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勇
摘編｜甘甜甜
我好像註定就是要從醫的。
童年的時候，小夥伴們一起追著看武俠劇，他們對武功蓋世、正義凜然的大俠們仰慕不已，而我卻對裡面的醫師們念念不忘。記得《神鵰俠侶》中，楊過和小龍女身中情花之毒，為此小龍女不惜自己跳崖以救楊過，那時我多麼希望有一個人能解情花之毒，不至於讓他們生離死別。我想，如果《雪山飛狐》裡的藥王能出現就好了，他精通藥理，能治百病，一定能解情花之毒。我便學著他的樣子，把家裡面能找到的藥倒出來配製，什麼香砂養胃丸、利福平眼藥水、感冒衝劑、三黃片等，幻想能配出一個百毒不侵的藥。我把它們搗碎，又加入了一些我們當地長的甘草和竹根七，加上水混合，然後放在火上烤，冷卻後把蓋子封上，在泥裡埋了一個月，結果變成一瓶黑黑的黏稠液體。我著實沒膽量喝下去，猶豫了很久，想餵給雞，結果雞也不喝。於是我就把它倒在我家門口的一株文竹盆裡，想仔細觀察它會有什麼變化，結果一周後，文竹死了。
文竹是死了，但我對醫藥配製的熱情並沒有消退，反倒越發高漲。我開始對一些民間的小偏方感興趣。我們班裡有一名同學患有癲癇，我按照偏方的指引，挖出幾條蚯蚓混合玉米粒將其搗碎，混上白礬，然後用開水衝開便讓他喝。一開始他死活不喝，在我的反覆遊說下才小小地喝了一口。當晚，他家的大人們跑來我家理論，父母將我一頓教訓。母親說不能信這些偏方，你若想學醫便要好好學習才能真正地治病救人。
《目光》，作者: 陶勇，版本:白馬時光｜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0年10月
1
這些事過去了很久，但我仍然記憶深刻，現在想來有幾分可笑，但也許就是從那時起，我心裡埋下了對醫學的興趣。小時候，我身體弱，經常生病，所以時不時就要去醫院，每每去醫院聞到那股清新的消毒水味，看到紅十字標，以及那些行色匆匆穿著白大褂的醫護人員，總會肅然起敬。每一個來醫院的人，都有各種各樣的痛苦，這裡就像那些大俠身負重傷後能出現生命轉機的地方，是他們的希望。
小時候我有支氣管炎，很痛苦，一犯病母親就會帶我到醫院打針。那時我挺勇敢的，心裡雖然怕得要死，但表面上絕對不會哭喊，我知道醫生是在救我。有一次我打青黴素過敏，頭暈目眩，感覺就像武俠片裡中毒的人一般，醫生緊急為我注射了腎上腺素和地塞米松，那時我就驚嘆醫藥真是太神奇了，它會讓人康復，也會讓人「中毒」，這其中的玄妙要多麼厲害的人才能掌握。
在我十歲的時候，母親帶我去省城南昌的大醫院看眼睛。母親的沙眼是多年頑疾，眼睛經常是紅彤彤的，總是不斷地流淚。之前家裡貧困，她總是忍著，不舒服的時候就點一點眼藥水，因為怕傳染我們，所以她的毛巾、枕巾從來都和我們用的單獨隔離。
去了醫院後，我看到醫生給她的眼睛上點了麻藥，然後用很細的一根針挑眼睛上的小白點，一個一個地挑出好多白色的沙粒，而且那個沙粒很大，我看到它就有種眼睛發澀的感覺。我對這位醫生湧出無限崇敬，這些沙粒困擾了母親十幾年，在他的手裡就這麼輕易地解決了，以後母親的眼睛就再也不會疼了。
給母親治療後，醫生又拿出一根很細的針管，對我說：「小朋友，你的眼睛是不是經常乾乾的，那是你流眼淚的淚腺堵住了，叔叔給你通一通好不好？」其實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淚腺，但看了他對母親的治療後我完全信任地點了點頭。
通淚腺是拿針管插到內眼角內用水衝刷，然後會從鼻子裡冒水，非常難受，但我硬挺著沒有叫。結束後，醫生和護士紛紛表揚我勇敢。似乎從那時起，我對眼科就有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在我高考報志願的時候，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報考了北京醫科大學。
當時父母並不支持，可能是我姑姑和姑夫從醫，他們了解醫生的艱辛，所以希望我能選擇一個相對輕鬆的郵電專業。20世紀90年代，正是家裝電話機的高峰期，郵電行業欣欣向榮，從事這個職業在父母眼裡又體面又輕鬆，不像醫生那般沒日沒夜地辛苦。
我向來是一個乖巧聽話的孩子，唯獨在這件事上，我特別固執，填完志願才告訴他們我還是堅持了自己的選擇。父親嘆了口氣，半晌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學醫也不是不好，但你要做好心理準備，學醫要比其他專業辛苦得多，本科就要讀五年，學出來也不一定能成為一個好醫生，還要讀研讀博，你可有的熬啊。」那時的我年少氣盛，對父親說：「您放心，我一定讀個博士回來。」
2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原本以為跨越高考，大學生活會輕鬆一些，真正開學後我才知道相比高考，學醫之路更加漫長艱難。在江西時我的成績名列前茅，來了北京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的同學一半是北京的，一半是同我一樣來自天南海北的。大家一個比一個優秀，相比起來，我普通得像扔在海灘上的一粒沙。
自卑激發了我的自尊心，我暗暗給自己打氣，絕對不能淪為沙粒。
陶勇，2000年國慶節，拍攝於天安門廣場。
那時我的普通話不標準，我就早上起來讀報紙，聽廣播，認真練；英文口語不好，我就加入一些英文小組，厚著臉皮開口說話；北京的同學見多識廣，和他們聊天總會顯得自己才疏學淺，於是我儘可能多地和他們討論、學習。
北大醫學部離北大未名湖不遠，我經常沒事兒就去湖邊走一走，高大的博雅塔屹立在那裡近百年，多少偉大的科學家、哲學家、詩人、作家從這裡誕生，它見證了中國學術界的成長與繁榮，也象徵著無論經歷多麼大的風雨，知識高塔都是不會倒下的。
從小喜歡看書的習慣讓我業餘時間基本都泡在圖書館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讀書中我感覺很輕鬆。心情好時我會讀一些專業方面的書，心情不好時就看一些哲學的書，感覺讀好書的過程像在與一個個大師溝通，眼界、心胸會開闊很多。
大學七十四門功課，遠比想像中難太多。第一學期考試，我的成績並不理想，在高中時排名靠前慣了，一下子非常不適應，大學也不再單單以成績來衡量人，反倒讓我更加失落。很多同學開始了豐富的大學生活，各種活動數不清。而身處其中的我卻十分迷茫，我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否能實現，如果我也就此撒手，畢業後也能混個普通的工作，然後一輩子將碌碌無為。想到此，我便後背發涼，和父親說出的豪言還記憶猶新，我果然是個庸才。
事實上，學醫路上需要克服的更多的是醫學課程學習中的枯燥。如果不是身邊經常有親戚或朋友生病，時常警醒我學醫的初心從來不是為了成績，而是為了治病救人，保不齊我也會半途而廢。
我開始重新認識醫學那些生澀難懂的知識，它們不是停留在書面上的文字，而是活生生地存活在我們的身體裡，如果我們連自己的身體都不了解，還談什麼改變世界。
此後，我不太關注別人的言論，完全把醫學當成一個愛好去探索。有了這樣的心態，我發現知識開始變得有趣，每一個知識點不是完全獨立的，而是互相關聯、影響，就像這個龐大的宇宙。我以結果為導向，深入去挖掘人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疾病，身體裡的細胞、器官是如何運轉，是什麼讓我們活蹦亂跳，又是什麼讓我們萎靡不振，包括現下自己的所感所想，也是由大腦皮層的高速運行而產生的反應，這太神奇了！
從那以後，我找到了學醫的熱情，成績也隨之提升。華羅庚先生曾說過，書開始是越讀越厚，慢慢就會越讀越薄。開始我並不能理解他的意思，直到自己不斷地扎入醫學的海洋中才發現，剛開始那些晦澀難懂的知識在真正掌握了以後會變得非常簡單。我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脈一樣，可以融會貫通、靈活應用，往往看完一個知識點就能猜到下個知識點是什麼，這種發現和成長遠比考取一個好看的分數更讓我激動。
3
學醫五年，前兩年半在學校，後兩年半就會跟著老師在醫院跟學，真正接觸了病人之後，我對醫生這個職業才有了真正的認識。
我們所學的知識點遠遠沒有現實的病症複雜，做題、做試驗出錯了可以再改正，可是面對一個活生生的人，是不容有一絲治療上的偏差和失誤的。我開始對自己曾經的天真感到後怕，看著身邊的老師們在複雜的病症面前胸有成竹、泰然自若，我才真正知道，想成為一名醫生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識和實戰經驗。
在跟學的兩年半時間裡，我親眼見證了太多複雜病症的患者在醫生的手裡起死回生、康復如初，他們眼中閃現的光叫希望，他們對醫生簡單的一句感謝，是我見過的最最真摯的感動。
「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我國唐代著名醫師孫思邈《大醫精誠》裡的這段話，讓我恍然醒悟，醫生這個職業不同於其他職業，從醫不僅僅是一份謀生的手段，更多的是一種使命和一份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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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參加的公益醫療隊前往江西樂安，為當地患者免費做白內障手術。一個寒冷的清晨，下著毛毛細雨，一隊衣著臃腫的老人踏著滿地乾枯的落葉蹣跚而來。王阿婆走在隊伍的最後面，她有嚴重的駝背，重心前移，使得她每走一步都感覺剎不住地要向前栽倒似的。
看診後我發現她的眼部情況也很糟糕，她是典型的南方老人的眼睛，深眼窩，小瞼裂，而且白內障的程度也特別重。這樣的情況，即使擱在北京的大醫院裡也算絕對的複雜病例。出發的時候老師曾一再告誡，不要惹禍，複雜的不要去碰，因為你很有可能失敗。年輕醫生做這些複雜的手術風險很大，對專業性和心理承受力要求都非常高，衡量再三，我只能無奈地和當地的聯絡員說了三個字：做不了。
讓我意外的是，聯絡員開始為阿婆求情，而這是不常有的事情。原來王阿婆的丈夫已經過世十年，五年前，她唯一的兒子也在事故中遇難。阿婆平日裡最愛做的事就是拿出丈夫和兒子的黑白照片輕輕撫摸。只是她並不知道，那張照片因為反覆摩擦早已經變得模糊。最近，王阿婆肚子裡長了個瘤子，她的時間不多了。這次是她唯一一次重獲光明的機會。
看著阿婆嚴重的駝背，我還是有些猶豫。這個時候，王阿婆說了一句話：「阿想製件壽衣嘞。」我是江西人，聽懂了她的方言，她想給自己做件壽衣。在江西的部分村落有這樣一個風俗，人死的時候入殮所穿的壽衣，一定要是自己親手做的，如果不是，到了那邊會見不到自己的家人。
對一個老人來說，如果逝去之後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家人了，那將是一種怎樣絕望的痛苦。
簡單的願望，樸素而真實，我無法再開口拒絕。我決定拋開顧慮為阿婆做手術。為了讓駝背的阿婆上半身放平，手術的時候我們幫她找了個半米高的墊子墊著腿，而且破天荒地給她的雙眼同時進行了手術。這在眼科手術原則裡一般是不允許的，但這一切只為了確保她術後能看得見。半小時後，手術成功，阿婆的視力恢復到0.6，老人很滿意，我們也如釋重負。
陶勇在江西樂安「健康快車」上做手術。
三個月很快就過去了，初春的南方似乎也善解人意，樹上冒出不少嫩綠的新芽為我們送行。後來聯絡員找到我說，王阿婆在手術後的一個星期之後就過世了。那七天裡，她逢人就說政府好，臉上洋溢著久違的笑容；那七天裡，她給自己做了件壽衣，衣服上特別縫了個口袋，而口袋裡，裝著的就是那張丈夫和兒子的黑白照片，口袋的開口被縫住了，這樣就再也掉不出來了。阿婆請聯絡員告訴我，這些年，她一個人，什麼也看不見，在黑暗中很孤獨、很想回家，謝謝我，幫她找到回家的路。
我忽然很慶幸自己當初的選擇，作為醫生生涯開端的手術，我感受到了專業性之外的東西。醫生所能帶給病人的希望，不只是解除病痛，還有在生死之間的一種期待。在有生之年能成為一名「蒼生大醫」是我的人生目標。
5
在本科畢業後我順利被保送讀研，師從姜燕榮教授，兩年後讀博，師從黎曉新教授。兩位教學風格和性格完全不同的老師，卻有著特別相同的一個特質，那就是對醫學的熱愛。
我以為自己已經算是一個醫學痴徒，然而我發現她們才能稱為「瘋魔」。剛剛跟姜燕榮老師的時候，我完全被她的職業精神給嚇到了，那時她已年近半百，在很多人眼裡，這個年紀已是含飴弄孫的階段了，然而姜老師終年如一日的時間表是這樣的：下午五六點下班，吃飯後睡一覺，然後九十點鐘起來繼續工作，在凌晨兩三點鐘再睡一覺，五六點起來在家工作到七點再到醫院。在她的身上從來看不到一絲疲倦的痕跡，她的能量就像用不完一樣。
她告誡我說，如果你只是把醫生當一個賺錢的職業，那你完全沒必要幹這行，它賺不到多少錢的；如果你把醫生當成一個實現你人生價值的路徑，那你一定要堅持下去，因為它能給你的價值感遠比你想像的更多。
受姜老師潛移默化的影響，我也跟上了她的節奏，這樣在朋友眼裡就徹底成了「怪物」。有時參加朋友聚會，我還要爭分奪秒地在等位時拿出筆記本研究課題，他們都非常不能理解，覺得我這樣下去遲早會瘋。我只能笑一笑，疲於應付。
誠然，在很多人的眼中，工作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我，卻不知不覺地成為姜老師那樣的人，把工作當成了人生的全部。
我的博士生導師黎曉新教授的教學方法和姜燕榮教授完全不同。姜老師幾乎每天都會給我打電話，常常一打就是一兩個小時，針對我的課題細緻入微地講解與探討。而黎老師卻希望我能更加自主、獨立。
有一次在做眼科一個課題的時候，她就說，你為什麼一定要固執在眼科的領域呢，眼睛本身就是人體的一部分，你只盯著眼睛，是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我當時很疑惑，我是學眼科的，我不專注在眼科豈不是混亂了專業？直到後期，我才越來越明白黎老師話裡的含義，常規上，我們西醫就是頭痛醫頭，腳疼醫腳，參照相應的指標對症下藥。殊不知人體本身就是一個生態系統，很多病症表面上看是眼睛的問題，實則和全身密不可分，比如眼底的出血和滲出，就可以考慮到患者可能有糖尿病。
黎老師是一個特別敢於突破和創新的人，她一直追蹤著全球眼科醫學發展的前沿研究，在我國率先開展玻璃體切割手術治療視網膜脫離、眼部腫瘤的局部放射治療等新技術。她從不倡導讀死書，在她眼裡沒有什麼療法是百分百不可挑戰的，正是她這種永遠帶著問號的思維影響了我後續的職業發展。她非常注重獨立思考的能力，她說，五年前的醫學課本現在都全部革新過了，如果永遠停留在一個認知上，那麼這樣的醫生最多算個熟練技術工。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姜老師給了我刻苦拼搏的精神，黎老師給了我突破創新的膽識，我在德國留學時的Jonas教授則給了我開放合作的心態。
2008年，陶勇攝於德國曼海姆的噴泉廣場。
Jonas教授特別反對閉門造車，這在保守的德國人裡實屬少見。他很早就和全球各大眼科醫院合作，比如和北京同仁醫院合作展開北京眼病流行病學調查，發表了很多文章。他一直認為，醫學是深邃無底的，需要人類不斷地探索與研究，而個人的力量太微小了，只有發揮出團隊的力量才能有更大的收穫。他的這種精神也讓我在後續的醫學領域中更加放低姿態，去吸納更多不同的觀點與學識，去組織和利用團隊攻克一個個複雜的醫學難題。
在德國留學的那一年，我記憶非常深刻，那是我有生之年真正意義上的在異國他鄉生活和學習的一段時光。那是2008年，我在德國海德堡大學附屬曼海姆醫院眼科做訪問學者。
緊鄰海德堡大學旁邊不遠的聖山南坡上，就有一條著名的哲學家小徑，歷史上很多德國的哲學家和藝術家都曾在這裡散步，歌德、黑格爾、雅斯貝爾斯就在這裡思考過哲學和文學問題。小徑不長，也就兩公裡左右，但是風景極美，可以俯瞰內卡河對岸的海德堡老城風光。小徑旁一個花園的門口豎著一隻向上平伸的手掌模型，掌心裡寫著簡單的一句話：「HEUTE SCHON PHILOSOPHIERT？」直譯為「今天哲學了嗎？」
我一向對哲學比較感興趣，所以閒暇時經常過來散步。在德國的那一年我比較孤單，所以也更有時間去思考一些人生問題，我就在想從醫到底是解決什麼，為什麼有些人沒有病卻活得不快樂，而有些人天生殘疾卻依然樂觀向上。我記得艾興多爾夫的紀念碑上面刻著他的一首短詩：「站到哲學的高度，你就會找到解讀世界之符咒！」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希望我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醫學，解析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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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我繼續留在人民醫院做眼科大夫。如果說剛工作那幾年我最大的挑戰是技術上和經驗上的欠缺，那後面隨著我接診的病例越來越多，專業上越來越得心應手，一個更大的挑戰卻不知不覺擺在了我的面前，那就是與人溝通建立信任。
人民醫院是北京的老牌三甲醫院，全國各地的患者都會湧過來，日常的工作量巨大。在門診的時候，我一天要看一百多個病案，大大小小的病例背後就是一百多個家庭。有時候醫生要解決的不僅僅是疾病的問題，還有很多家庭問題、經濟以及工作問題。比如一些吸毒的患者，你明明知道他墮落難救，但還要抱著平常心來對待；比如一些沒有收入的貧困人群，有時你實在難以忍心放手不救；比如一些殘障人士，你給他治了病，但解決不了他尊嚴和獨立生存的問題；比如一些意外失明的人，你不僅要治療他的眼睛，還要關注他的內心創傷。
面對人世百態，只恨自己能力實在有限，如果真有再世菩薩可以化解人間疾苦該有多好。只不過我們都是凡人，每天接觸各式各樣的病人，見證各式各樣的生老病死，我內心也會跟著起伏掙扎。在這種常年身心備受折磨的重壓下，我的好多同學、同事放棄了這條路，也許很多人認為他們不夠堅強，但我很理解他們的選擇。
有一次我心情極度低落，就打電話給姜老師，姜老師說：「陶勇，你往一個池塘裡扔一塊石頭，會激起很大的波瀾，但你往大海裡扔一塊石頭，你會發現悄無蹤影。咱們當醫生的，你必須要把心放大，如果你把自己陷入患者的情緒中，你拿什麼來治癒他？」姜老師的一席話讓我通透了很多。所謂醫者仁心，仁心並不是愚人之仁，這需要大智慧去包容世間萬象，去化解病痛與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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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師妹老梁特別喜歡孩子，我們之間無話不談，經常談論到從醫的方向。她心軟，看不了太多悲慘畫面，有時候病人和她說起苦難她也會跟著掉眼淚，為此她身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直到她親眼看到了一場醫患衝突——醫院耳鼻咽喉科的一位大夫被砍傷——這件事給她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一整年都不好，只要走進醫院，看到人頭攢動、喧囂吵鬧，她就會血壓升高、手抖心慌，後來直接辭職去了美國，五年後回國選擇了一家私立醫院工作。
私立醫院裡她的工作清閒規律，接診的病人往往家庭條件優越，人員相對簡單，她做得很開心。她常常勸我，不如和她一樣去私立醫院，賺錢多還不累。說實話，每次當我心情沮喪的時候我都會很動搖，甚至有一些私立醫院通過各種渠道找到我、遊說我。
每次在我差一點就動心的時候，我總會想起我那三位老師。他們那個年代，醫療條件更差，他們克服的困難更多，是什麼支撐他們走下去的？姜老師和黎老師甚至在退休後，仍然投身醫療事業中，她們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醫學中，不論成績，只為熱愛。
從醫者如果沒有這份熱愛，是很難成為一個好醫生的，如果我現在放棄公立醫院去私立醫院，接觸的病例從數量上和複雜程度上都將大大縮水，我將會拿著一筆豐厚的收入，日復一日地重複著相同的工作，二十年後，我還是這個水平。也許在別人眼裡我是成功的，但在我自己心中，這和我的初衷完全背離。
我想起剛踏入醫學院校門後，我們一批新生被安排在大禮堂，舉起右拳對著醫徽莊嚴宣誓：「我志願獻身醫學，熱愛祖國，忠於人民，恪守醫德，尊師守紀，刻苦鑽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發展。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聖潔和榮譽，救死扶傷，不辭艱辛，執著追求，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鬥終生。」空曠的大禮堂，我們的聲音洪亮高昂，內心湧動著一股熱血讓我們眼眶發熱、喉嚨發緊。那時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段誓言的力量，直到現在，我才能真正體會它的內涵。
陶勇作為優秀學生代表在北大全校畢業生大會上演講。
我走的路沒有那麼容易，我要打的仗不是一場攻堅戰，而是面對內心那點點滴滴的退縮和懷疑。我聽過太多偉人的故事，每個偉人都克服過比我更艱難的挑戰，而自己面對自己熱愛的事業，怎麼能這麼輕易地認輸？
羅曼·羅蘭曾說：「最可怕的敵人，就是沒有堅強的信念。」泰戈爾說：「上天完全是為了堅強你的意志，才在道路上設下重重的障礙。」這兩句耳熟能詳的名言，連小學生都能明白，但真正做得到的人又有多少。我是願意成為碌碌無為的多數人，還是要成為尋找真理的少數人？
生命，在疾病面前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如果醫學淪落為金錢、等級的奴隸，那麼我是誰，一個只為養尊處優的醫生？我擔得起「醫生」這兩個字嗎？那我多年的寒窗苦學，最終只是為「高貴」的人效勞嗎？
我在問自己，每天早上我穿過那條擠滿患者的醫院過道，坐上診臺，我是焦躁的嗎？是的。尤其面對一大群患者擠過來問詢、插隊、吵鬧的時候，我完全難以靜下心來面對病情，我這種在別人眼裡溫和內斂的人都忍不住會發脾氣。但是，焦躁之下呢，我是不是隱隱還有種價值感——如果有一天，我的診室面前一個患者都沒有，我會多麼失落呢。所以潛意識中，我在享受這種被需要的感覺，我之所以在和家人朋友抱怨以後仍能日復一日地堅守在這裡，不就是因為這種被需要的感覺嗎？
尤其當我開始主攻葡萄膜炎以後，這種感覺更加強烈。
此類病症的患者往往由於身體免疫力低下繼而引發眼睛併發症。像一些糖尿病患者、愛滋病患者、白血病患者等，他們這種無法根治的病症也就導致眼睛併發症會不斷反覆，如此一來就成為長年需要就醫的「職業病人」。
這些病人往往家境貧寒，長年就醫的他們心理也容易出現各種問題。國內現在主攻這塊的醫生又非常少，他們四處尋醫，渴望得到救治，那種在絕望和希望中不斷徘徊的痛苦，常人很難感同身受。
他們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我無形中成了他們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每每看到他們眼神裡那股無助的光，再剛強的心也會被柔化。我的每句話對他們來說都至關重要，我就像一個宣布他們刑罰的人，關係到他們的生命。
長期的相處，使我和他們慢慢形成一種複雜的關係，不像醫生和患者，也不像家人，有點像一個戰壕的戰友，而我們共同的敵人就是病魔。如果我放棄了，我會覺得有種背信棄義的感覺。
在我受傷後，我的好多患者朋友放聲痛哭，也許別人都無法理解他們與我的感情，只有我懂——如果我就此倒下了，可能也意味著他們的一個希望又破滅了。天賜的爸爸說，他人生中就痛哭過兩次，一次是天賜摘除第一隻眼球的時候，一次就是我受傷後，他躲在自己物流工作的衛生間裡哭了一個下午。還有一位患者的母親說，她願意把她的手捐給我，因為在她眼裡，我的手就是她孩子的眼睛。
是的，就是因為他們，所以我活過來了。
陶勇受傷後，患者送來的鮮花擺滿了ICU的門口。
很多媒體朋友都問我會不會留下什麼心理陰影，從此不敢再從醫。說到陰影，或多或少會有一些，但從醫的心，我反而更加堅定了。正是這次事故讓我更看懂了人性，雖然我身處黑暗中，但我的那些患者，他們像一盞盞燭光幫我找到了光明。
他們沒有放棄我，我焉能放棄他們。
8
「無恆德者，不可為醫。」我在鬼門關前頭徘徊了一圈，當知為醫者的艱難與光榮，當我躺在ICU病床上人事不省、昏昏沉沉的時候，是那麼多醫護同人守在我的身邊八個小時把我從死神手裡奪了回來。當我看到在武漢前線置生死於不顧、衝鋒陷陣的醫護同行們的時候，我才發現我並不孤單，原來有那麼多和我一樣的人熱愛著醫學，守護著醫學。當那麼多患者和朋友在微博下面給我留下大段大段感人肺腑的祝福時，我只嘆自己何德何能擁有這麼多人的關愛。
我救助的是患者，傷害我的也是患者；褒獎我的是患者，詆毀我的也是患者。這聽起來很矛盾，但我覺得並不矛盾，只是我曾經對醫學的理解不夠深刻。
唐代禪宗大師青原行思說參禪的三重境界是：參禪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禪有悟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禪中徹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
起初我並不太明白，經歷了這件事後，我久久地在病床上思考自己從醫的初心，忽然想到這段話，發現醫學和禪宗有共通之處。起初學醫時，我的眼裡只有病，看病就是病，找出病因，對症下藥；慢慢地，我開始看人，病是一個人身上存在的，它不會無緣無故而來，而是這個人所食所飲、所思所想和所接觸的人與事一點點誘發而生，所以不關注人，治病也治不了他的心。就像傷害我的這個人，他需要救治的不僅僅是他的眼睛，還有他的希望。
手術前，陶勇為患者注射麻醉藥。
當疫情全球蔓延，澳大利亞山火、非洲蝗災席捲而來，你會發現看病看人都太渺小了，人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也是大自然的一分子，當環境變化，病的不僅僅是人，還有我們的家園。
我忽然感覺醫學的意義就是去促進平衡。人自身的器官、經絡、血液的平衡，各項指標正常，各個功能正常，這是肉體的平衡；人對金錢名利的追逐，對愛恨情仇的糾纏，往往會造成一些心理問題，什麼都擁有，但並不快樂，只有身心健康才能感知到幸福，這是內心的平衡。時代在高速發展，人類不斷透支和破壞自然環境，從而引發天災人禍，實則再高超的畫家也調不出天空的顏色，再厲害的科技也敵不過自然的力量。人對於自然來說，只不過是小小的生物而已，只有順應自然、尊重自然、保持平衡才能形成健康的生態圈，這是人與自然的平衡。而醫學，如果只關注個體，那麼還遠遠不夠，未來醫學再發達，也解決不了整體的問題。
天下無盲，這是我的願望和畢生追求。我相信，這並非一個美好的夢，而是可以通過科技的革新得以實現的。
首先，要開發並推廣眼內液檢測技術，建立眼科精準醫療理念，降低炎症性眼病的致盲概率。其次，推行檢測淚液各項成分的產品，把眼底疾病的精準診療擴展到眼表疾病；進而將檢驗延伸至治療，將外泌體的治療規模化和產業化，使帶電緩釋藥物載體的應用落地。再次，通過基因治療與致盲性遺傳眼病和眼底疾病進行抗爭。最後，通過腦機接口，將外接攝像頭的電子晶片植入大腦的視覺中樞枕葉——以此實現天下無盲的初衷。
著名哲學家詹姆斯·卡斯的《有限與無限的遊戲》一書說，世界上總共只有兩種遊戲：一種是有限遊戲，因物質而發起的遊戲，比如經商、創業、成名、成家，甚至建設一個國家，都是有限遊戲；另一種就是無限遊戲，是因精神而發起的遊戲，比如科學、藝術、宗教等，所有的人不是為了終結遊戲，而是為了延續遊戲。
有限遊戲帶給人的是短暫的快樂，而無限遊戲卻可以持續帶給人一種使命感。我對醫學的理解就是加入一場無限遊戲，我將終身致力於此。未來，我想引入社會公益組織、行業機關、同行、合作夥伴去共同經營這個遊戲，構建一個平衡的醫療環境，讓醫學融入我們的生活中。
醫學，博大精深，我現在所挖掘的僅僅是表面一層泥土，其內涵蘊藏著多少寶藏，我們無法想像，但我熱愛它，不論結果。就像我們的那些老師、前輩，以及我身後千萬的剛剛踏上學醫之路的莘莘學子，持續地將這個無限遊戲進行下去。
本文摘自陶勇、李潤的《目光》，經出版方授權刊發，原文標題為《蒼生大醫》。
作者｜陶勇
摘編｜甘甜
編輯｜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