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臺灣民眾來說，永遠忘不了日寇在臺灣實行殘酷統治的歷史。日本在臺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悲慘的一頁。
殘酷統治
日本佔領臺灣50年，派出19任總督，作為統治中國臺灣地區、實施殖民統治的最高指揮。在1895年6月至1919年10月間，日寇為建立「殖民地體制」，用武力鎮壓和控制臺灣人民的反抗，實行軍人專政，派出的軍人總督有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安樂貞美、明石元等7屆軍人總督；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日本殖民當局以為殖民統治已經穩定，為把臺灣建成「理想的殖民地」，軍人體制改為軍政分立制，派出了田健治郎、內田嘉吉、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石塚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9屆文職總督；1936年以後，為配合全面侵華戰爭的需要，又恢復為軍人專政，派出小木躋造、長谷川清、安藤利吉等3任軍人總督。不論文官武將，19名總督集立法、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掌握了當地中國人的生殺予奪大權，個個都是殺人魔王，手上都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
日本在臺灣實施殘酷的殖民統治，總督府於1896年發布了「關於施行臺灣之法律」。這一文件編號為第63號法律，所以稱為「六三法」。「六三法」總共6條，它成為日本統治臺灣的基本法。此法確定臺灣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總督的獨裁權力；主要內容是鎮壓抗日義軍和剝奪臺灣人民的基本權利。1906年，頒布實質相同的「三一法」取而代之，兩法沒有根本區別，中國人遭受的苦難不僅沒有改變，而且越來越沉重。
日本在臺灣殖民統治主要靠軍隊、憲兵、警察維持，更多的是靠權大無邊的警察管制社會和民眾。1897年，日本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制訂了「三段警備法」。規定山澤地帶的治安由軍隊及憲兵負責；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擔當；山澤和村落之間，則由憲兵和警察共同戒備。這是一部由軍隊、憲兵、警察三者協力鎮壓統治臺灣人民的殖民法。在日據時期，臺灣民間嚇唬孩兒有一句慣語：「大人來啦！」所謂「大人」就是指當時的日本警察。1896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臺。自此以後，以日本警察為主體的警察，成為伸入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鬼魘，是直接屠殺臺灣中國人的劊子手。日本警察遍及臺灣社會的各個角落，臺灣成為名符其實的警察社會。以1902年為例，全臺設有10個廳警察課、97個支廳、992個派出所，以後最多時各類警察機構達到1500餘處，警察18000餘人。在臺灣的經濟發達地區，每隔2、3公裡就有一個警察機構；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佔領下的臺灣，可以說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國人的基本權利都被剝奪。
為維持殖民統治，對中國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滿行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殘酷鎮壓。1898年，日本殖民當局頒發「匪徒刑罰令」，全文8條，該「令」專門鎮壓臺灣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據此令殘殺了無數臺灣同胞。在頒發「匪徒刑罰令」的同時，又實施「保甲條例」，規定保甲作為警察軍事統治的輔助組織。條例全文7條，規定10戶一甲，10甲一保，全保全甲內部連坐，保甲另外組織壯丁團，接受警察當局指揮、監督。到1943年，全臺共設保6074個，設甲58378個，控制戶數達50餘萬戶；壯丁團團丁最高時達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為日本殖民者對臺灣民眾實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其實質是用「以臺制臺」的方式控制和奴役當地中國人，保甲制度成為法西斯統治的基礎。
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國人的反抗。在日本人秋澤鳥川寫的《臺灣匪志》一書中，把一切對日寇不滿、反對日寇的人士和言行，都歸入「匪」類，主張進行殘酷鎮壓。在日本殖民當局的法西斯統治下，中國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權利，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隨時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日本佔領臺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臺灣人民都沒有停止反抗。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宣布「全島完全平定」的十幾天後，北部義軍就揭竿而起。林大北，臺灣宜蘭人，劉永福舊部，12月28日，在大裡筒襲擊日軍分遣隊，打響抗日遊擊戰爭第一槍。林大北起義後，新竹胡阿錦，臺北簡大獅、陳秋菊，宜蘭林李成，以及許紹文、江振源、陳瑞榮等義士起而響應，北部起義一直堅持數年，對剛剛在臺灣建立統治的日寇造成了沉重打擊。北部起義開始後不久，1896年6月14日，中部義軍一千多人在雲林縣鬥門鎮東南10公裡處的大坪頂集會，建號「天運」，改大坪頂為「鐵國山」，公推簡精華、柯鐵等為「十七大王」，他們堅持鬥爭達6年之久。1898年林少貓等抗日義士也舉起義旗，從臺南大目降、潮州等地，到恆春、虎頭山，轉戰數年，在臺灣南部豎起抗日大旗，極大的鼓舞了臺灣人民的鬥志，沉重地打擊了日寇的殖民統治。 即使是日本殖民統治者在臺灣站穩了腳跟之後，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事件(如1907年的「北埔」事件、1902年的「噍吧年事件」、1913年的「苗慄事件」等)也經常發生。
對待臺灣人民的反抗，日寇當局在運用「利誘招撫」、「挑撥分化」策略的同時，也採取了殘酷的屠殺鎮壓政策。在1896年「大平頂事件」中，屠殺中國人3萬人，在1901年「後壁林慘案」中，屠殺中國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殺中國人3萬餘人；在1913年12月間的「苗慄事件」中，屠殺中國人1200餘人；在1915年西來庵起義中，屠殺中國人數萬人。據有的學者統計，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被日寇殘殺的中國人達60萬人。這對當時最多只有500餘萬人的臺灣來說，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大災難，日本軍國主義欠下了中國人民無數永遠也無法償還的血債。
除了殘酷鎮壓之外，在日寇法西斯統治下，中國人毫無政治地位，以公務員為例。根據1944年的統計，臺灣公務員總共84559人，其中中國人46955人。表面上看似乎中國人佔55%，事實上差別很大。任敕任官（相當於南京政府簡任官）的只有杜聰明1人，而且他只是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並非行政官員；任奏任官（相當於南京政府的薦任官）的只有27人，其中擔任行政職務的只有15人；任判任官（相當於南京政府委任官）只有368人。除此以外，其餘都是僱傭人員。在警察中，中國人只有六分之一，且警級沒有超過「巡官」的。因此，中國人只是擔任低級職位和僱傭人員，供日本人驅使而已，成為日本殖民當局「以臺制臺、以臺治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