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楊
2016-11-24 09:13 來源：澎湃新聞
洛夫是臺灣現代詩群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與張默、瘂弦共同創辦《創世紀》詩刊，同紀弦為代表的「現代派」和覃子豪、余光中等為代表的「藍星詩社」成三足鼎立之勢《創世紀》，於時代的風雲變幻中艱難前行，成為臺灣島內堅持最久的一個文學期刊。從事詩歌創作以外，洛夫亦多年沉潛於書法探索，前不久，洛夫就此與筆者進行了詩與書法的對話。
白：您談書法的美感特點時，特別強調留白的意義。那麼，您的書法寫作與詩歌創作之間有沒有關係？或者說有哪些共通性和差異性？
洛：談到詩歌創作與書法寫作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倒從創作實踐中積累了些想法：我認為，以書法寫新詩是一項新的藝術追求，一種詩歌的新表現形式的探索，我稱之為「由書法過渡到詩歌的另類形式」。我們通常讀到的詩都是平面印刷品（且不提網絡詩這一另類形式），我希望通過書法把詩提升到水墨藝術的層次，使兩種不同形式的美作有機的結合而化為一個更豐富的二元融合的宇宙。這樣一來，便不免經常有人問到：你是一位現代詩人，卻以最傳統的書法形式來表現最前衛的詩歌，你不覺得這是一個矛盾嗎？表面看來的確如此，但在某些事物的內在規律裡，矛盾的極致又何嘗不可能轉化為一種新的和諧？基本上，詩與書法的性質頗多相通之處：第一，二者既單純而又複雜（豐富）；第二，二者既穩定（規範化）而又富於變化；第三，既傳統而又現代（因為凡具創造性的都具現代性）；第四，詩與書法都重視創意，二者的美都是超越時空，萬古常新的。
還有一個更關鍵的說法，也是我多年來從寫詩和寫書法中體驗出來的：即中國的詩歌和書法是兩種最具體也最抽象，虛實相生的藝術形式。就書法而言，字的筆劃很單純，不受形的限制，講究生動的氣韻和節奏美，以及黑白二色所構成的一種特殊的造型美，它可以使人感到一種生機，一種靈氣，一種無言的禪境，其藝術的永恆性超過繪畫，因為一幅畫多少受到物象的限制，觀賞者的想像也跟著受到限制，而書法卻有著無限的開放性。
碧雲天黃葉地白：您談書法與詩歌的關係，似乎也體現出某種對禪趣的體悟，而且這次的書法展品中，也有一些別具禪趣的小詩。您寫「現代禪詩」是人生體驗的一種升華，那麼這其中有沒有宗教情懷或因素的影響呢？
洛：當然有，我一向認為，一個重要詩人（或所謂的大詩人）必須具備三個層次的境界，一是美學層次，二是哲學層次，三是宗教層次。美學層次是基礎，哲學層次是思想內核，宗教層次是峰頂，是前二者的超越。然而，一個優秀的詩人是不甘於停滯在某個單一層面上，而且也不只會突出某個向度，他創作的應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構成，既非只有哲學，也不是只有宗教，而是一個渾成的藝術品。
秉燭夜遊白：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圍繞現代詩思潮而展開的論爭可以說是當時臺灣社會的重要事件之一，也直接影響了臺灣地區詩歌創作的發展方向。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顧當年的詩壇論爭，您有怎樣的評價？
洛：六十年代臺灣詩壇發生一連串的爭論，有學術性的，也有政治性的。關於前者，先是《中央日報》組織一批保守派的作家對現代詩嚴加批評，余光中在《文星》雜誌和《藍星》詩刊上提出反駁，接著《創世紀》詩刊也闢有專輯加入論戰，你來我往，好不熱鬧。繼而是紀弦和覃子豪之間的筆戰。還有我對余光中長詩《天狼星》的長文批評而引起的筆戰，這場爭論為時雖短，卻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這場爭論觸發了傳統與現代在詩歌美學與詩歌創作實驗上如何整合的問題。當時余光中為了爭取在詩歌現代化過程中的領導權，表面上做出反傳統的姿態，追求西化，骨子裡卻是是徹頭徹尾的傳統擁抱者；而我那時和一群青年詩人（包括《創世紀》與《現代詩刊》的詩人）正狂熱地向西方現代主義傾斜，我們衷心的願望，一是向西方學習新的美學思想與表達技巧，一是希望使中國發展中的新詩能與世界文學接軌。我與餘氏的這場爭論已過雲半個世紀了，現在回顧起來，發現在漫長的歲月中，我的美學思想和語言風格都有了大幅度的修正，並在創作上全心全意追求現代與傳統作有機性的融會而逐漸形成了一種「中國現代詩」的新語言形式，在今天，這種語言形式已經過統合而成為臺灣詩歌的主流。這種結果看來好像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當年一系列的學術性論爭不無推波逐浪之功。
我認為，理性的爭論的確有助於詩歌創作的發展，詩壇生命活力的激發，但爭論趨於政治化，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的鬥爭，那便是文壇的不幸，這種不幸始於當年余光中一篇短文《狼來了》，接著便引發了對餘氏個人攻擊，繼而一群鄉土作家與詩人將事件擴大為對以外省人為主的現代主義詩群的攻訐，這種骨子裡懷有族群意識的抗爭，到了政黨輪替綠色當政後，更加擴展為「去中國化」的政治風暴。
窗下白：您這一代人風雨人生，對時空的拘限、生命的無常有不同尋常的感悟，您曾經說過：「表現存在的悲劇，語言顯得多麼蒼白無力，可是我還是認為，在現有的藝術形式中，唯有詩稍堪勝任」。請您談談您在海外的生活以及2000年寫作長詩《漂木》的一些感受好嗎？
洛：我1996年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在北美，華裔作家甚多，文學活動也相當頻繁，名家多集中在美國紐約和加拿大的多倫多。
我這個人有點矛盾，既愛寂寞，同時也喜歡熱鬧。每年大部分時間都蝸居溫哥華，獨自在雪樓讀書寫作，咀嚼寂寞。人愈接近晚年，社會的圈子越來越小，書房的天地越來越大，這種現實世界的萎縮，心靈中透著孤獨，秋日黃昏時，獨立在北美遼闊而蒼茫的天空下，我強烈地意識到自我的存在，卻又發現自我的定位是如此的曖昧而虛空。這種空蕩蕩的茫然乃緣於我已失去了祖國的地平線，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認同對象。臨老去國，遠奔天涯，似乎已割斷了兩岸的地緣與政治的過去，卻又割不斷長久以來養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鍊我的智慧，培養我的尊嚴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就一個作家而言，初期的流放生涯顯然對他的創作有利：新的人生經驗，新的生活刺激，新的苦悶與挑戰，都可使他的作品更加豐富，表現出更多層次的生命內涵。翻開文學史數一數，屈原、韓愈、柳宗元乃至蘇東坡，都在被迫流放的孤絕悽涼歲月中寫下了傳世之作。我當然不敢有這麼高的期許，但我深信一點：如果要寫出好的作品來，必須有一個龐大而濃厚的文化傳統在背後支撐著。今天我處在極度尷尬而又曖昧的時空中，唯一的好處是我能百分之百地掌控著一個自由的心靈空間，而充實這心靈空間的，正是那在我血脈中流轉的中華文化，這就是為什麼我有去國的悽惶，而無失國的悲哀的原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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