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每個周六，陸離都會在新修建的船廠公園轉轉，看著滾滾東流的長江，一切煩惱都會消散。作為八十年代出生的江陰本地人，陸離在成長的過程中很少像這樣近距離接觸過長江，儘管這座小城是以江邊聞名，他的父輩都在長江邊長大。
在過去的41年裡 ，和許多長江沿岸的城市一樣，因為要發展重工業，江陰寶貴的長江岸線幾乎都被碼頭和工廠佔了。這些企業曾經為城市早期的發展貢獻了大部分的稅收，但同時也阻斷了更多老百姓親近長江的可能。
當現代化的腳步漸行漸近，生存與發展便不能被當作追逐美好生活的唯一需求。2012年，江陰地方政府做出「還江於民」的重大決策，恰是基於「一切為了人民幸福」的選擇。而這也從一個側面映襯並揭示了不應該被忽視的重要事實：在蘇南模式的發軔地、GDP強市和「中國製造業第一縣」等等盛名之下，江陰的民眾從未被排除在改革成果之外：其居民人均收入多年在全省縣（市）級城市名列前茅，其中農民人均收入連續19年位居全省縣（市）級城市榜首。
江陰「民富」的背後，是諸多必須給出清晰答案的疑問：現代化發展的終極目標究竟是什麼？如何在高速增長的同時兼顧收入分配？如何依靠制度而非道德感召尋求包括個人利益在內的公共利益的實現？在社會財富積累的基石之上，我們應該構建怎樣的更美好的精神世界？
從「人均GDP」到「人均收入」即便是「見過世面」的都市人，初來江陰，也會對從各種細節透露出的富庶充滿讚嘆——
這裡有3家經中國旅遊飯店業協會評定的五星級酒店，特色餐飲酒店遍布城區，有16家往往在大城市才有的羅森便利店；每部大熱的影片，江陰總會以0.001%的全國人口貢獻超過0.02%的全國票房收入；最熱鬧的上下班高峰期，即便你把紅包加到10元，一時半會兒也很難叫到計程車或快車。
「外地人總認為江陰是個大城市，GDP那麼高，實際上它就是個真真切切的小縣城——人口160多萬，面積不足1千平方公裡 。」穿行於街巷，江陰的計程車司機告訴澎湃新聞，「但是，江陰老百姓的富裕程度或者消費水平卻是讓人刮目相看。」
改革開放41年來，長江邊的小城江陰，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大奇蹟：GDP常年位居中國百強縣之首，2018年GDP達3806億元，超越了國內近80%的地級市。
在中國，像江陰這樣抓住改革開放機遇、飛速成長的城市並不鮮見。但是，江陰的意義在於，它並未自我滿足於龐大的GDP，而是努力將人均GDP最大程度地轉換成為人均收入。結出的成果是：2005年末，江陰在全省率先實現了全面小康達標；到2018年，江陰居民人均收入突破5萬元，在全省縣（市）名列前茅。
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迅速展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並沒有給江陰帶來顯著的城鄉差距或是城鄉發展的嚴重失衡——作為農民仍佔總人口1/3的縣域，江陰城鄉收入比保持在1.93的較小差距水平；農民人均收入連續19年居江蘇省同類城市第一，躋身幾乎長期被以百姓富裕著稱的鄰省浙江包幹的「民富」榜單。
華西村「這裡的村比鎮富，鎮比縣富。」江陰市政府相關人士告訴澎湃新聞，以村級收入為例，2018年，除了「天下第一村」華西村外，江陰還有兩個村——長江村、周莊村——的收入也超過億元，另有42個村的收入超千萬元、88個村收入逾500萬元。江陰的村均收入高達1398萬元。
不少江陰城裡人都羨慕地認為，這裡鄉鎮的生活已經跟城裡一樣，甚至比城裡還好。比如，江陰龍頭企業海瀾之家所在的新橋鎮，2011年這個江南的「毛紡之鄉」獲得「國際花園城市」稱號，歐式小鎮與綠草樹蔭交相映襯，吸引不少城裡人前來遊玩。城裡人甚至有時還會專程到鄉下來辦護照——自從江陰鄉鎮推廣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後，有些政務服務的效率比城裡還快，即使算上來迴路程，不過兩個小時。
抗風險能力最能凸顯城鄉差異，江陰用10多年的時間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2002年，對於30萬失去傳統土地保障的被徵地農民，江陰首次將其納入社會保險範圍。2005年，考慮到過去當地鄉鎮企業眾多，江陰突破城鄉壁壘，將城鎮企業職工保險擴大到覆蓋城鄉的所有人，個人也可以用靈活就業的方式參保。2010年，江陰進一步推動處於就業年齡段的失地農民保險與城保並軌，實現和城裡人一樣的退休養老。在醫療保障方面，江陰目前農保的結報比例為50%，與社保80%的結報比例差距日漸縮小。
上岸之後：反哺家鄉的農民企業家當年盛極一時的蘇南模式，給江陰留下的寶貴財富是一群洗腳上岸的農民企業家。他們作為先富起來的群體不僅書寫了輝煌的個人奮鬥史，更承擔起了社會均衡發展的重擔。
上世紀80年代，人均耕地不多的江陰著力拓展非農產業，崛起大批鄉鎮集體企業，部分經營者因此收穫了第一桶金。90年代隨著鄉鎮企業產權改制，一些廠長或業務骨幹成為了真正的老闆。現在江陰有名的一些大企業如海瀾之家、陽光集團等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從當年的這些鄉鎮企業一步步演變而來的。
老闆越來越多。
據統計，目前每8個江陰人當中就有一個老闆。這些分布在各鄉鎮的大小老闆為當地創造了大量的就業，讓江陰的農民不用背井離鄉就可在家就業。江陰市農村農業局副局長胡振方介紹，與一些外來投資的老闆不同，生長於斯的本土企業家擁有更為強烈的鄉土情結和責任感，他們為當地農民帶來了較為穩定且可觀的薪資收入。這部分工資性收入佔到了當地農民年收入的60%左右。
江陰市新橋鎮夜景以新橋鎮的海瀾之家為例，這一家大型企業就給當地創造就業崗位近2萬個，差不多吸納了近三分之一的本鎮人口。同時，又拉動了全鎮為其配套的下遊企業200多家。
進入21世紀，隨著一大批與當年的鄉鎮企業一同發達起來的大小老闆逐漸完成個人財富積累，他們眼見著鄉村的落後和貧富差距，便開始在地方政府的引導下熱心投身於鄉村建設和慈善事業。
擁有億萬身價的老闆李全興就是在這一時期接受家鄉父老的託付，當上了周莊鎮山泉村村書記。他上任10年，原本負債纍纍的山泉村搖身一變躋身全鎮村級收入前三強，「新農村」建設的理念實踐也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3000多戶村民「上樓」，住進了整齊規劃的農家別墅；絲毫不遜色於大都市的花園式小區遠近聞名，別具風情，整潔乾淨，人們彬彬有禮。
在江陰的大小村鎮，幾乎都成立了互助性質的各種社會組織。徐霞客鎮最早的一支基金的創立人張志榮，是該鎮璜塘村的一位老資格村主任。2011年，他遭遇車禍被鄉親緊急送進市裡的醫院。感念於此，張志榮出院後便張羅籌款50萬建立了一個老年活動中心「同樂園」，並設立了10萬元的敬老愛老基金，每年定期給村裡的老人量血壓、舉辦各種表演活動等。
被張志榮吆喝著給這個「同樂園」基金提供捐贈的，大多是些村裡的小老闆。「與那些聲名在外的大企業相比，我們就是開了幾個小廠，賺了些小錢，衣食不愁，想著捐些錢也算回報家鄉了。」今年60歲的老闆張劍林說。
2007年，在眾多民營企業家的自發呼籲下，這座城市創造了全國縣級城市一次性募集資金最多、基金盤子總量最大的紀錄——慈善救助冠名基金募集總額達到9億多元。2014胡潤慈善榜，江陰企業家任元林以2.5億元捐贈總額位列第四。
分配與分享的制度化保障鄉村的現代化過程中，必然遭遇的挑戰一是如何推動農民普遍致富，二是如何為財富的分配與公共利益的分享提供制度化的保障？
面對上世紀80年代後「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鄉村工業崛起帶來的土地資源緊缺，江陰近些年開始重新劃分功能區以期推動集中發展。為此，如何讓散亂居住的農民統一「上樓」並非易事。
在周莊鎮山泉村，我們清晰地看到了「善治與公平」的影子。
江陰市周莊鎮山泉村僅僅一年多的時間，山泉村就讓3000多戶農民家庭沒有出現一例糾紛「上了樓」。村書記李全興說，自己所做的不過是把方案明明白白地拋給村民，讓他們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作為村書記只要將這些認真加以實現。
李全興還把村務與財務帳目公開於村委會大樓外，包括貧困戶補助等每一筆收支都寫得一清二楚。建築的細節或許更能體現對「公平」和開放性的追求——在山泉村，村委會的會議室和一些辦公室是全透明的，沒有什麼遮擋，也不試圖隱瞞任何東西。
一個值得回味的細節是，儘管山泉村的村務財務早已公開，但澎湃新聞走訪村民，發現幾乎很少有人真正去死摳村務財務項目。大家對村書記李全興充滿了信賴，稱讚他為「父母官」。因為他的就任讓村民們年終領的分紅多了，小區環境好了，而且「他本人從沒拿過村裡一分工資」。在村民們看來，不拿工資，甚至倒貼錢，顯示出這位村官為家鄉做事的不計私利。
「村民們對我的信賴本質上並不是基於個人威信，而是源於制度。」李全興認為，因為你始終能依據制度辦事，所以必然會贏得信賴。山泉村令人驚羨的新農村建設的堅實基礎，是對村集體資產運營的制度化設置以及嚴密有序的管理。不僅是山泉村，21世紀初以來，江陰開始探索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希望通過將集體資產量化成每一個農民擁有的股份，從而給村民們帶來一份公平且穩定的財產性收入。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我們鄉鎮集體企業改制，好就好在沒有簡單地把資產整個賣掉。」江陰市農村農業局副局長胡振方認為，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鄉鎮企業集中改制後，村民雖然可以以分紅的形式共享廠房等集體資產帶來的收益，但分紅具體發多少、發給誰，很大程度上還是由村幹部說了算。
2004年，江陰進行股份制改革探索，將集體資源性資產的股份公平地量化到每一個村民的身上，從而避免村幹部對集體資產再分配的絕對控制，實現公共財富「公開透明」的共享。當年率先探索的長涇鎮花園村老書記包文輝曾回憶，確權的過程不可謂不艱難：「誰能享受股權、股權如何分割是一個大問題，簡單的平均主義反而最不公平。」為了最大程度上做到「公平公正」，村委會將每家每戶享有的「人頭及份額」長時間公示，一直到村民完全沒有異議方可最終確定。
到2018年，江陰所有的行政村已經實現了村集體資產股權量化的基本人員界定，但對於接下來的「量化股份」，依然有部分村鎮尚在繼續審慎推進中。
這項改革成功推行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不僅為村民帶來了18%的財產性收入，還讓村民有了更實在的主人翁意識。結合這兩年江陰大力推動的「戶戶通」建設，即通過電視渠道將「村務、黨務、財務」公開，村民可以實時監督村裡的一切事務，「誰能當低保戶，大家來判斷；村幹部的工資對不對得起這份工作，大家來監督；從請客吃飯到工程招投標，每個村民都能心中有數」。
營造屬於「我們的」精神世界從官員到百姓，在被問及江陰有何與眾不同時，答案中往往會提到16個字的
「江陰精神」——「人心齊，民性剛，敢攀登，創一流」。很長時間，「江陰精神」總是與改革和經濟增長相連。而當歷史走到今天，在財富普遍豐盈之時，江陰人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於財富之上營造豐滿的精神世界。這個真正的精神世界超越對個人財富的追逐，發乎公民意識，與他人以及社會利益水乳相融：
2014年~2015年，江陰接收直接捐贈總額達10.1555億元，連續4屆位列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城市公益慈善指數」全國縣級市第一，在全國所有城市中位列第17位；
這裡有6萬多「城市啄木鳥」，一旦發現城市管理中存在的疏漏或問題，便及時上報、監督整改；
這裡有10多萬註冊志願者義工，他們遍布各行各業、大街小巷，盡其所能溫暖他人……
1996年，20多歲的季豐從家鄉鹽城來到江陰討生活，如今他不僅在江陰開辦了自己的公司，還打造了江陰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設領域的一張金「名片」——2011年，他拿出自己多年積累下的200萬元創辦了第一個香山書屋，向所有人提供免費閱讀，進而倡導一種「與圖書邂逅」的全民閱讀理念。2015年，為了讓書籍更貼近民眾，季豐又推出了漂流書箱，經過5次迭代後的最新版漂流書箱，可實現掃碼隨借隨還。目前，已有4個書屋、12個閱讀驛站、近200個書箱漂流點遍布全江陰。
香山書屋，供所有人免費閱讀。在「閱讀」之外的公共空間，書屋還衍生出一整套志願義工服務模式：免費讀者中的教師、醫生等各行各業人士都可以轉身而為志願者，為他人提供專業或非專業服務。服務他人的時間可以存入「時間銀行」，未來可兌換一些如話費、保險等福利。
在香山書屋，掛著這樣的告讀者書：「第一次，我們為您服務；第二次，您為自己服務；第三次，您為他人服務」。關愛、責任、包容也因此得以傳遞。
「如果說8年前拿出積蓄辦一個免費書屋是出於個人理想的話，之後的發展，卻是被城市推著往前走的。」季豐說，身在其中，每個人都參與塑造了這座城市，也同時被這座城市的發展所改變。
江陰的美好，就在於讓你覺得願意為之驕傲、留戀和彼此奉獻。當財富累積到一定階段，生存或者物質佔有與享受便不再是人的唯一需求，同樣也不會是城市的最終需求。在江陰，溫暖友愛、平等共享已經成為從民間到廟堂共同的理念，並無聲地浸潤於城市建設的每一個角落。
2016年，江陰斥資開始建設一條總長30公裡、全民共享的環城綠道，專門邀請了澳大利亞設計師精心設計。
江陰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副局長張平告訴澎湃新聞，這條30公裡長的綠道串聯了江陰全城8個主題公園，以園為核，串綠成網。綠道系統設有大量「架空步道」，雖然這會加大投資建設成本，但卻能極大地便利於民眾自由行走，無障礙穿越，而且與整座城市融為一體。按照規劃，這一城市綠道最終將與輻射4個鄉鎮的41公裡長郊野綠道（環城森林公園）串聯成網，目的就是希望能讓綠色環境公平地惠及更多的當地百姓。
「城市的每一位建設者都理應成為城市的分享者。無論身份高低貴賤，人，才是一座城市的內核與靈魂。」張平說。江陰環城綠道在細節上的用心與人性化安排，隨處可見。比如，路燈是嵌在防護欄的下方的--防止市民夜跑時燈光太刺眼；防護橫欄是向外傾斜安裝的——最大程度避免孩童因攀爬引發摔跤或跌落；每隔一段綠道不時設有座椅和漂流書箱--便於行人駐足、小憩和閱讀；在一些拐角處的角落設有安靜的私密空間——給戀人留出足夠的不被人打擾的所在。
江陰市區的綠道。 顧強 攝目前，首期5公裡綠道已於今年元旦啟用開放，吸引許多民眾前來參觀、慢跑、散步，成為了當地市民的網紅「打卡地」。
正如「江陰精神」所帶來的清晰的身份認同那樣，江陰人未來希望自己被記住的，並不僅僅是「製造業第一縣」、財富之城，還有「慈善之城」、「志願者之鄉」。因為在這裡，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小老闆，抑或是普通民眾，都希望以自我的點滴努力，為社會添加一份向上的力量，並為自己找到精神世界的安放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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