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00多年前塞萬提斯寫《堂吉訶德》諷刺騎士文學，但又忍不住融進了很多很深的同情，近100年前魯迅寫《孔乙己》，對那些跟不上時代的舊文人就只有嘲諷。
《我，堂吉訶德》的導演約瑟夫·格雷夫斯前些年不但導演還親自主演了該劇的英文版，我在和他接觸中發現，這位少時在英國受了啟蒙教育、近14年來一直在北京大學教戲劇的美國人真的有些堂吉訶德之風。但是，去年在看他的獨角戲《一個人的莎士比亞》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了孔乙己———並不是他演的那個「我」像，而是也由他扮演的那位介紹莎士比亞的老師讓我想到了孔乙己———要是滿腹學問、張口就「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在魯鎮也有個渴望求學的小孩來做他的學生，這一老一少在舞臺上會多麼好玩!那就會比魯迅本來十分嚴肅的立意「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更多一層趣味了———當然，魯迅本人也許未必會喜歡這種「趣味」。
在上海人民大舞臺看「七幕人生」出品的《我，堂吉訶德》，又想起了孔乙己———堂吉訶德嘴裡那些之乎者也的文縐縐臺詞真有點像魯迅筆下那個也和周圍所有人格格不入的落魄書生，但更多的時候我看出了他們倆的不同。這個音樂劇是個戲中戲，一開場就出現了小說作者塞萬提斯本人———可憐的作家竟已鋃鐺入獄，他要在獄友霸陵他的「法庭」上給自己辯護，乾脆演起隨身帶的手稿中「堂吉訶德」的故事。這一來，本來有很重自傳體色彩的人物「堂吉訶德」就和作家完全合成了一體。把風車當巨魔來挑戰、把妓女當女神去崇拜，這些可笑的行動實在又非常可愛———而笑他的人大多相當可憎可惡。最有趣的是，廚娘兼妓女阿爾東莎反覆告訴他自己的真實身份，甚至故意把自己貶得更低，可堂吉訶德就是不理會，硬要改掉她粗俗的名字，每次都尊稱她為「杜爾西尼亞」，還「言之不足則詠歌之」，唱得柔情萬丈。後來事實證明，阿爾東莎這位女主角也是既可笑、可憐又極可愛。她雖已習慣了被人侮辱，卻挺身而出和堂吉訶德一起戰勝了不懷好意的騾夫，打贏後就催著他去休息，獨自去為被打倒的騾夫療傷，不料結果卻是，遭到他們的集體強暴!
這是這齣好玩的戲裡最催人淚下的場景，雖說舞臺上的大幅度動作都是虛擬的，很可能寫意比寫實表現力反而更強。人性之善和人性之惡都展示到了極致，而且是讓如此極端的惡與醜來直接地撕碎如此極端的善和美。總體上看，很難說《我，堂吉訶德》是一齣喜劇還是悲劇，也很難說堂吉訶德這個角色是丑角還是英雄，但如果要問阿爾東莎，可以肯定地說，再怎麼自暴自棄、自嘲自貶，她也沒有一絲丑角的味道。堂吉訶德是對的———也只有這個「瘋子」說對了，這位被摧殘的女性確是個高貴的女神。雖然在被強暴後她也一度責怪堂吉訶德把虛無縹緲的夢傳染給了她———本來她的心早已經像冰一樣了，但到了最後，這顆冰冷堅硬的心還是被堂吉訶德融化了。那位瘋子贏得了她的敬重，而這位妓女也贏得了觀眾的敬重。也許，觀眾喜歡還有一個原因———這個戲不但劇情和意境高明，歌和舞也很出色，在這班能歌善舞會演戲的理想的職業音樂劇演員中，男女主角劉陽和苗芳尤其出眾，不由你不喜歡。
堂吉訶德的神韻和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頗有些相似之處，但也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塞萬提斯幾乎是毫不隱晦地把自己放進他的主人公裡，難解難分，笑他、疼他，還要哭他；而魯迅則總是冷峻地把自己放在他塑造、審視的對象之上，「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個「其」字，把主體和客體的界限劃得清清楚楚。《我，堂吉訶德》這個中文名字並不是直接譯自ManofLaMancha那個從1964年首演以來火了半個世紀的英文劇名，而是來自同一劇作家戴爾·瓦瑟曼1959年就推出的電視劇I,DonQuixote。中譯者的這一選擇十分傳神———塞萬提斯就是堂吉訶德!《孔乙己》裡也有一個「我」，但那只是主角孔乙己的陪襯。更重要的是，不同於那個高唱「我喜歡他」的陪襯堂吉訶德的僕人桑丘，魯鎮酒館裡的這個「我」自覺地位比孔乙己還高很多；雖說他也不過是個沒多少文化的溫酒小廝，卻一點也瞧不起滿口文言的孔乙己，因為他潦倒之極，窮到不偷東西沒法活，又木頭木腦，笨到每次都被抓住挨打，到酒館來總要被人恥笑。把孔乙己和阿爾東莎一比，莫非還真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笑貧不笑娼？其實無論中外，多數作家都是男人，寫妓女時幾乎都會手下留情———杜十娘、茶花女、芳汀、陳白露沒一個有一點丑角的影子，而窮困潦倒的男性丑角就多了去了。所以，還是要對比兩個男主角的形象才能看清楚兩位大作家的不同。
400多年前塞萬提斯寫《堂吉訶德》諷刺騎士文學，但又忍不住融進了很多很深的同情，相信他潛意識裡很清楚，過時的東西未必完全失去價值，尤其是和前朝文明密不可分的貴族精神。近100年前魯迅寫《孔乙己》，對那些跟不上時代的舊文人就只有嘲諷、「哀」和「怒」，他甚至要年輕人「不讀中國書」———而現在，又有不少受他的思想影響的人覺得他也過時了，要「魯迅下課」，好更多更快地學西方的新玩意了。殊不知，在這些人仰望的歐美一流大學裡，無論讀什麼專業的學生都必須先修核心課程，而核心的起點就是文明史上的經典著作———從古希臘羅馬開始，當然還有文藝復興時期像塞萬提斯、莎士比亞這樣的大家。當前，中國面臨著很可能是比塞萬提斯和魯迅看到過的更徹底更快速的社會轉型，我們每天也看到很多跟不上時代的落伍的人———說不定我們自己也是，如果我們也要在舞臺上展現這樣的人物，該怎麼做好？不妨去看看已在世界各地演了50年的《我，堂吉訶德》，這個音樂劇不但沒過時，對中國觀眾來說，恰恰是正當其時。（文/孫惠柱 作者為上海戲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