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禮文化、樂文化效法自然而來，相輔相成。先秦禮樂文化的歷史演進，沿著倫理道德一脈，其核心價值從「事神致福」漸變為「仁者愛人」，生發出與農耕社會的生產方式和宗法社會的社會結構相適應的獨特文化形式，日益成為深入人心世道的常理，沉澱為中華民族獨樹一幟的文化傳統。
「禮」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巫術儀式和祭祀文化。先民們希望通過巫術儀式和祭祀活動表達自己的虔誠，以期獲得上蒼天神的庇護，免災致福。在紅山文化遺址中，發掘出大型的祭壇、神廟和石冢，那時人們已經開始舉行大規模的祭祀活動。禮，源於天地之道，禮的正當性和合法性體現在對天地之序的遵循上。人是由天道化生的，順承天道來治理人情，這是禮文化基本的發生邏輯。禮把因血緣宗親關係形成的長幼、遠近、尊卑等級與社會關係比對、聯繫起來，從而形成社會差序格局的文化符號系統。禮既是社會治理體系，更是行為規範體系，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祭祀天地、軍旅徵戰、婚喪禮儀、到衣食住行和待人接物，全部都深深地烙上了禮的烙印，成為人們不可須臾而離之的東西。
「樂」的發生邏輯源於效法天地自然的和諧之道。因為「仁近於樂」，樂就不單純是藝術的形式，而具有了德育功能。《禮記·樂記》把音樂分為聲、音、樂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聲」，自然界的一切聲響均在此列。第二個層次是「音」，「聲成文，為之音」(《禮記·樂記》)，「音」的層面體現出的是人為的程序，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第三個層次是「樂」，「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禮記·樂記》)。在儒家看來，真正可以稱得上「樂」的，必須是風雅中正的德音。樂文化，通過與禮文化形成功能相異卻取向相合的張力結構，而通達禮文化之精神內核，並與其相得益彰。
禮樂文化這套文化符號系統，是早慧的中華民族以特有的道德理性和人文主義為人類文明開發出的一條通向理想世界的文化之路。春秋時期，孔子「釋仁入禮」，使得禮樂文化從文化符號系統轉型為以文化符號為載體的儒家價值系統，完成了中華文化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身與心的關係維度上事實與價值的雙重範導，標舉著以倫理道德為底色和價值支撐的「德輝動於內，禮發諸外乎」的人文主義之光。
禮樂文化興於三代。「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從《周禮》《儀禮》《禮記》的相互印證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周時期以五禮為核心的禮儀制度已經非常完備，衣、食、住、行、婚喪、朝聘、祭祀、徵伐等方方面面都納入了禮樂制度，無論是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還是普通百姓，均需依禮行事，以求上下相安、萬民和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公對禮樂文化的整合使禮樂獲得了統一的形制，這對於禮樂文化的流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真正把夏尊「天命」、商信「鬼神」的文化傳統帶入了「明德慎罰」的「禮樂文明」。
夏商周三代已成的禮樂，在春秋時期地位盡失。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失序，在當時的士階層中，普遍存在著文化焦慮。在這種文化焦慮的背景下，在禮樂廢弛的現實面前，孔子沒有從禮文化外在的行為規範層面進行損益，而是著力於「人心」，試圖從精神文化的革故鼎新中賦予禮樂文化賡續發展的新的生命力，開啟了對中華文化富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創造性文化實踐。
孔子釋仁入禮，提出了內仁外禮的倫理模式。「仁」是儒學最核心的價值理念，既不是先驗的，也不是外在於生命、生活的絕對道德律令，而是現實的、具體的、主體性人的生命意向活動本身。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因為有「仁」這個儒家的最高價值成為禮樂文化的價值支撐，使得以儀式禮儀為重的禮樂風貌向世俗倫理發生了轉型。一方面，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整理三代之禮的基礎上，刪詩書、修禮樂，重新解釋和挖掘禮樂文化的精神意蘊，最終升華了禮樂在天人關係、日常生活、人際交往、理想人格等方方面面蘊含的普遍原則，把禮樂思想中蘊含的以人為本的價值立場、為政以德的價值追求、仁義理智信的價值規範昭明於世。另一方面，為人們「循禮」尋找內在動因，從而奠定了一整套基於個體生命可感知的而不是外在於人的生命體驗的價值依據。
禮樂文化不是宗教文化而是世俗文化、生活文化，其重點始終不離人們現實的、感性的生活圖景，朝聘、鄉射、冠、笄、婚、喪乃至揖讓進退、灑掃庭院都有禮可循，正如朱熹所言「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正是這種把文化活動融於日常生活中、把個體生存旨趣融入整體性的價值訴求中的文化實踐形態，成就了禮樂文化亦即禮樂生活的規整有序的生活畫卷，並且從日用不覺的生活實踐的空間維度的延展到賡續不輟的時間維度，成就了獨屬於中國人的禮樂風景。
禮樂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最具標識性的文化形態。對先秦禮樂的現代性反思，不僅是為了凝注禮樂文化的古典餘韻，守住一份文化鄉愁，更應寄希望於禮樂文化能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時代文化使命中開出新篇。
(作者：李焱，系西安建築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