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三國演義》的巨大影響力，凡是經由羅貫中施以濃墨重彩的戰爭橋段，往往深入人心，為大家所津津樂道。比如小說中用了七回之多來表現的赤壁之戰，就算不怎麼熟悉三國歷史的朋友，說起「草船借箭」，「借東風」和「火燒連環船」這些橋段，也能侃侃而談。
然而在這段歷史上，還有一場非常重要的戰爭，因為羅貫中只用了一回多一點的篇幅來介紹，熟悉和了解朋友就沒有那麼多了。這就是可以追溯到司馬昭時期，就已經提上議事日程，而最終在司馬炎完成魏晉嬗代後，又經過了長達十五年的躊躇遲疑，才最終定策，並藉由此一舉結束漢末以來長達百年的分裂局面，完成全國統一的西晉滅吳之戰。
應該說，西晉滅吳之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南北戰爭」，西晉以雷霆萬鈞之勢一舉蕩平東吳，由此成為後來多次統一戰爭的藍本，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和非凡的意義。筆者覺得，從戰爭在歷史上的影響力來說，西晉滅吳之戰無疑是一個驚嘆號。然而，作為擁有強大實力的一方，從司馬昭開始策划算起，再到司馬炎最終付諸行動，整個決策時間長達十七年之久。滅吳之戰為什麼姍姍來遲？這無疑又留給我們這些後來讀史者許許多多的問號。
今天，筆者就來和大家一起來重溫這段風雲詭譎的歷史，並不揣孤陋，談一談自己對於這個「問號」的理解，以求教於大家。
一、司馬昭真正的野心
《晉書·文帝紀》：
「（四年夏）略計取吳……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在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並魏之勢也。」
按照《晉書》裡的這個說法，早在曹魏景元四年（263年）的夏天，司馬昭還在計劃伐蜀的時候，就已經制定了在滅亡蜀漢三年之後，要著手開始伐吳，進而一統天下的目標。
《晉書·羊祜傳》：
「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並當亡。」
這是司馬昭滅蜀十三年後，羊祜在著名的《請伐吳疏》裡的論斷。雖然羊祜在這裡，更多地是想表達一種伐吳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但是，筆者認為他對當年的天下大勢的回顧，也不可能是一種無根據的虛妄表達，而是一種基於對當時南北形勢客觀總結才得出的結論。此外，司馬昭本人在滅蜀後不久，其實也有過一篇《與孫皓書》，透露出即將伐吳雄心壯志。雖然裡面的「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這些話，更像是對孫皓和江東政權的政治和軍事雙重恫嚇。但是，其中提到的「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經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確實又是已經說得上比較具體，甚至有鼻子有眼的進軍方略，看起來並非是單純的虛張聲勢。
應該說，不管是從當時的南北大勢來看，還是司馬昭方面已經具備的軍事實力來衡量，司馬昭借滅蜀之餘威一舉蕩平東吳，並非是什麼天方夜譚。既然如此，那為什麼司馬昭在成功滅掉蜀漢之後，卻並沒有按照既定計劃利用「巴蜀順流」的優勢，「水陸並進」進而滅吳一統天下呢？筆者覺得，這就恐怕要從司馬昭伐吳伐蜀的真正動機來加以考量了。
《晉書·文帝紀》：
「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溼，必生疾疫。」
這段材料裡所說的「壽春以來」，指的是淮南三叛中最為聲勢滔天的諸葛誕之叛。司馬氏自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以後，經過父子兩代人的前赴後繼，已經牢牢掌控了曹魏政權，淮南連續的三次軍事叛亂也無法動搖其統治。在這種情況下，司馬氏的魏晉禪代之路，看起來只差最後一步了。然而，在曹魏甘露五年（260年）的甘露事變中，因為司馬昭的心腹賈充指使成濟弒殺魏帝曹髦而舉國譁然。這就使得司馬昭背負了巨大的輿論壓力，導致司馬昭的篡位進程因此被大大遲滯了。在此次事件之後長達九年的時間裡，司馬昭的政治地位，可以說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提高。
可以從另外一個方面來進行佐證的是，《晉書》在記載司馬昭的這段伐蜀定策時，前面還有這樣一段敘事，「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鄭衝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
在這裡，《晉書》把司馬昭不敢接受九錫的事情和伐蜀定策前後分述，雖然並沒有明說兩者之間有什麼直接的聯繫，但是其中的關係卻又昭然若揭，稍具史料敏感性的讀者都會看出一些端倪，自然而然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司馬昭想要在嬗代之路上更進一步，就必須成就一件不世之功，來消除「弒君事件」所帶來的惡劣影響。而在司馬昭的原本的安排中，本來是要先「略計取吳」的，只是因為一些「技術性」的原因，比如《晉書》中提到的地理因素，氣候因素等，才改為先滅蜀漢。
我們討論到這裡，其實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馬昭真正的野心了。可以說，司馬昭發動對外軍事行動背後真正的動機，其實並不是因為他真的志在廓清宇內，實現四海歸一，而更多地是為了提高自己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以便於在魏晉禪代之路上邁出實質性的一步而已。
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司馬昭「以擬二虜」的說法，與其說是他的目標，更不如說是他的手段。事實上，司馬昭在考慮到了東吳具有比蜀漢更強一些的軍事實力，又有長江天險的地理優勢，所以才選擇了更為弱小一些的蜀漢作為自己「刷成就」的經驗包。對於司馬昭來說，比較幸運的是，他自己也沒想像到蜀漢實力實際上遠比自己估計的還要弱的多，並且內部矛盾還如此之大。另外，又加上鄧艾偷渡陰平，迫降成都也實為中國古代軍事史上的奇蹟。本來只是想通過伐蜀獲得一些功業來提升自己在國內的政治地位的司馬昭，卻頗有些意外地一舉滅蜀，成就了不世之功。
《晉書·武帝紀》：
「（鹹熙元年）三月己卯，進帝爵為王，增封並前二十郡。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二年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皆如帝者之儀……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
經由此役，司馬昭不僅全部接受之前不敢受封的相國，晉公和加九錫等一系列名位，還在鹹熙元年（264年）更進一步上位晉王，並在同年五月將父兄司馬懿和司馬師追封為晉宣王和晉景王。本來司馬昭的伐吳是欲建不世之功給自己在政治上進位提供支持，而此時滅蜀的功業已經足以讓他達到預期的政治地位。我們從上面的記載中可以看到鹹熙二年的司馬昭已經「建天子旌旗」，晉國設置公卿百官，從禮儀到機構設置，「造晉」的工作已經實質性完成，新王朝已然呼之欲出。所以，本來就不是以澄清宇內為目標的司馬昭，在實現自己真正的野心之後，對後續的伐吳戰爭顯得不太熱衷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在伐吳這個問題上，司馬昭之心，未必路人皆知。在司馬昭的時代，已經取得上遊之勢的司馬昭卻「雷聲大雨點小」，甚至完全不見「雨」，屢有伐吳之議，卻無伐吳之實，看起來好像是一個令人疑惑的現象。但是，當我們了解到司馬昭真正的野心之後，這樣的疑問就會煙消雲散了。
當時間推進到司馬炎的時代，魏晉鼎革已然完成，而晉武帝司馬炎是想要成就一番媲美父祖的功業的，有志于澄清宇內。但是，在伐吳這個問題上，司馬炎看起來同樣躊躇遲疑，伐吳戰爭在西晉建立十五年之後才付諸行動。那麼，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二、受成之主司馬炎的軟肋
司馬昭因為滅蜀之功勳，順利地跨出了魏晉禪代之路上的關鍵性一步。而魏晉禪代的最終實現，則是由其子司馬炎來完成的。雖然頂著「開國之君」的光環，但司馬炎卻無法在伐吳問題上隨心所欲，西晉初年的他存在著內外兩個軟肋，制約著他的雄心壯志。
（一）西晉朝堂上的對立
日本學者，漢學家福原啟郎在《晉武帝司馬炎》一書中曾經談到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雖然司馬炎可能在政治才能，甚至個人氣量方面都高於魏文帝曹丕，但是年輕的司馬炎同樣沒有經歷足夠的政治歷練，他們具有「受成之主」的共同特質。受到福原啟郎的這個觀點的啟發，筆者認為晉初的司馬炎雖然有志於通過伐吳來一統天下，但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威望不足而受制於功臣集團，其實是他在內政方面存在的一大軟肋。
筆者覺得需要先加以解釋的是，所謂司馬炎「受成之主」包含了這樣兩方面的實際內容。第一，無論在政績還是軍功方面，即位之初的司馬炎本身並沒有拿得出手的成績，他甚至沒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權力班子，他的上位完全是得益於功臣和宗室的支持；第二，司馬昭生前所說的，「此景王之天下」無疑給司馬炎的施政留下了一個巨大的陰影——齊王司馬攸的繼位合法性極高。再加上齊王司馬攸宗室賢王的美譽和朝中不可小覷的支持力量，使得司馬攸獲得帝位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強，所以即位之初的司馬炎的主要任務是鞏固自己的帝位，對於功臣元勳只能採取優容甚至謙讓的姿態。
《晉書·賈充傳》：
「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
《晉書·杜預傳》：
「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
通過上面兩段材料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司馬炎本人很想伐吳，朝中也有部分大臣支持他的伐吳意願。但是，這些能實際左右晉初政局的功臣人物之間，對於是否伐吳又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臺灣學者徐高阮在《山濤論》中，把黨爭作為司馬炎伐吳決策緩緩來遲的內政背景來解讀。他認為晉初伐吳決策的爭執，實際上是西晉黨爭在對外政策上的延續。賈充等人反對伐吳，還有著為了阻止羊祜因為卓著的戰功而獲得在中樞壓倒自己優勢的企圖；復旦大學仇鹿鳴老師對此觀點似乎不太同意，他站在重新認識賈充這一複雜歷史人物的立場，將賈充的反對伐吳，視為他只是想要維護晉初政局平衡。特別是當時齊王司馬攸因為尚在服喪，無法參加伐吳戰爭。賈充為了避免司馬炎因為伐吳勝利得以加強皇權從而突破「受成之主」的桎梏，而不是因為和「伐吳派」羊祜的黨爭的結果。
其實在筆者看來，上述兩種看法都有邏輯的合理性，而且也可以理解為，其實也正是因為司馬炎在西晉初年「受成之主」的軟肋，才給晉初所謂的黨爭對於伐吳決策的影響留下了激辯的空間。
如果我們再從更加宏觀一點的角度來看，按照錢穆先生的說法，西晉王朝本身是直接代魏而來，並不是一個充滿朝氣的新興政權，很多貴族元勳甘於守成，對伐吳並不感興趣。賈充其人在伐吳一事上的態度和表現，也正好契合了錢穆先生的論斷。作為創建西晉的開國元勳，賈充又無疑是功臣集團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甚至司馬炎本人能獲得世子之位，也有賴於賈充的大力支持。所以賈充在西晉初年的政治態度，對於西晉的伐吳決策的敲定，很顯然具有舉足輕重影響。賈充的態度，顯然成為了司馬炎在伐吳定策上，暫時無法解決的軟肋。
所以無論是從黨爭的角度來考察，還是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理解，都無法繞開司馬炎「受成之主」這個軟肋。因此，筆者覺得，不管黨爭是不是影響晉初伐吳決策的主要內政因素，賈充和羊祜在伐吳問題上的矛盾立場是顯而易見的，也是實際存在的。而這種矛盾又確實恰恰擊中「受成之主」司馬炎的軟肋，他既無法忽視擁有強大政治勢力的，以賈充為首的功臣的意見，又不想「天予不取」放棄伐吳，而「恨於後時」。因此，才會出現關於伐吳的決策不斷地被提議，又不斷地被否定，然後又再一次地被提議和再一次的被否定，周而復始地出現在晉初的朝堂之上，長久地懸而未決的情況。
所以，在解決「受成之主」地位這個軟肋之前，司馬炎其實是不能按自己的意志，隨心所欲地來決定晉初國家大政的走向的。張金龍老師在談到西晉初建的時候，如果司馬炎貿然發動伐吳戰爭，實在是「在政治上是毫無保障的」，筆者覺得也正是指向了司馬炎「受成之主」的這個軟肋。
更何況，在伐吳這個問題上，除了朝堂之上無休止的爭論外，西晉國家還有存在著其他不能馬上進行伐吳戰爭的掣肘，這是司馬炎在朝堂之外的另外一個軟肋。
（二）伐吳的掣肘——西晉國家的痛點
除了我們以上談到的西晉之初的黨爭，大大延遲了伐吳決策的敲定以外，還有幾個因素也極大地影響了了西晉的伐吳進程。這些因素直接導致了西晉之初，司馬炎還無法把伐吳戰爭作為第一要務，同樣值得我們注意。
《晉書·羊祜傳》：
「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司馬炎雖然有滅吳的雄心，但是在西晉之初，羊祜上任荊州伊始，卻「軍無百日之糧」，這種情況顯然無法保障伐吳這樣規模的戰爭的開展。所以羊祜也不得不在荊州前線開展生產，花了多年的時間準備，才達到「有十年之積」完全的成熟條件。
《晉書·傅玄傳》：
「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
《傅玄傳》裡所說的「五年」即是泰始五年（269年），在這段時間，秦州因為水旱災害嚴重，糧食產量大受影響，出現了「比年不登」的情況，進而導致羌胡擾亂。最終在泰始六年（270年），爆發了以鮮卑禿髮樹機能為首的大規模軍事叛亂。
《晉書·賈充傳》：
「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每慮斯難，忘寢與食。」
禿髮樹機能叛亂的初期，西晉的局面可以說相當被動。秦州刺史胡烈在萬斛堆（地名，屬今甘肅），被叛軍擊殺；隨後，由西晉中央派遣的討伐軍又接連受挫，涼州刺史牽弘、楊欣都先後兵敗被殺。到了鹹寧五年（279年）的時候，形勢竟然發展到叛軍攻佔了涼州州治所在地武威。西北戰局的槽糕情況，使得西晉朝堂大為震撼，正如上面的記載所提到的那樣，司馬炎認為禿髮樹機能叛亂的為害程度甚至已經超過了蜀漢和東吳，連他本人都因此「忘寢與食」。
《晉書·馬隆傳》：
「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
正如我們前面談到的那樣，因為叛軍攻佔了武威，而武威處於扼控河西走廊的東端的位置。這樣一來，就出現了《馬隆傳》裡所說的「河西斷絕」的情況。面對這樣的情況，群臣束手無策，司馬炎的「西顧之憂」也正是由此而來，而彼時的當務之急自然是「討虜」和「打通涼州」，伐吳的事自然也只能暫且放到一邊了。
雖然這次叛亂最終被司馬炎力排眾議提拔的馬隆鎮壓下去，但是這次禿髮樹機能領導的叛亂，聲勢浩大而且持續時間長達十年之久。我們不難想像，曠日持久的平叛戰爭，必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從上述史料中我們可以得知，馬隆出徵的時候，面對馬隆在後勤補給方面的要求，「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司馬炎一次性就給了他三年的軍需物資。
除此之外，在這期間還有來自於東北和北疆匈奴劉猛等人的叛亂。這些和西北禿髮樹機能的叛亂一起，對初生的西晉王朝造成了相當大的困擾，也使得司馬炎其無法抽身專心籌劃滅吳戰爭。
外部的叛亂平定之後，是不是就意味著司馬炎就有充分的條件把伐吳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發動滅吳戰爭了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原因就在於我們在本節開頭所談到的那樣，司馬炎「受成之主」的軟肋並未得到解決，伐吳定策依然籠罩在以賈充為首的功臣集團和宗室賢王司馬攸的陰影之下。
打破這個軟肋，真正完成伐吳定策，司馬炎還需要一個契機，而這個契機，出現在西晉鹹寧二年。
三、內政驅動下的伐吳定策——姍姍來遲的滅吳之戰
《晉書·賈充傳》：
「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勖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婿，親疏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
鹹寧二年（276年）司馬炎本人生了一場大病，差一點在壯年就撒手人寰。比起疾病在身體上帶來的痛苦，更讓司馬炎感到要命的是，在他病危期間，賈充竟然首鼠兩端，表現出有擁立齊王司馬攸的意圖。如果說泰始年間的司馬炎對賈充還保持優容謙讓進行拉攏，在和司馬攸的相處也至少能在表面上保持和諧的話，這一次的危機就使司馬炎無法在西晉政治中繼續扮演一個寬仁的平衡者角色了。他必須有所行動，而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一件不世之功來打破自己「受成之主」的不利地位，徹底解決自己的軟肋加強自己的皇權——就像他的父親司馬昭在當年甘露事件之後那樣。
司馬昭當年選擇了伐蜀，而司馬炎這次選擇了伐吳。這其實是具有戲劇性的一幕，在晉初飽受賈充等人幹擾的伐吳定策，最後卻變成了回擊賈充最有力的武器。仇鹿鳴老師將鹹寧二年視為西晉政治的轉折之年，筆者覺得這確實是非常深遠的洞見。這種轉折，體現在西晉的對外軍事行動上，就是伐吳決策的最終敲定。司馬炎在身體康復之後，已經決心不顧賈充等元勳的反對意見，並且執意把齊王司馬攸排斥在伐吳軍事行動之外，其實正是對自己在病重期間賈充和司馬攸威脅自己的一種強烈回擊。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如果沒有鹹寧二年司馬炎那場大病，沒有內政方面深刻危機的刺激，也許司馬炎還會選擇繼續扮演一個政治平衡者的角色，耐心地等待這些功臣元老的故去。而滅吳戰爭的定策和付諸實施，也許會因此等上更長的時間。所以我們也可以說，西晉的滅吳戰爭，完全是由於司馬炎在內政危機中無法再容忍自己的軟肋繼續存在，決心要通過滅吳這件事功來提升自己的皇權，進而「最終解決」賈充和司馬攸問題，是一場在內政驅動下的對外軍事行動。
了解到這一點，我們也許就能更好地理解為什麼作為在軍事，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都具有優勢一方的西晉，在立國長達十五年之後，滅吳之戰才得以付諸行動。
結論
本應該在司馬昭滅蜀之後，就隨即展開的伐吳軍事行動，卻又在司馬炎業已完成魏晉禪代之後的十五年之後才付諸行動。如果單純從雙方的國力對比來看，這確實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但是，當我們了解到司馬昭伐蜀背後真正的野心，只是為了在代魏的道路上更進一步，而「受成之主」司馬炎在晉初又有著暫時還無法克服的內外軟肋之後，就不難理解西晉滅吳之戰姍姍來遲的真正原因了。鹹寧二年司馬炎的危機之後，西晉伐吳進程的驟然加速，實際上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反證了滅吳之戰這場「南北戰爭」之所以姍姍來遲，並不是單純軍事層面的問題，而是包含了相當複雜內政背景的西晉國家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