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和三聯書店那些出版物相伴多年的讀者，不久後將在書店裡看到另一個陌生又親近的老標識——「生活書店」。
樊希安
2012年8月31日，三聯書店正式向上級主管部門提出報告，要求恢復鄒韜奮先生在80年前創設的「生活書店」出版品牌。2013年4月26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給予批覆：同意三聯書店出資設立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簡稱「生活書店」，主管、主辦單位為三聯書店，出書範圍包括人文科學著作、文學藝術作品、大眾文化讀物和實用生活知識類圖書。
2013年7月初，「弘揚韜奮精神，恢復生活書店」座談會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三聯書店總經理兼「生活書店」恢復設立後首任總經理樊希安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說，恢復「生活書店」，意味著鄒韜奮先生當年提出的「生活精神」有了更為直接的現實承載，對三聯人來說，這是至為重要的意義。
三聯生活周刊：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和新知書店在1948年合併為三聯書店後，這麼多年來已經作為一個整體品牌被讀者所熟悉。現在，三聯書店又重新恢復其前身之一的「生活書店」，是出於什麼構想？
樊希安：2012年，在舉辦80周年店慶系列活動期間，我們其實已經有了恢復鄒韜奮先生親手創辦的生活書店的想法。那段時間，黨和國家領導人都給予了三聯書店親切關懷，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中國出版集團以及社會各界高度重視，進一步提升了三聯書店的品牌影響力。而我們自己通過編輯和出版三聯店史，也進一步認識到鄒韜奮先生所開創的三聯傳統在今天的現實意義，同時更加感受到「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和「新知書店」這三個出版品牌對於今天的三聯書店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1948年10月，由於當時政治環境的需要，這三個獨立的品牌在香港合併為一，開始使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名義出書，並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三聯書店」的出版品牌。可以說，生活書店在歷史上是這三家中的「長子」，其重要性非同一般。生活書店成立時間最早，先是1925年《生活》周刊創辦，然後在1932年，鄒韜奮先生以周刊「書報代辦部」為基礎擴大成立了獨立的「生活出版合作社」，即生活書店。這麼多年來，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三聯人的「竭誠為讀者服務」的宗旨，就是韜奮先生創辦生活書店之始立下的店訓。之後，讀書出版社和新知書店相繼成立，初期也都得到生活書店和韜奮先生的幫助。生活書店的歷史、韜奮先生對中國出版事業的巨大貢獻和影響，決定了恢復這個品牌的重要意義。
重慶武庫街（今民生路）生活書店分店（攝於1937年）
三聯生活周刊：「生活書店」恢復，將給三聯書店的未來發展格局帶來什麼變化？
樊希安：恢復「生活書店」，對於三聯人來說，意味著韜奮先生當年提出的「生活精神」有了更加直接的現實載體，這是至為重要的意義。韜奮先生在創辦生活書店時，根據親身感受，把生活書店最可寶貴的傳統歸納為八種：堅定、虛心、公正、負責、刻苦、耐勞、服務精神、同志愛——這就是著名的「生活精神」。他尤其把服務精神作為「生活精神」的重要內涵。「竭誠為讀者服務」既與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有本質上的一致性，又具有出版行業的特點，它從根本上解決了出版「為了誰」的問題，成了一代又一代三聯人遵循的座右銘。
其次，恢復「生活書店」也是三聯書店保護品牌的現實需要。三聯書店現在使用的商標中，仍包含了「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這三家歷史品牌的商標，並於1997年通過國家商標局進行過註冊，但是我們當時未能獲得以這些商標從事編輯出版業務的權利，只能以圖書零售企業的名義註冊。由於多年未能開設作為實體書店的「生活書店」，這一商標在2010年5月27日被通知撤銷，對此三聯十分無奈，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韜奮先生創立的「生活書店」品牌被社會上一些不相干的人拿去濫用。現在恢復「生活書店」，對這一商標是最好的保護。
談到未來發展，我認為恢復「生活書店」將對三聯書店的拓展形成一種助推。1986年三聯書店恢復獨立建制後，在出版定位上提出「人文精神」和「思想智慧」，三聯書店也藉此成為中國學術文化出版重鎮，為中國社會的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這個定位也決定了它在圖書市場上必定屬於小眾，很多書能有3000～5000冊的發行量就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三聯在滿足讀者精神需求的同時自身不能獲得經濟效益，品牌終將無以立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出版品牌迫切需要延伸和拓展。這幾年，三聯書店已經為此做了一系列準備和改革，比如由北京、上海和香港三家三聯共同投資成立了三聯時空國際傳播有限公司，等等。但是，三聯若要繼續堅持以往的精品路線，保持固有的品牌風格，最好的辦法還是增設出版品牌，使圖書產品線從品牌上得以分流，就像人民出版社使用「東方出版社」副牌、人民文學出版社使用「天天出版社」副牌，三聯也可以讓一部分不適合使用主要品牌出版的大眾生活類圖書以「生活書店」品牌來出版，這樣有利於保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這一在學術文化界享有很高聲譽的著名品牌面目清晰可辨、始終如一。「生活書店」恢復之後，我們還可以考慮以後把「讀書出版社」和「新知書店」兩個老品牌也恢復起來，逐步發展成為中國出版集團公司旗下的「三聯書店出版集團」。
當年，生活書店的服務與營業並舉，韜奮先生稱之為事業性和商業性兼顧，力求做到兩個方面對立統一。生活書店的指導思想和經營原則，對於今天仍有現實意義。80年歷史的三聯書店，在新的市場條件下重新發力、重新崛起。拓展渠道，擴大品牌影響力，恢復「生活書店」，以及成立集團公司，是目前階段的重點與未來的目標。然而，這一切依然只是手段。三聯有自己的文化堅守，所有努力都是為著我們的理想：傳承文化精神，探索真理與新知。這是由三聯書店創立之初即明了的「事業性」所決定的。三聯書店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把追逐贏利作為自己的根本目的。
三聯生活周刊：「生活書店」和現在的三聯書店將是怎樣一種關係？比如在經營方式上和出版定位上。
樊希安：三聯書店是「生活書店」的主管和主辦單位。「生活書店」出版的圖書，總體上仍將繼承三聯的精品風格，但在面向的讀者和產品路線上會有所分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覆給「生活書店」的出書範圍包括人文社會科學著作、文學藝術作品、大眾文化讀物和實用生活知識類圖書四類，而我們主要考慮以文學藝術作品和大眾實用讀物為重點。
其實自1932年成立伊始，韜奮先生主導的生活書店就強調服務大眾，出版過《戀愛信箱》這種對普通讀者產生過廣泛影響的讀物，出版過關於生活教育和職業修養的《生活日記》和《文藝日記》，抗戰時期由著名教育家張宗麟主編的《戰時讀本》更是深入淺出、傳播甚廣，曾多次重印。所以，我們現在恢復「生活書店」，提出的理念也是向大眾出版靠攏，在讀者身邊做「人生嚮導，生活伴侶」。「生活書店」即將出版的《舌尖上的臺灣小吃》，計劃今年8月底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推出。接下來，我們還準備做一些有關生活智慧方面的選題，比如出版我國西域8世紀喀拉汗王朝時期著名思想家玉素甫所著的《福樂智慧》一書。文學藝術方面，也正在積極聯繫作者。
鄒韜奮 （攝於1937年）
三聯生活周刊：出版大眾實用讀物，對於被視為知識分子精神家園的三聯來說，會不會因此降低了格調？
樊希安：不會降低格調，而是接近大眾。韜奮先生說過：「我們要極力使我們的文化工作能影響大多數人，影響的範圍越廣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大。」
追求「一流、新銳」，這是三聯書店的質量標準，同樣也是「生活書店」的標準。所謂「一流」，即無論出版學術讀物、文化讀物和大眾讀物，都要求居國內一流和領先地位；所謂「新銳」，就是具有創新性、開拓性，具有探索意義，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這是三聯書店對作者的要求，也是對自身出版物的要求。我們從不以「合作出版」名義放棄質量把關，從不讓經濟利益左右對書稿內容質量的評估。符合三聯圖書的質量標準，不贏利或暫時不贏利也精心出版，達不到三聯圖書質量標準，給多少資助、包銷多少冊也不予接納。這一點是從領導層到編輯所形成的高度共識。甚至「生活書店」以後可能將為打工階層出書、為兒童出書，但並不意味著因此就放鬆選題把關和降低質量標準。即使面向大眾的讀物，也要傳播新的生活理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倡導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宣讚美好的心靈，體現人文關懷。
三聯生活周刊：近10年，三聯書店確立了學術、文化、大眾、旅行四條產品線。如果「生活書店」主打大眾讀物，原來的產品線會如何調整？
樊希安：我們將對原產品線進行分析、調整和歸併。三聯書店已經在內部實行了分社制，成立了學術、文化、綜合、大眾四個出版分社和對外合作部、專題項目部。今後，文學藝術作品、旅行類、實用類讀物都將放到「生活書店」來出版。總之，「生活書店」將成為三聯書店的重要一翼。
三聯生活周刊：鄒韜奮先生當年創立「生活書店」，明確提出要「力謀改造社會」。現在重新恢復「生活書店」，回看歷史，我們應該如何來解讀韜奮先生的這句話？
樊希安：三聯書店最重要的傳統就是「力謀改造社會」，若非如此，韜奮先生當年大可以去做別的事業。我曾拜訪鄒家華同志，他說，他父親的最可貴之處在於從來不為出版而出版，而是要為改造這個社會做出自己的努力。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在出版大量具有革命性、戰鬥性的紅色出版物的同時，也先後出版了許多學術研究著作。這些學術著作是三聯前輩「力謀改造社會」的另一個側面，體現了他們對於民族前途、社會進步方面的深刻思考和使命感。這些著作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為研究而研究，而是從中求索真理、啟迪民智，許多著作在今天仍然有開啟山林、澤被後世的意義。
今天這句話並沒過時。站在時代前沿，與時代同行，堅持變革精神，這是三聯書店最本質的東西。從民主革命時期的宣傳真理、鼓吹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投身文化建設，到改革開放新時期的「讀書無禁區」的一聲呼喊，再到今天的積極投身變革，在變革社會中也變革自己，在謀求社會進步中也實現自身的進步，這一切均與韜奮先生「力謀改造社會」的初衷有關，這是最可寶貴的力量源泉和最能打動人心的現實表現。
三聯生活周刊：你曾說，三聯書店在80年裡實現了「從紅色出版中心到學術文化出版重鎮」的重要轉型。現在恢復「生活書店」，給三聯書店帶來什麼新的期待？
樊希安：我們首先要認識三聯書店存在的價值是什麼。《鄧小平時代》要在大陸出中文版的時候，有50家出版社競標，其中不乏大社、名社，傅高義先生從中選擇了三聯，因為他認可三聯的價值在於它的獨立思想。80年來，三聯書店經歷了幾次「轉型」和「被轉型」，這是由社會變革和新中國出版布局形成與調整諸多因素造成的。1951年，三聯書店被合併到人民出版社，作為其副牌存在，到此時三聯書店出版政治類讀物的使命已經完成。1986年1月，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分離出來獨立建制，這是一次機遇，也是一次選擇。三聯書店既不能沿襲過去「紅色出版」的老路，又要遵守專業分工，同人民出版社「保持距離」，故而選擇了學術文化出版道路，被定位「以出版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書刊為主的綜合出版社」。從此，三聯書店的發展道路塵埃落定。學術文化基因植入淵源有自也好，先天的稟賦傳承也好，時代造化的機遇也好，總之，三聯書店在我國出版領域最終選擇了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
恢復「生活書店」是新的話題，幾代三聯人的願望得到了實現。我們要把「生活書店」存在的價值挖掘好，拿出好書來說話，讓「生活書店」真正成為「大眾生活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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