻基
直到宣宗時期，明宣宗於宣德元年（1425年）設立內書堂，命令翰林官專門教授小內使讀書識字。對宦官的培養，為宦官插手朝政提供了理論基礎。而司禮監權力急劇膨脹的關鍵事件，則源於明宣宗時期開創的「票擬」制度。
雖然明朝自永樂年間便已經建立了內閣，負責協助皇帝處理國家事務，但當時的奏章仍然主要由皇帝一人批閱，批閱奏章可不是件簡單的工作，不僅繁瑣枯燥，且勞神費力，於是明宣宗開始令內閣楊士奇等人參與批閱，並將批閱建議寫在紙上，與奏章一起呈送皇帝，最後由皇帝御批。
票擬制度無疑極大降低了皇帝的工作量，對於各種事項，皇帝不再需要查閱各種信息並進行詳細思考，而只需要根據內閣提供的幾點意見，選擇一個自己認為合適的便可以了。這種票擬制度，雖然使得內閣有了更重的議政權，但這時的決策權仍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朱祁鎮
明宣宗之後，由於繼位的明英宗年僅八歲，而主政的太皇太后張氏又不能直接與內閣面議，於是便令內閣負責票擬，再由司禮監秉筆太監根據旨意進行批紅，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司禮監太監開始曾為皇帝處理事務的最可靠助手。正統之後，皇帝除每日批閱數本奏章之外，其餘大部分均交由司禮監進行處理，司禮監開始正式參與朝政，並為其的最終崛起奠定了基礎。
也正是在正統之後，司禮監一方面將宦官各衙門的主要權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例如鎮守太監的調派、提督京營、掌管東廠等大權全部歸於司禮監。另一方面，掌握批紅權限的司禮監，已經成為了一個以掌印太監、秉筆太監為首腦的內廷內閣。到明武宗時候，司禮監太監「遂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納者」，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內相。
同時，由於制度方面的原因，內閣一定程度上還要受制於司禮監，畢竟「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也就是說內閣雖然有制定意見的權力，但司禮監卻掌握有一定的最終決策權。當然，明朝司禮監的權力雖大，但其權力畢竟依附於皇權，因而司禮監雖然能夠壓制外廷，可一旦失去皇權的支持，他們又極容易被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