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徵之役是諸葛亮軍事政治生涯中最成功最完美的一筆，歷來為研究三國史、西南少數民族史及歷史人物諸葛亮者所稱道，但時至今日有關南徵之役的一些基本問題仍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本文試就南徵之役的戰略重點、南徵之役所達最遠地、南徵之役的善後措施及其成效，談點一孔之見，若有不當之處，誠乞方家賜正。
一、南徵之役的戰略重點是打擊漢族大姓耆帥及地方官吏反叛勢力
通常認為，諸葛亮南徵是實踐當年他與劉備對策中的戰略構想「南撫夷越」，也就是說諸葛亮南徵的戰略重點是打擊南方四郡少數族的叛亂。其實不然，諸葛亮南徵的戰略重點是打擊南方四郡漢族大姓耆帥和地方官吏中的反叛勢力。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反、正兩個方面來看：
首先，從叛亂一方來看。
南方四郡漢族大姓耆帥和地方官吏叛亂勢力是將矛頭直接對準蜀漢中央和地方政權的，政治意圖明顯；且裡通外國，與孫吳中央和毗鄰地方政權相勾連。對蜀漢政權的危害極大。漢族大姓耆帥叛亂勢力的代表人物雍闓公然否定蜀漢政權的合法性，「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
闓但籤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闓又降於吳」，在國外尋找政治靠山。不僅殺害益州郡(郡治駐味縣在今雲南曲靖)太守正昂，甚至把蜀漢中央政府派往益州郡的新任太守張裔送給吳國。
「吳主孫權追用闓為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際。」地方官吏反叛勢力的代表朱褒，以郡丞身份自署牂牁(郡治且蘭在今貴州黃平南)太守，肆無忌憚地殺害蜀漢中央派駐牂牁巡察的官員，舉郡反叛。「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
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于越雋(郡治邛都在今四川西昌)，欲以安之，褒猶不復改，遂以郡叛應雍闓。」少數族酋長叛亂勢力的代表越雋夷王高定則僅僅乘劉備崩逝之機，「攻殺郡將焦璜，舉郡稱王以叛」，據境自守而已。既未與其它郡縣協同扇亂，更未同外國聯絡，而且當雍闓與其勾連時，高定部曲還「殺雍闓及士庶」，可見沒有什麼政治野心，對蜀漢的威脅較漢族大姓耆帥和地方官吏叛亂勢力要小得多。
其次，從徵討一方看。
第一，諸葛亮南徵兵鋒所向直指漢族大姓耆帥和地方官吏反叛勢力。參與南徵的三路大軍，東路由門下督馬忠率領趨牂牁，平朱褒，向益州；中路庲降都督(駐益州郡)李恢從駐地平夷，兵指益州，進擊雍闓；西路由諸葛亮親率，先平越雋夷王高定，然後南下與馬忠、李恢會師益州。
儘管諸葛亮所統主力首先解決的是越雋夷王高定，但不能以此斷定消滅夷王高定是戰略重點。因為越雋是西路軍南下道路所必經，解決高定只是捎帶而為之，最多算是初試鋒芒。從整體部署來看，此次南徵的戰略重點是三路大軍會師的益州郡。
第二，什麼是諸葛亮南徵的戰略重點？諸葛亮自己最清楚。他在後來北伐前夕的上疏，即《出師表》中，將南徵之役表述為「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可見「五月渡瀘」之後的戰事才是戰略打擊的重點。而擊殺越雋夷王高定是在「五月渡瀘」之前完成的。「五月渡瀘」以後，諸葛亮所率主力「進徵益州」，與馬忠、李恢合攻益州這個南方四郡叛亂的策源地和漢族大姓耆帥叛亂勢力的老巢，「生虜孟獲」。
孟獲是在雍闓被越雋夷王高定擊殺後，「收闓餘眾以拒亮」，成為漢族大姓耆帥叛亂勢力代表的。司馬光《資治通鑑》在述及南徵之役的結果時說：「益州、永昌(郡治不韋在雲南保山)、牂牁、越雋四郡皆平。」益州是放在最前邊的，越雋卻放在最後。顯然，司馬光也認為諸葛亮南徵的戰略重點在平定益州漢族大姓耆帥叛亂勢力。
從反、正兩個方面來看南徵之役的戰略重點為打擊漢族大姓耆帥及地方官吏反叛勢力，是不容懷疑的。
二、南徵軍所達最遠地為今伊洛瓦底江中遊地區
關於南徵軍所達最遠地，歷來說法不一。1．今雲南彌勒、開遠之間南盤江南流東著大彎道地區。《三國志蜀書李恢傳》在：「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與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繆鉞《三國志選注》釋「盤江」曰：「即《水經注葉榆水》所說的盤江。
盤江源出律高縣，律高縣在今雲南省瀘西、彌勒兩縣境。楊守敬說：『酈氏之所為盤江者，今無其水，據其所敘，似今彌勒瀑布河倒流入葉榆者。』」結合今天的地理狀況看，南徵軍李恢一路所達最遠地當在今雲南彌勒、開遠之間南盤江南流東折之大彎道地區。2．今雲南昆明滇池東南岸。《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漢晉春秋》載：南徵軍諸葛亮一路七擒孟獲，「遂至滇池」。
《資治通鑑》也取是說。胡三省注曰：「滇池縣屬益州郡。池周回二百餘裡，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池。」考今之地理，滇池縣當在晉雲南昆明滇池東南岸。3．今雲南大理。唐樊綽《雲南志》載：「孟獲據佛光寨，去大理百五十裡，守關隘。諸葛武侯南徵，不得入，乃由漾滭而北，破佛光，駐軍大理。盡覽形勝，以定規劃。」此說南徵軍諸葛亮一路曾達到洱海南大理城。
4．今雲南保山。這是南徵軍諸葛亮一路所達最遠地的又一種說法。《雲南通志》載：「諸葛亮經會川，歷三絳、弄楝、葉榆，西抵永昌(今滇西保山縣一帶)，遂生擒獲。」今人對南徵軍所達最遠地也不乏關注者。除採認《漢晉春秋》、《資治通鑑》最原始最穩妥觀點者，如王仲犖先生《魏晉南北朝史》曰：「三裡大軍在滇池會合」外。有學者從「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入手探討，結合滇緬邊境地區有「八莫」一名，以及緬甸語稱本國為「不毛」(音)，提出南徵軍諸葛亮一路實際達到了今滇緬邊境緬甸一側的「八莫」地區。該地區當時屬永昌郡。
南徵軍所達最遠地為「八莫」一說，雖僅為一種推測，但也不是找不到史料支撐。明王士性《廣志繹》卷五《西南諸省》有多處涉及諸葛亮南徵的文字。作者曾在這一區域為官，又十分愛好考察史地，所言都有比較確實的根據。是書稱：「諸葛孔明南徵至江頭城。」
「緬人於壬辰歲以貢物入，餘時在瀾滄。蓋先是張憲使文耀遣黎邦桂入緬探事，黎說之而來。據邦桂對餘云：『莽酋應龍在五層高樓上，柱皆金髹，呼邦桂與席地坐，謂渠未嘗侵中國，乃其部下為盜也。渠亦是漢地，乃諸葛孔明所到，有碑立江頭城。』」清人張澍編《諸葛亮集》，搜羅歷代文獻所載諸葛武侯遺蹟甚全，但未及《廣志繹》是其疏漏。考明代江頭城地望，在今緬甸境伊洛瓦底江中遊瑞麗江匯入口之傑沙。
從譚其驤先生《中國歷史地圖冊》第三冊之標示看，江頭城地望在永昌郡西南邊界之外。但據《廣志繹》所言推之，當時此地也應屬永昌郡西南邊境先鋒哀牢地轄區。說諸葛亮南徵軍曾達這裡，從南徵的大局上看也不是不可能。《通鑑》載：三路大軍南徵「擊破諸縣」，「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
儘管作為統帥的諸葛亮不必親臨每一郡每一縣，但南徵軍各路所部肯定會分別達到每郡每縣，不然就不會稱作「擊破諸縣」、「四郡皆平」。在進至永昌郡哀牢縣的一支南徵軍向南推進至西南邊境後來叫江頭城的地方也是合乎情理的。
三、南徵之役的善後措施及其成效
南徵之役取得決定性勝利後，諸葛亮以傑出政治家的睿智採取了一系列高明的善後措施，收到了顯著成效。以往論者對南徵善後措施及其成效的某些內容已給預了一定關注，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但還有一些內容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或探討不夠深刻，或認識不夠全面。
其一，調整行政區劃，加強郡縣政權建設，提高掌控能力。建安十九年(214)劉備入據成都後，很重視穩定南部諸郡的政局，設置庲降都督，專責統馭南方諸郡，派得力人選任都督及各郡太守，以加強對南方諸郡的統治。但南方諸郡境域遼闊，交通阻塞，夷漢雜居，易動難安。
劉備崩逝後，南方諸郡所出現的漢夷兩種勢力的動亂，引發諸葛亮的深刻思考，要鞏固蜀漢政權對南方諸郡的統治，有必要對原來的行政區劃作調整。調整行政區劃分兩層：第一層增加郡一級行政區劃數量，縮小每一郡的管轄範圍。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為雲南郡(郡治弄棟在今雲南姚安)，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郡治宛溫在今雲南丘北、硯山之間)。」
由原先的四郡增為六郡，與原來相比增置了雲南郡和興古郡，方便了郡一級政權對轄區屬縣的控制。對此已有論者言及。第二層新拓制了一些縣份。對此言者尚少。據錢儀吉《三國會要》考證，南徵之役後新置縣份涉及建寧郡新置有存馬、新定、修雲；牂牁郡新置有廣談；永昌郡新置有永壽、雍鄉、南涪。
共新置七縣。這些縣級政權的建立，自然強化了對這些原本處於邊遠蠻荒地方的管理。討論諸葛亮南徵之役後對南方諸郡行政區劃的調整，忽視新縣份的設置是不夠全面的。
在調整行政區劃的同時，諸葛亮對南徵之役中降服歸順的漢族大姓耆帥及少數族酋長加以任用，吸納入郡縣政權。這就是《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漢晉春秋》所載：「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一般認為《漢晉春秋》所言「渠率」是專指少數族酋長。事實上這裡所言「渠率」除少數族酋長外，還應包括南方諸郡有影響的漢族大姓領袖以及夷化漢人和漢化夷人頭目在內。
與少數族長期雜處的漢族大姓，特別是夷化漢人和漢化夷人與少數族關係密切，任用他們的頭領為郡縣吏，既有利於安撫漢族大姓族眾，又有利於羈縻少數族部落。這應是諸葛亮所任用「渠率」的主體。對於漢族大姓領袖的任用，是有明確記載的。《華陽國志》稱：
「亮收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獲為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當然一些有影響的少數族部落酋長也在任用之列。只有這樣兼顧了漢族大姓、夷化漢人和漢化夷人領袖人物以及少數族部落酋長的任用，才能稱得上「綱紀粗定，夷漢粗安」。若單指少數族部落酋長的話，怎能叫「夷漢粗安」呢？
其二，創新機制，協和夷漢關係。諸葛亮通過南中之役，對南方諸郡的社會矛盾有了深刻而全面的把握。既抓住了漢夷反叛勢力相通的一面，重拳打擊漢夷反叛勢力。又發現了夷漢之間的隔閡和矛盾，漢族大姓佔據城邑、平川，擁有巨量財富，而少數族居處險惡，勇猛彪悍，對漢族大姓的富足時有覬覦，深入思考了如何利用夷漢矛盾，創新管理機制，協和漢夷關係，從而達到穩固統治的目的。
《華陽國志》載，諸葛亮平定南方諸郡漢夷叛亂後，「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大姓富豪)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於漢。」如此通過勸導漢族大姓拿金帛財物聘用強悍夷人為私家部曲的辦法，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夷漢的利益矛盾。同時蜀漢政府對拿出金帛財物數額大，聘用強悍夷人多的漢族大姓給予官職，並準予世襲，以資鼓勵。通過這樣的連環利益關係調整，創新了使夷人服從於漢人的新機制，達到了協和夷漢關係的目的。
其三，作圖譜，啟發、引導、規範夷人融入文明社會。蜀漢時代的西南各少數族基本上仍處於原始部落社會階段。儘管部落內部，部落與部落之間，都有其習以為常的自身結構和運行秩序，但從觀念到行為與蜀漢國家的政治秩序和社會文明存在著相當的距離和厚厚的隔膜。
語言不同，文字不通，更加劇了這種距離和隔膜。這種距離和隔膜正是各少數族與蜀漢地方政權矛盾、摩擦，甚至公開反叛行為產生的根源。為了從深層次上解決南方諸郡少數族部落同蜀漢地方政權間的矛盾，諸葛亮通過對少數族社會狀況的考察研究，抓住夷人「論議好譬喻物」的習俗，以作圖譜的形式在少數族部落秩序與蜀漢政治秩序間架起一道橋梁，用來縮小二者的距離，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隔膜。
《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載：「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卷。」作圖譜這種方法因夷之俗，故其內容易為夷人理解、接受。
圖譜形象地把少數族部落納入到天地授命的蜀漢政治架構之中，明確二者之間的關係，啟發引導將自身的少數族部落社會與蜀漢政權接軌，使部落社會秩序自覺地服從於蜀漢國家政治秩序，從而規範少數族的社會行為。此舉收到了單純軍事平定所無法收到的效果，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頒發給夷人的瑞錦、鐵卷，「今皆存每刺尉至，齎以呈詣，動安如之。」
向來論者對《三國志蜀書馬良傳》裴注引《襄陽記》所敘「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這一南徵之役及其善後工作的成效多有質疑，列舉史籍所載南徵之役後到諸葛亮病逝南方諸郡少數族反叛的若干材料，來證明南徵之役及其善後工作的成效有限。誠然，諸葛亮南徵之役及其善後措施沒有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徹底化解南方諸郡的社會矛盾，解決南方諸郡的社會問題，但我們沒有理由惑疑南徵之役及其善後措施之卓有成效。只要認真審視一下歷史記載，便會發現：
第一，南徵之役後至諸葛亮病逝，甚至其後，南方諸郡沒有再發生漢族大姓耆帥和郡縣官吏反叛事件。這說明南徵之役戰略重點要解決的漢族大姓耆帥和郡縣官吏反叛問題，獲得了相當成功。從這個層面上講，《襄陽記》所言「終諸葛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當為不虛。
第二，南徵之役後至諸葛亮病逝，南方諸郡所發生的少數族叛亂事件都是局部的純粹少數族叛亂事件，規模較小，影響不大，更沒有發生與漢族大姓一時並起相互煽惑的大動蕩。蜀漢政權僅憑南方諸郡守將手中的武裝力量就很快將之平息。
這說明南徵之役對南方諸郡少數族酋長叛亂勢力的震懾是有力的，所採取的善後措施確實起到了和協南方諸郡夷漢關係的作用。大多數少數族部落與蜀漢地方政權的關係是平和的，甚至說是融洽的。南方諸郡的執政能力確實得到了加強。
總結
諸葛亮南徵的戰略重點不在打擊少數族酋長叛亂勢力，而在平定南方諸郡漢族大姓耆帥和地方官吏叛亂；南徵軍所達最遠地不是滇池，而是今天伊洛瓦底江中遊地區；南徵及其善後措施收到了顯著成效。此後南方諸郡沒有再發生漢族大姓耆帥和地方官吏的反叛，少數族叛亂的次數和規模也十分有限。
參考文獻：《三國志》《華陽國志校補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