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當改革進入深水區，與當年四萬億的政府投資幹預相比，「微刺激」能否讓中國經濟頂住下行壓力？加強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是否意味著政府就不再「插手」經濟的實質性運作？凱恩斯與哈耶克，誰的藥方更「靈」？真理越辨越明——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BiMBA於2014年8月8日晚，展開了一場關於凱恩斯、哈耶克與中國改革未來的「激辯」。
校友王瑞斌：德國弗萊堡學派的「第三條道路」值得中國借鑑
與美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不同，二戰之後的德國則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政府並不去幹預經濟的實質性運作，而是負責立法，以保證經濟秩序，從而較好地處理了經濟中自由與秩序的關係，這些做法正是源於凱恩斯與哈耶克的折衷路線——弗萊堡學派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王瑞斌表示，當今深陷經濟危機的歐洲，是德國率先復甦走出泥潭，其思想值得中國改革者借鑑。
校友劉磊：凱恩斯與哈耶克「雙管齊下」
劉磊認為，凱恩斯與哈耶克，追本溯源，其思想都是來自英國哲學家洛克的「財產不可公有、權力不可私有」這一基本理念。凱恩斯主義指向財政政策，而哈耶克主義則傾向於運用貨幣政策；今天的中國可以將兩種宏觀調控工具結合起來運用；當政府對投資方向不甚明了的時候，可以通過減稅來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同時在必須由政府投資的公共基礎設施方面投放更多財力，這就是凱恩斯政府干預與哈耶克之自由精神的「完美結合」。
校友武雪松：新一屆政府與哈耶克主義更接近
武雪松透過凱恩斯與哈耶克的論戰，看到了其背後的人文精神。凱恩斯成名作《和平的經濟後果》指出了凡爾賽和約將給德國等戰敗國帶來的深重苦難，這背後正是經濟學家的使命感和入世情懷；而哈耶克在其《致命的自負》一書中則為國家可能出現的獨裁統治、人類可能失去的思想自由憂心忡忡，人文關懷亦令人動容。武雪松認為從新一屆政府的舉措來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顯然與哈耶克主義更為接近。
校友習永斌：新興國家呼喚新的經濟學體系
關於新一屆政府的經濟舉措，習永斌與武雪松「英雄所見略同」：當前政府比較接受了自由市場的觀念，但同時又一切盡在掌握，哈耶克與凱恩斯主義都有所奉行。他還關注到了時代的變化——凱恩斯主義與哈耶克主義均產生於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而隨著經濟和技術的深刻變化，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其變革模式需要新的理論來指導。
校友左迪：科技進步將瓦解集權
中國自古道家推崇「道法自然」、「無為而治」，而法家則注重用嚴刑峻法來管束民眾，這與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有些異曲同工。左迪指出，如果說文化的影響來自歷史傳承，那麼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信息透明化、政府管理扁平化趨勢加強，過往的集權統治將越來越難以為繼。
校友常繼生：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互為表裡
作為一名律師，常繼生選擇了從政治、經濟、法律的多重視角來看待凱恩斯與哈耶克的孰是孰非。在美國，政治上是三權分立，而經濟中的企業是基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具有自我糾錯能力的有機體，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是處在一個框架下、互為表裡、相互支撐的。中國與美國、歐洲處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語境之內，改革會有自己的新路徑，但今天我們應該更為強調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契合性，而非衝突性。
楊壯院長：市場化將使中國改革進入到新階段
楊院長表示，如果說，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幫羅斯福總統「挽狂瀾於既倒」，解救了美國；那麼，今天的中國，哈耶克主義則引領改革者不僅關注GDP的增長，更關注人類的發展方向，注重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讓每個人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感到幸福和愉悅。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市場化進程將使中國改革進入到一個新階段。
機械工業出版社副總編輯周中華：凱恩斯與哈耶克「你方唱罷我登場」
機械工業出版社副總編輯周中華先生對凱恩斯與哈耶克的生平事跡及主要觀點做了詳盡介紹。凱恩斯面對大蕭條時期的「哀鴻遍野」——失業率高居不下，為羅斯福政府開出了增加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藥方，從而奠定了其宏觀經濟學開山鼻祖之地位；而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則崇尚自由主義，相信經濟自有其自然規律，周期性衰退與繁榮是自然現象，政府不必也不應幹預，否則很可能會導致獨裁主義。
幾十年來兩大學派一直論戰不斷，裡根和柴契爾夫人更傾向於哈耶克主義，其中柴契爾夫人直接推動了英國的私有化浪潮；而在二戰之後，世界上更多國家的政府對經濟施予了不同程度的幹預，凱恩斯主義成為他們推行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兩派經濟學家都曾斬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其理論地位不言自明。
在演講的最後，周中華拋出了問題：中國當前改革更需要凱恩斯主義還是哈耶克主義？改革三十年，中國推行了凱恩斯主義還是哈耶克主義？還是其他？三、 讓經濟主體自由選擇重要，還是政府合理幹預重要？ 拯救失業和治理通貨膨脹，哪個目標應該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