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絲·莫裡斯在泰特現代美術館的發展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也是2000年對外開放的泰特現代的第四任館長，也是首位女館長。
1987年，她作為策展人加入泰特。2000-2006年負責泰特現代展覽部，之後掌管美術館的國際藝術收藏。2016年出任泰特現代館長。她長期致力於對泰特藏品的重新構想，並通過各種方式拓展泰特現代的國際影響力，也是泰現代在女性藝術家中的代表性也有所增強。她也曾策劃了多場裡程碑式的展覽， 2007年的路易斯·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展、2012年的草間彌生展，2015年的艾尼格·馬丁（Agnes Martin）展，以及2017年的賈科梅蒂展。
2015年，泰特現代「艾尼格·馬丁回顧展」展覽現場在莫裡斯看來，美術館應該是一個藝術與社會對話的空間，並在美術館所處的社群（社區）中發揮作用，「藝術家可以是社群變革的催化劑，最好的藝術項目更多是關注於過程而非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不可見的社會文化機構，如同『城市針灸』。」而目前泰特現代也在嘗試改革，並在一些非正式的自主空間中推進。
位於倫敦泰晤士河畔的泰特現代美術館澎湃新聞：近年來，泰特現代為多位被忽視的女性藝術家做了回顧展，是不是泰特現代有「去中心化」、重新梳理美術史的意圖？兩方面的意圖都有。泰特現代繼承了20世紀以來的很多現當代收藏，這些收藏大部分是北美和歐洲的。我們在整理收藏的時候會發現在當代藝術當中很多很重要的女性藝術家被所忽視了。我給了自己一個任務或者說是使命，希望這些藝術家可以重新被看到。這個也是梳理歷史的一種方式，不是某一段歷史、而是不同的歷史，這取決於你站在哪個角度去看歷史。
最初我們展出這些藝術品會擔心觀眾會不會不多，因為當時我們的理解是觀眾願意看到熟悉的名字，一些大牌的藝術家。但做了幾次展覽以後，我們發現特別是介紹了幾個非常出色的女性藝術家以後，觀眾反響是非常好的，觀眾們也願意去發掘這些新他們視野外的藝術家們。在過去兩年中，我們做過納塔利婭·貢查羅娃（Natalia Goncharova，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698794）等俄國的女藝術家、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家，還有一位藝術家叫多拉·瑪爾（Dora Maar）她原來所被人熟知是因為畢卡索的作品，但是她其實自己也是一個攝影師，這個展覽在倫敦剛剛開，發現觀眾對於這些未知的領域其實還是有很大的興趣的，不僅僅是說想要知道歷史，更想要去遇見新的內容。那從我們自己角度來說，我們也會願意看到黑人藝術家、非洲或者是女性藝術家等，這完全取決於我們站在什麼立場去看或者去想。
「納塔利婭·貢查羅娃回顧展」展覽現場澎湃新聞：泰特現代是工業遺產轉化為美術館的典範，上海、尤其是西岸也有很多工業遺產轉化為美術館的案例，您覺得有什麼經驗可以提示上海美術館行業的嗎？對新的美術館來說總是遇到很多挑戰，就是剛剛起步的美術館像是孩子，還沒有完全成形。有一些可能展覽可能還不具有深度、寬度或者是豐富性。但是只要經營美術館的人，有想法，有遠見和眼光，並且願意去做一些新的嘗試，做對於他們美術館未來發展有益的實踐，那這個館肯定是會越來越好。我還發現現在美術館的一個特點，它們也許樓宇建築不同，但美術館本身是同類的或者是同質的，在我看來美術館並沒有必要是趨同的。它應該有自己的特徵和特性，這些特性反映在人身上，也反映在這個館所選擇展示的藝術家身上，反映在美術館的地理位置上，或者說可以不是一種物質性的存在，而是反映在美術館的遠景，他們未來所希望達到的一個目標上。總體來說，我覺得美術館們還是充滿潛力的。在上海，很多美術館也是剛剛起步，有些問題也許要五十年之後再來回答。
布爾喬亞，《母親》，1999年，鋼、大理石，倫敦泰特美術館收藏。龍美術館（西岸館），2018年澎湃新聞：現在上海有很多浸入式的「網紅」展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也有很多專業人士提出了質疑，您對一些浸入式展覽的現象怎麼看？我們也發現你在2007年和2012年分別策划過路易斯·布爾喬亞和草間彌生的展，你是如何看待她們現在也成為「被打卡」藝術家這個現象的？其實藝術家自己從來沒有想過或者說有意要成為這些所謂的「網紅」或者是流行的藝術家，他們其實都是非常嚴肅嚴謹的，並且非常專注於自己的創作，甚至他們的生活或者說生命有一些都是非常艱難的。像布爾喬亞，她是80歲左右才逐漸建立了她的名聲，草間彌生也是一樣，她的生活歷程也非常艱辛，這可以說是現當代藝術中的一種現象，其中的原因我覺得是「建立信任者」（trust builder）——她們的作品非常具有代表性，那些代表性的作品又會吸引觀眾去拍照。由這些代表性的作品，通過這幾個藝術家建立了觀眾和藝術史之間的關係，給觀眾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新的窗口。有些可能很難進入藝術的語境，但是通過這些藝術家，他們能夠慢慢了解他們背後的藝術史的故事。所以對我來說，我會覺得說這不是壞事情。
teamLab他們是比較單一性或者說是但維度的，不像比如說藝術家這麼具有複雜性、交融性。像草間彌生，她的創作其實有很多的層次，也有大型的繪畫、裝置，也有小件的作品。而且在她領域裡面，她其實說是第一個這麼做的人。而teamLab的作品很多比較具有娛樂性和互動性。他們其實就是選擇了像草間彌生等藝術家作品當中的一個元素或者一個維度，把它放大或者說誇大來展示，觀眾能在類似像teamLab這類的作品中獲得的感受或者內容是比較單一的。
上海復星藝術中心展覽現場，草間彌生作品《無限鏡屋（2019）》澎湃新聞：泰特也加入了「零碳城市」計劃，美術館和環境、和城市的關係又應該是怎麼樣的？除了普及藝術之外，美術館還能做什麼？美術館應該是一個令人信任的地方，觀眾之所以願意來美術館，也是基於對美術館的信任。所以從這一點意義上來說，美術館本身很具有領導力，那他的領導力可以體現在藝術上、教育上，也可以體現在行為準則上。我們也願意去做一些事情能夠來對應，或者回應氣候變化的緊急問題，我們也為自己設定了目標。從節約能源上方面，就泰特現代來說，我們用雨水來衝刷洗手間，也在停止使用塑料，還有在我們所有的策劃、展覽製作也都遵照相應的環保綠色的協定，甚至是我們的策展人減少出行，乘坐公共運輸等。
2018年12月12日，泰特現代外展出的「Ice Watch 倫敦」作品。在與周邊社群的關係上，我們也希望美術館所在的社群地區的人能夠很大程度上參與到美術館的活動，分享我們的資源。我們也會傾聽市民的聲音，他們會建議美術館可以怎麼樣幫更好地改善他們的生活。我們也邀請市民們晚上來參觀我們美術館，就總體來說我們盡我們所能開放我們的大門，形成一個有效的好的交流機制。所以這個美術館並不全都是藝術，它也很大程度上是在積極的支持市民的訴求。就比如說我們代他們向議會提出要求某些區域增設警力或者說建造一個新的學校等等。正因為美術館有這樣的領導力，所以我們能夠跟這些決策者來對話。
泰特現代與社區關係的漫畫澎湃新聞：英國脫歐公投後，美術館行業是否有影響？脫歐暫時還沒做實，我們其實還在等結果。對於我們來說，美術館不是那麼大程度上依賴於政治，也不那麼大程度依賴於歐洲的情況。而且機構之間本來都有自己的互動交流關係，但有一點的確是挺令人傷心的是我們已經能夠發現來自歐洲的觀眾數量在減少。對我們來說其實做文化就是要跟人交流，所以對於觀眾的影響來說，我們覺得還是挺遺憾的。
「Late at Tate Modern」活動現場澎湃新聞：泰特已經有超過百年的歷史，泰特現代也已經開館20年，這20年世界和藝術都發生了很多變化，你們對未來的規劃是怎樣的？泰特現代可能還比較年輕，還是孩子。如果要說過去20年藝術發展的話，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有了更多的擴展並且更具兼容性、包容性，我們能夠很容易地接觸到亞洲、非洲的藝術或者北美的，不再是歐洲藝術佔主導的地位。
藝術家們也開始非常多的進行跨媒體的創作，不再是純粹的油畫，純粹的某一個藝術媒介。而是把很多所有的視覺藝術語言結合在一起，還有一個是藝術家們的創作也兼顧了商業性和工作室創作的特性。整個來說，藝術的特性變得非常的交融和複雜。
美術館的使命是回應現在的藝術狀況以及藝術家的興趣或訴求。比如說我們一直在社群當中和社群之間建立聯繫，並不是因為社群重要，當然社群的確是重要的。我們這麼做是因為藝術家們，他們在社群裡面，在社群裡面做了很多的實踐和創作，而我們是為了表現和反映他們這些事情。所以其實我們未來的發展就取決於藝術的發展，或者在這個藝術環境下藝術家他們的發展情況。
位於倫敦城市空間中的泰特現代澎湃新聞：今年6月份，泰特和浦東美術館有籤約合作協議，計劃中兩家美術館的合作是怎樣的？據此前的消息，泰特美術館將為上海陸家嘴集團建設浦東美術館提供為期3年的培訓和諮詢服務，並於2021年合作舉辦浦東美術館開館大展。首先我們對合作很興奮，浦東美術館的團隊也是非常有經驗的，我們更多地是給他們助力，讓浦東美術館成為浦東的美術館，而不是成為另一個泰特。
面向浦江的主立面將設有兩片「大玻璃」 （圖片來源：讓· 努維爾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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