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留存下來的，在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長河中，封建王朝長達近兩千年的統治給我國留下了豐富寶貴的歷史寶藏和文化遺產。
明朝是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人領導的王朝，它不同於前面的朝代，明朝是一個廢除丞相的朝代。
這一舉措是為了穩固統治，為了輔佐皇帝處理政務建立了新的機構——內閣和司禮監，統治者卻沒想到這個本意為輔佐皇帝處理朝政的機構，最後反而加快了明朝覆滅，這是為何？
一、一切為強化皇權服務
出身農民的朱元璋對官吏本身就沒親近感，洪武三年任左丞的汪廣洋，有職有權，明祖對其評價是"屢獻忠謀，比之子房、孔明"。
但權力欲較強的左丞相胡惟庸，不甘心原有權力的失去，仍然抓緊手中的餘權不放，洪武六年以後，丞相的作為既有太子預政的幹預，又有諸司的限制，又有明太祖親自處理庶政的臨察，胡惟庸皇權無微不至的監視下。
胡惟庸戀權的行為為太祖不容，在通政司設立後，中書省和丞相都已經發展到必須要剷除的地步。
洪武十二年九月，兩位宰相被捕後，在審判過程中卻不料涉及太祖指使胡惟庸毒殺劉基的隱秘，演變為大獄案，誅殺兩位宰相相，一位大夫，廢黜中書省，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上沿用了將近十六個世紀的丞相制度就宣布正式廢除了。
廢丞相這一舉措也包含了朱元璋"自信"這一因素，朱元璋作為開國皇帝，農民出身成為一國皇帝，必然有著無與倫比的人格魅力和才能。
無論是軍事、治國能力還是帝王之術，在中國古代君主中都屬於第一檔次。面對海量政務和文書，有著較強的處理能力。
但就算是朱元璋，都要"起早貪黑"地處理政事，也感到吃力，為建立內閣和司禮監以輔佐處理政事奠定基礎。
同時，朱元璋對其自身對後代的培養和教育是"自信"的，在中國封建歷史上立皇太孫是少見的，而明太祖開闢了明朝第一例，這正是處於對自己兒子朱標和孫子建文帝的喜愛和信任，事實也證明，建文帝的確是個明君，勤於政務。
在朱棣篡位登帝後，一方面修改史書抹黑建文帝，另一方面勵精圖治，勤於政務的程度與朱元璋不相上下。
仁宗和宣宗締造了"仁宣之治"，仁宗和宣宗熟悉治國之道，勤勉治國，甚至是復闢後的朱祁鎮都甚至在正統年間的敗政，在天順年間專心政事，"五更二鼓起，至晚而休"。
可以說明朝前中期的君王大部分都是專心政事，有較好的治國才能的，朱元璋對於後代的教育是"自信"的，這也為其設置兩個機構卻不甚擔憂管理問題，他對自己後代管理能力是自信的。
朱元璋的根本目的在於強化皇權，六部直接聽命於皇帝，皇帝可以更好地把控朝政，但長期繁多的政務，必須需要人協助處理，是內閣和司禮監設立的前提。
同時太祖對於後代的"自信"也是其設置內閣和司禮監與其共同處理政務卻未擔心這兩個機構的設置是否會帶來弊端的根本所在。
最初是為了輔佐皇帝處理政務
中書省裁撤後多餘的政務由六部分攤，但大部分交由皇帝本人處置，此舉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六部地位，朱元璋的根本目的在於強化皇權，六部直接聽命於皇帝，皇帝可以更好地把控朝政。
廢除丞相制度、裁撤中書省和尚書省之後，六部與皇帝共同處理政務，但大部分政務仍然交由皇帝本人親自處理，極大地加重了皇帝的負擔，原本國事公文尚有丞相以及三省代勞，而今則必須由皇帝本人過目。
同時面對海量政務和文書，朱元璋"起早貪黑"去處理政務，相權自廢止後，明太祖集皇、相權力於一身，每天還要處理大量的政事。
朱元璋為了保證皇權軍權不至旁落，又便於處理政事，因此產生了設置機構協助其處理政務的念頭，也是司禮監和內閣設置的根本原因。
明代宦官機構，在洪武年間創建完畢，在頒布有關宦官的禁令的同時擴大宦官機構，可見明代宦官機構的設置是朱元璋根據統治需要設立的，也正是運用宦官這一機構加強統治。
明代宦官衙門有十二監、四司、八局，總稱"二十四衙門"，其中司禮監掌奏章機要，居"二十四衙門"之首。
明代內閣起源於朱元璋時期的殿閣大學士，起參謀顧問的作用，具有輔佐皇帝處理國家大事的職責，但是不具有統領百官的實權，內閣完全依附在皇權之下，使皇權強化的產物。
為什麼加快了明朝的滅亡
1、內閣成為拉幫結派之地
內閣作為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機關，最開始的內閣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機關，它既無官屬，也不能沒有權力直接統轄各部事務，內閣對於朝政國事沒有獨立裁決的大權，而是奉詔辦事。
然而隨著事件的推移，閣權一代一代的積累，逐漸突破了原有的規範，向宰相化道路發展。仁宗到英宗這一時期內，開始了以六部尚書、侍郎兼任的內閣大學士，並有了官屬和相應的辦事機構，有了"三楊用事，政歸內閣"的說法。
明中葉以後，內閣又有首輔、次輔、群輔的區別，首輔位及人上人，一切朝政歸其調度，尤其在明嘉靖一朝，嚴嵩、夏嚴赫然成為了"宰相"，壓制六卿。
此時的內閣已經掌握了一部分宰相之權，早已經不是當初的皇帝"顧問"，首輔已經成為了不被法律認可的實際宰相，內閣則成為了事實上的全國行政中樞機構。
而中每個內閣大臣為了鞏固自身地位，爭奪首輔，都要網羅黨羽，拉幫結派，明代內閣大臣都是翰林院出身，在進入內閣後便有一些同僚、同鄉、親信官員等聚結在周圍，形成朋黨勢力。
同時，內閣中的每個官僚集團都很重視對言官的籠絡，因此首輔們總是竭力控制言路，任人唯親，朝廷因此出現了許多圓滑的言官。
在殘酷的政治權力之爭中，弱肉強食，幾乎每個人都拉幫結派，培植勢力，使得朝廷成為權力之爭的地方，失去了為民、為國盡忠職守的作用，而一個朝代若臣子們都想著為自己謀權奪利而非為國家考慮，這個朝代離覆滅也就不遠了。
2、司禮監權力膨脹
明太祖時期，太祖對宦官官吏十分之嚴，因此洪武時期的宦官不敢幹涉權力，到了明中後期，官宦勢力猖獗，一部分士大夫投入了宦官的懷抱，形成了一個閹官和官僚士大夫的結合體—閹黨。
洪武年初朱元璋規定"內臣不得幹預政事"，並規定宦官不得識字，但後來明仁宗廢除此祖訓，並專設內書堂教宦官識字，開始用宦官傳布政令，宦官也就有了弄權幹政的機會。
而宦官中有一部分就屬於司禮監，內閣雖有票擬權，但必須有君王的批朱才生效，而明中後期皇帝多昏庸，由司禮監根據皇帝旨意"兼筆"，司禮監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明朝皇帝的代言人，從而為宦官假借實權、操縱政務打開了方便之門。
魏忠賢、汪直、劉瑾等臭名昭著的權閹就是憑藉其司禮太監的身份掌握了批朱大權，從而上演了一幕幕擅權的政治鬧劇。
隨著明朝政治的日益腐敗，皇權與閣權的矛盾日益加劇，為鞏固皇權，皇帝便授權閹官以大權制衡內閣，從而使宦官勢力在朝廷急劇膨脹起來，而明武帝在內閣和宦官之間更偏袒宦官，這也就導致了宦官對內閣的輕視。
3、司禮監與內閣相互利用，擾亂朝綱
內閣的票擬權與司禮監的決策權相比下，內閣充其量也就是建議權了，司禮監的批註權嚴重地制約了內閣所擁有的票擬權，司禮監就變成了維持皇帝與內閣聯繫的一個中樞機構，在此層面上，司禮監處於比閣臣更優越的地位。
正是由於內閣職權受制於閹官的淫威，因此閣臣為了在朝中立足，必須先趨炎附勢，討好宦官，從而取信於皇帝，連首輔大臣也不例外，即使是頗有清譽的張居正，也是如此。
而閹官為了進一步擴張權勢，也需要操縱和利用內閣，魏忠賢為了把持朝政，與內閣首輔結為好友，排斥異己，專權擅權，無惡不作，內閣完全成為了閹宦專權的工具。
明代閣臣和宦官為了各自的利益，狼狽為奸，內閣和閹官之間的鬥爭和勾結，導致了黨爭連綿。
閹官擅權和內閣紛爭一同擾亂朝局，早就已經失去了設立內閣和司禮監的意義，反而釀成閹黨勢力猖獗，這是明代皇權政治下內閣體制的必然結果。
結語：
權力膨脹，互相利用是根本原因。
隨著明朝的發展，統治者不再像明朝前期的帝王一般勵精圖治，勤於政務，而是昏庸無能的。
同時由於司禮監和內閣的本質已經由輔佐轉變為掌權，導致了內閣和司禮監的權利膨脹，內閣與司禮監爭鬥和勾結擾亂朝政，導致明朝中後期朝局混亂，從而加快了明朝的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