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南方都市報、南方日報記者隨同廣州金融考察團一行，赴東京、紐約、舊金山三大灣區核心城市圈進行調研，採訪了包括瑞穗銀行、愛和誼日生同和保險公司、LiB諮詢公司在內的多家日本本土金融機構。同時，聯動採訪國內外金融機構及諮詢機構、某中資國有大行東京分行等中資金融機構駐東京負責人。我們希望能夠在東京灣探尋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係，也希望從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中尋找東京金融的啟示。
從今日起，南方都市報、南方日報將聯合推出「探訪世界灣區」系列報導，敬請關注。
東京灣區，這個佔日本國土總面積僅3.5%的區域，貢獻了日本全國GDP總量的1/3，是日本大型企業聚集地。
作為目前亞洲地區唯一的世界級灣區，東灣區金融的發展和粵港澳金融，特別是以廣州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的金融有相似之處——— 金融依託產業發展，產融結合緊密。
「從實踐來看，東京灣區產業與金融存在密切的依存關係。」中國工商銀行東京分行相關負責人表示，未來粵港澳灣區發展需高度重視兩者平衡，堅定金融要紮根實體經濟的發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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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融結合緊密：
大的金融機構背後
都有大實業作支撐
5月的東京灣日照長，天還沒有完全黑，霓虹已經閃耀街頭。晚上8點多的銀座街頭，西裝革履的東京白領終於可以松下領帶，結伴走入居酒屋，用一杯清酒卸下一天的疲憊。
銀座所在地的中央區，是東京都最為繁華的「不夜城」———三菱日聯銀行、三井住友銀行和瑞穗銀行三大金融集團為代表的日本金融業，以「日本製造」聞名的日資世界500強和本地龍頭製造業公司總部均聚集在此。
廣州本土保險公司眾誠保險與日本愛和誼保險等多家金融機構已經在業務、人才等多個層面展開深度合作，眾誠保險總裁吳保軍也因此成了東京的常客。「產融結合非常緊密。」長期與日本的各類金融機構接觸後，這是吳保軍對於東京金融最深刻的理解。
東京金融以產業金融見長，與其發展歷程分不開。東京原名江戶，其現代產業肇始於明治維新時期，主要依託東京灣的優良港口建設了臨港工業，如紡織、機械加工和鋼鐵產業等。1955年日本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從1955年至1973年，年均實際經濟增長率高達9.3%，在1968年其經濟總量超過原聯邦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東京灣區也在此過程中逐步發展壯大，在東京以西形成了京濱工業帶，向東、向北擴展中形成京葉工業帶。
「在此過程中，日本通過規定利率的方式降低融資成本，刺激經濟不斷發展。」中國工商銀行東京分行相關負責人在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表示，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日本銀行業國際競爭力也奠定了雄厚的資本基礎。
「東京成為金融中心，得益於日本的產業政策。東京先有貿易中心，再有後來的金融中心地位。」瑞穗銀行國際戰略諮詢部總經理鹽飽啟一郎在接待由廣州金融局帶隊、廣州金交會組織的灣區調研座談會上表示，從產業發展順序看，起初階段東京主要是發展出口型產業，圍繞於此，服務於出口型產業的行業如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業得到迅速發展，形成了積累。到了1990年前後，日本出臺了強化金融管制政策，使得金融業得到了保護。
工行東京分行相關負責人表示，產業高度集中加之長久以來形成的主辦銀行關係，銀企合作較為密切。在該階段，日本產生了許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全球性製造業企業，同時也造就了東京金融中心本身。
南都記者查閱相關數據，東京灣是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四大灣區中，擁有銀行類金融機構數量最多的灣區，銀行機構數量佔其所有金融機構總量比例超三成。
產業和金融如何緊密聯繫？「大的保險公司背後都有大的實業作為支撐，大的實業背後，也有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服務。」吳保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產融的高度結合，一個大的產業或者企業裡面，衍生出了內部金融體系。「以豐田為例，形成了自身的銀行、保險等金融服務體系。」吳保軍舉例，如愛和誼隸屬日本保費排名第一的MS&AD保險集團，MS&AD保險集團的最大股東為豐田汽車。「愛和誼和豐田彼此相對獨立，但其產品只圍繞豐田上下遊和客戶提供保險服務。」吳保軍認為，正因為定位非常清晰、垂直，日本的金融機構服務目標群非常明確，對客戶研究更加深刻，在產品上更加精益求精。以愛和誼為例，對保費測算、產品研發以及汽車產業鏈業務協同等都有顯著成果，並可以有效配合推動豐田的汽車銷售。
除了來自市場的實踐，在日本產業金融的發展過程中，面對不易獲得金融資源的中小企業，政府有意引導，並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政府引導體系。據日本政府網站信息，日本政府通過政府系中小企業專營銀行支持，必要時政府直接扶持。如東京都產業勞動局推出的東京都中小企業制度規定，東京都內中小企業可通過政府制定機構提供的追加信用擔保支持在一般銀行貸款，產生的信用保證費用由政府支付一半；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對所有計劃進軍海外地區的中小企業在日本國內和海外地區均提供信息和技術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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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二十年」：
東京金融「成功模式」被瓦解
然而，作為一個典型的在岸金融市場，產業結構變化對於金融挑戰也很直接。「東京灣區產業與金融存在密切的依存關係。」工行東京分行相關負責人表示。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日本經濟長期處於滯脹階段，東京灣區產業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日本金融業也在「泡沫經濟」崩潰後一蹶不振，國際競爭力急轉直下。
金融的衰退，與東京灣區產業空心化有關係。上世紀90年代後的國際分工及經濟全球化、新興國家的參與、低廉的人工成本等使得日本傳統發展模式失去了優勢，實體經濟的收益率不斷被擠壓，日本不得不以製造業向海外轉移來對應。
此外，LiB諮詢公司首席戰略諮詢師山下哲生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表示，上世紀80年代，東京就已經成為了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彼時銀行是利用巨額的個人儲蓄給企業提供大量資金，投資國內各種項目，幫助日本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近年來，銀行的個人儲蓄減少，1800萬億日元的個人金融資產之中，來自儲蓄的資金只有50%。此外，生育率降低，人口高齡化的社會相互作用，導致了從前的「成功模式」瓦解。
據一名日本的前銀行員工回憶，上世紀80年代末，企業常常遭遇銀行抽貸，並形成惡性循環———不良債權的累積使得金融機構一個接一個地破產，倖存的機構為了東山再起也不願意再提供貸款，甚至抽貸。以中小企業為代表的企業突然失去融資渠道，逃脫不了破產命運。
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日本啟動了「金融再生項目」和「金融大爆炸」兩大金融改革措施。前者主要是解決日本國內金融機構不良率高居不下的局面，後者試圖提升日本的國際影響力，主要學習英國倫敦的金融大爆炸金融改革政策變革。
據悉，日本戰後的金融制度一直採取護送船團方式———通過保護弱勢金融機構避免過度競爭，一直保證金融業整體的存續與利益。日本金融業沒經歷過混業競爭，比世界上其他金融市場落後很多。以東京市場重返世界三大金融市場為目標，日本於1996年左右發起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然而受不良債務問題等困擾，直到2006年花了大約10年時間，以證券市場改革為中心，通過手續費自由化，證券公司登記制等積極措施，使金融自由化得以實際推行。
山下哲生表示，金融大爆炸最大的意義是提倡三個口號———Free(取消各種手續費，國內外交易的自由化)，Fair(給投資者和存款者提供充分的信息，規則的明確化與懲罰的體系化)，以及G lobal(充實法規，引進國際性的會計制度，以及在新的金融技術方面追趕英美市場)。這在一定程度上讓相對封閉的東京金融對國際市場開放，並對接國際標準。
據悉，在實施金融大爆炸中，為了滿足自有資本比率8%這個國際金融機構不可缺的條件，並且獲得全球性的信賴，政府必須儘快處理好不良債權。這些方針之下解禁了金融控股公司，允許銀行、證券和保險等混業的綜合金融集團的設立。金融再生項目也助力不良債權比率半減目標的實現。山下哲生在採訪中提到，2017年8月日本正式廢除壞帳處理的代表性機構檢查局，這意味日本正式化解「失去的二十年」帶來的壞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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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新挑戰：
國際金融地位下滑，機構入駐吸引力不足
根據日本金融大爆炸規劃，2020年東京將重返國際金融中心前三。「但從上世紀90年代在東京落戶的外資企業逐步減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全實現國際金融中心的這個目標。」鹽飽啟一郎表示。「金融大爆炸，東京學習了倫敦，但力度不夠，效果也沒有倫敦好。」上海交通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麗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表示。
事實上，不可否認的是，東京的金融國際地位不斷受到挑戰。根據英國智庫Z/Y en G roup發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 F C I)，東京近年來逐步落後於香港和新加坡等亞洲城市，其雖然是繼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之後，排在了全球國際金融中心第五位，但是其和前4位的(指數)差距依然是很大的。
山下哲生認為，從市場需求的創造能力上來講，日本佔亞洲的G D P比率一直在下降，已被中國趕超，今後會低落到和印度一樣的水平。「從投資日本的企業的立場看，日本作為生產據點的話，人工成本太高。作為商品開發，或者銷售據點的話，又會感到人口，或者說銷售規模，比起中國潛力不大。」山下哲生認為，儘管日本超低利息便於企業融資，但是由於缺少優良的項目(風險投資，土地，企業)，日本作為據點的魅力不是很大。
某外資企業駐日機構相關人士表示，除自身經濟發展下滑外，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高稅率、極為複雜的行政手續等軟環境。外資企業在日本設置公司所需時間冗長，繳納材料過多，同時法務、會計等專業服務行業設有「行政書士」、「司法書士」、「社會保險勞務士」等多種不與國際接軌的資格制度，外資企業難以進行判斷，時間和金錢成本花費較大。
山下哲生也提到類似的觀點。其表示，從軟環境看，比如服務外國人的行政手續，服務外國人的廉價保姆、家政服務都特別少，外國人醫生也少，都是阻礙外國人在東京工作和生活的障礙。
山下哲生在採訪中提到，為了提升東京對於國際金融的實力，東京政府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為了創造優質的商業以及生活環境而實施的減稅，方便外國人落地日本而實施的行政審批手續簡化。為促進東京市場競爭，還展開針對海外金融企業的招商、資產運用的培訓、金融科技產業的培訓等。
而對於本土的金融機構而言，他們則嘗試著通過加速分享全球以及中國等新興市場發展帶來的機會。鹽飽啟一郎表示，全球經濟增長的大環境中，日本的經濟增長是低水平的，因此瑞穗銀行主要是進一步擴大在全球的業務發展，通過分享全球經濟的增長，來帶動日本經濟的增長。此外，中國企業、金融機構對日本進行投資，瑞穗銀行發揮牽線搭橋的作用，由此來幫東京實現發展。
Q&A
「強大的自身經濟實力
是建設金融中心的根本保障」
南都：東京灣區的金融發展歷程，能給粵港澳金融發展帶來什麼樣的經驗和啟示？
中國工商銀行東京分行相關負責人：東京灣區給粵港澳的啟示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強大的自身經濟實力是建設金融中心的根本保障。粵港澳大灣區本身是我國經濟最強的區域之一，加之有中國腹地的強勁經濟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支持，是未來建設金融中心的核心優勢之一。
二是提升國際化和開放性是建設金融中心的內生動力。高度開放性的對外經濟模式和吸引全球高素質國際化人才的能力是東京金融中心發展的內生原動力，同時促進了其他高端服務業、IT產業等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國際化和開放性最強地區，在中國外向型經濟持續發展的背景下，可通過繼續深度開放的方式吸引外國投資，建設國際化金融中心。
三是營造優越的商業環境是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舉措。
策劃：謝豔霞 統籌：南都記者 陳穎
特派東京記者：南都記者 陳穎
南方日報記者 郭家軒
後方調研團隊：南都記者 吳夢姍 李群
實習生 熊潤淼 郭曄 胡巖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