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銳
2014年的夏天，我決定開始一段漫長的旅行，去尋找一批歷史上鮮為人知的親歷者，事件發生在66年前。
5年過去了，這百餘名垂暮者正在陸續離世，尋找並傾聽他們的過程，永遠記錄下來。
我艱難的從中選出以下這些人的「故事」片斷，濃縮在一篇萬字文中，試圖給歷史中的普通人多一次機會——撩開面紗，讓發生過的，一一浮現。
1. 民國三十七年的一張全家合影：逃難我用手擋著正前方夕陽刺眼的光，遮光板已經不管用，車子一路飛馳，幾年後想起那一刻，後腦依然覺得生疼。
就為了趕一個好時機——「舅舅又不想說了，我做了半天工作，你來之前……」，司機說。我感激的看著他，如果沒有他，我翻遍再多的史料，也無緣得見一張珍貴無比的老照片——66年前事件發生時，一張難民在街邊找人拍的全家合影。這個網名「好好兒活著」，名片上寫著來自北京「中國英國商會」的年輕人，在我們見面前，手機上發來一句話：「你幫我實現了一個願望，給了他們一個交代……」
這是一張應該收入國家檔案館，甚至是世界歷史博物館的照片：一個留鬍鬚的老漢，兩個中年男子，一個女人，三個孩子，一共七個人，三代人，背景是磚牆，搭一塊窄巴巴的深色背景布，季節是東北的涼季，仲秋……一戶即將「遠行」的人家影像定格，在66年前——現在說是70年前，民國三十七年
（1948年），東北，國共爭奪戰，一座被中共重重包圍的城市……這張合影，在今天看來，無論如何都會覺得不可思議。
「照片是逃難以前照的，因為聽說出卡子要照片。」
王洪志面無表情的說，上帝保佑好時機，在我不遠千裡到達目的地秦皇島——2014年11月1日下午，老人家終於開口說話了。可是他波瀾不驚的神態告訴我，他就這樣對著他的外甥不知講了多少遍的那段往事，本是尋常家事，怎麼就引來了一個記者
（或者是作家）風塵僕僕來聽呢？「長春-秦皇島」，多麼熟悉的路線，當年一家人出卡子一路回老家的路線，他坐在沙發上，一欠身，恍如隔世。
「長春最東邊，東大橋還有嗎？」他說我們不過是想借道長春回老家，住東大橋桃源路的一個表叔也和我們一起走，就是照片上左邊那個男人。
你們打哪兒來？農安伏龍泉
（註：距長春約七十公裡）。1945年，日本投降，沒學上了，做買賣的也都關了門，闖關東過東北來的爺爺
（照片中年紀最長者）就決定回河北老家。一點一點往家走——我媽
（照片中右一）有病，肺心病；我父親
（照片中右三）膽小，打槍嚇的，槍一響就抽風；兩個妹妹
（照片中間和右二倆小孩）還小。哪一年出來的？是1947年，可是不知為啥，從農安到長春這段，火車當時不通，我們搭車到了長春，沒想到長春的火車也不通了，那時候消息閉塞……
剛到長春時還挺好，沒打呢，後來困住了，吃的越來越困難，通貨膨脹，啥都不值錢，錢也不值錢了。
（而更大的災難還等著這一家、等著這整座城市的人……）當大半個中國在民國紀年裡對日作戰時，東北的歷史被掐斷，叫做「滿洲國」
（1932-1945），山海關成了「國界」。光復後，「滿洲國」從歷史刻度表上消失，日本人走了，等了好久的國民政府才來，可是共產黨也來了，戰亂再起，東北成了左右整個中國戰局的重中之重。
王洪志一家從農安向長春趕路時，「火車不通了」，當時發生的，或許是整個東北的一個縮影。
1946年快要過完的時候，農安伏龍泉，竭家窯遭遇戰，國共爭奪東北一次著名的戰役。與歷史最好的交流方式，是走近一個個歷史現場，聽那些親歷者說，還原事件發生時的一幕幕——大歷史的「冰山一角」。
「打竭家窯那年，我十四歲。1946年陰曆十月十六，陽曆11月9日，外頭有大月亮，炮響，我腦瓜子就往炕洞子裡鑽，怕把房子崩倒了，就在我們家這打的，旁邊就是竭家大院。」魏漢成戴著一幅深度的近視眼睛，瘦的不成樣子，可是記憶的力量啊，如同昨天發生：「就家門口這山坡子，打完我們去撿子彈、手榴彈……背個大糞筐，一划拉一下子。溝底，都是子彈殼，國民黨飛機往下打機關炮。」老魏從炕沿上站起身，手指窗外，五十米開外的小道，仿佛子彈仍在呼嘯，「傷員都抬這屋來了，腦袋淌血。我們有個北炕，擺一炕，腦袋朝北，腳朝南，腳都包著。腳丫子丟了的，活著不會說話的……沒有擔架，把各家門板都摘下來了。竭家窯這，打了一天半，好像死了九百人，他們
（八路）自己清點的。後來死的都拉走，埋肉丘墳，我們一家出一個人，倆人抬一個
（屍體），用馬車拉走。那時候有九個肉丘墳，一個墳埋一百來人。」竭家窯大院沒死的中央軍，國民黨用飛機接走了。飛機來，老百姓順著大溝跑，飛機沒打老百姓。「他們的武器裝備真好，村裡現在還有當年留下來的鋼盔和彈殼……」
時光鐫刻、眷戀、遺留在老物件上，生了鏽的武器符號，在和平年代的陽光下成了滿腹心事的「歷史道具」：鋼盔上有一個彈孔的痕跡
（已被填平），那個頭部中彈的士兵或斃命當場或如果有著千萬分之一的幸運存活下來的話，今昔又在何處？炮彈殼包裹了厚厚一層垃圾物質，落草鄉野便大多與文物的待遇終身無緣；廢棄的子彈殼在我眼中還在散發著火藥的輕煙；另有一聯保存完好未上膛的舊彈夾，忽然閃現在眼前，不禁打了個寒戰。
雲玉德，一位參與那場戰役的中共老兵，同時也是1946年中共第一次解放長春的親歷者，
「我的一隻眼睛，就是在竭家窯遭遇戰受的傷……我是1945年『光復』後在農安當的兵——解放軍，第一仗就是1946年解放長春；打完長春奔四平，參加了第三次打四平
（八面城）；打完四平，一直退到黑龍江……國民黨上邊有飛機，下邊有坦克、汽車，我們一邊撤退一邊扒鐵道，然後上火車，往北走。到了1947年，解放軍從外圍向長春推進，我們接到命令打農安，結果在伏龍泉竭家窯，遭遇戰。遇著了，就開始打，槍林彈雨，密集的很，一顆子彈擦著我的臉就過去了，在眼睛部位，瞬間就烤化了一個眼球」……
傷疤藏在身體裡，在歲月裡隨宿主增長或消褪，不為外人所察覺。感謝時光對我的恩賜，讓我知道此刻
（2015年初）坐在我對面的老兵，看著我時眼部揮之不去的陰影。
3. 四平難民，逃出戰場又進圍城「我九歲沒爹，爸爸被抓勞工，死在偽滿，撫順煤礦萬人坑。
十二歲沒媽，是攻打四平城，我家在四平
（八面城），為了躲戰爭，從四平逃往長春。
過家嘛，都有點破爛東西，得收拾收拾，賣吧賣吧。我媽把我們姐弟兩個送出來，送到長春我姐姐家，二道河子區民豐五條
（今長春市二道區民豐大街一帶），然後又回去了。結果，四平，許進不許出了……1946年，我十二歲。攻打四平城，我媽死了。戰爭年代，也說不上死哪了，咋死的，都不知道。」
潘玉蘭把胳膊拄在麻將桌上，若有所思的看著我，我一時間也恍惚了片刻。約半個小時前，我一路打聽著找到她的家，面對著不速之客、一個年輕人的到訪，潘玉蘭很快定住了神，因為我的問題，讓她回到了生命記憶中久違的「沉睡區」。
「後來聽說，我家八面城那，打的異常慘烈。四平之戰，咋打的，我不知道。光說要開炮，要打。那一年還通火車，從四平到長春。躲打四平，沒想到又困長春……我弟弟，死在長春了。我外甥，也餓死在長春了，已經餓死兩口，再不爬卡子，我們這三口也都沒了。」
1948年，圍的最嚴重那會兒，晚上10點以後，聽廣播喇叭，是那邊
（八路軍）封鎖線傳過來的：同志們，逃活命吧，哪天哪日放卡子，哪個哪個卡子放。是指著市裡往外走，有卡子，「我們在城東，卡子外，二道河子區，順著街
（讀gai，方言）邊子，穿大地，抄近道，也不知道哪是哪，聽到槍響就往地壟溝爬。我們是三口人一起出來的，我和姐姐、姐夫——舊曆八月十七
（陽曆9月19日），那天是我生日。」
走之前，什麼樣？民豐五條那，太慘了。頭天下晚，一個媽媽領著倆孩子，來要飯，那誰能給啊？自個還沒有吃的呢……第二天一開門，娘仨都死在那了。走不動，生生餓死了。孩子瘦的大腦瓜小細脖，太磕磣了。死了，就給拉到壕溝裡去，一直沒人收屍，二道河子就像「四不管」地帶，出城前，白天國民黨來，拿槍在大街上走，晚上換共產黨，貓著小腰，擱那陽溝裡頭，嗖嗖跟著跑。「我們小不懂事，有時候就說：瞅瞅，共產黨來了。大人說：別吵吵別出聲。怕槍打。」
4. 七月，不告而別的父親「我父親走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沒有明確告訴過我們。是委託朋友照顧我們，給我們留了不少吃的，所以我們出卡子時，家裡還有吃的。……其實不走也是可以的，但是媽媽有點，應該說不完全是為了圍城，多少是為了找爸爸，這個原因
（出的卡子）。當然也擔心長春圍困的太久了，我們……過不下去了。
我們母女四人出卡子時已是10月中旬，天氣很涼。我只記得去卡子路上人很多，在國民黨看守口要檢查搜身。媽媽從家裡走時，匆匆放在身上的一塊手錶，被他們拿去了。我們走的時候，是推個車，我和姐姐坐在車上，媽媽抱著妹妹
（有隨行人員）……
我們在卡哨大約住了四天，有一天趕上大雨，媽媽穿著棉襖，抱著妹妹，在雨地中。我和姐姐躺在車裡，姐姐發燒，別人用野菜做了一碗菜湯，來給姐姐喝，沒有我的份兒。我當時對那一碗野菜湯，印象特別深刻，想喝，但是沒有我的份兒，很少。媽媽說，姐姐發燒了，只能給她喝。」
「我的父親王光逖
（筆名司馬桑敦），1946-1948年，在長春做新聞工作，辦《星期論壇》
（後改《論壇報》），在1948年底國民黨政權在東北傾倒前，他離開了妻子和女兒，後來我從父親的作品中得知，他出卡子後，一路走天津，奔青島，下廈門，去了臺灣……」
生命像一粒種子，戰爭年代揚起的沙塵，可以將一個人吹向無限遙遠的他鄉，終生回不了頭。70年後，一個八旬老人，吉林大學文學院退休教授周勵，全世界尋找父親生前的活動軌跡，整理父親的創作歷程，試圖從中體諒到父親在那一年的不告而別，以此告慰含辛茹苦、陰陽兩隔的母親，以及漂泊終生都沒能回到故土的父親。
以下這段記錄，來自民國三十七
（1948）年9月天津的《益世報》。這份報紙的複印件，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後，輾轉回到了記錄者
（司馬桑敦）家人的手上，我有幸親手觸摸到它的溫度，和一字一句隔空訴說的心事：
「1948年8月3日，經過兩次失敗的嘗試，終於在第三次成功爬出了卡子……長春，這座在自己生命史上曾有過深刻記憶的城，因為飢餓，不得不離開。筆桿當不了槍桿，文章解決不了飢餓，事實不得不走，但是扔下了那些與陣地共存亡的戰友，拋開那座花園一般美麗的城，始終是心戚戚，難得釋然！」與周勵父親同行的還有長春大學的學生，他們幾經周折，從長春城東的方向始終突破不了封鎖線，甚至兩次都被圍城部隊押送回二道河子放下。第三次，改向正南方出發——這在一開始曾被放棄和試圖繞開的、聚集難民太多、不容易走的「洪熙街」卡哨……
積累了前兩次走的經驗，這一次，他們找了一個熟悉封鎖線一帶地理的人——「職業亡命者」，他們「官能的敏銳，可說是天才的稟賦。走的飛快，穿過草地，鑽進莊稼，涉水，爬坡，都是保持相同的速度。因為過分集中視聽在行路前面，他是輕易不回頭照顧我們一下的……他對於卡哨配置地位的熟悉，令人敬佩不止。有好幾次是卡哨在獨立屋的左角，而我們是從右角悄悄地走過來的。」領路人答應領他們走到距離長春東南50裡的新立城，50裡已經離開封鎖線，便送了些農服給領路人當作路費，「他雖然不滿意，但也勉強收下，當時我們身上除去一點吃的東西而外，是一文不名了。」
5. 兩個青年的路，東北流亡學生人生，最好走是青年的路，最難走也是青年的路。
「九一八」事變後，開始出現的「東北流亡學生」，到了東北內戰時，依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在正統觀念的影響下，大部分青年選擇投奔國統區——出東北一路向南，或向西流亡。
邊文洪，長春老城邊家大院的後人，家境殷實，國共爭奪東北時，他還是個高中生。如今，幾十年的新國家、新城市建設，邊家大院已成一片廢墟，邊老爺子帶著邊家大院的一座老式掛鍾，一起住在城市的新區裡。
「什麼時候知道有共產黨？就是1946年長春第一次解放。原來共產黨『根本沒有』。
從1948年6月開始，老百姓不讓你出去，知道直接圍城了，斷絕出路，鐵路已經扒了。
我5月中旬就去了北京、天津。東北流亡學生，我們這些人，當時都是正統觀念，對共產黨是不接受的態度，認為國民黨才是中國真正的中央政府，老百姓也都這樣認為。
所以一圍城，都有點恐懼感，有錢的紛紛的走了。當時我念高中。去北京，是我自己去的。怎麼去的？火車已經不通了，一路往南，走到範家屯……有共產黨，遼吉軍區前方聯絡部，特工機構，在那裡大量接收國統區知識分子。二十多人，最低學歷初中三年，還有長春大學的四個『青年軍』，我們在解放區一路被護送
（說押送有點難過），到處都管飯。但實在想走
（不參加革命）也給放行，我就拿著路條繼續趕路……」
那一路「長徵」，沿鐵路，過大凌河，過繞陽河——繞陽河上沒有別的橋，就是大鐵橋，一個支架，只剩鐵軌、枕木，「我兩手扶著鐵軌，下面，好幾十米外的繞陽河，不敢看，足有兩三百米長的大鐵橋，在空中懸著，那也得戰勝，咬牙，爬了過去。到錦州，坐上火車。基本到山海關開始暢通。到北京。走了多少天……」
（老式掛鐘響了）「北京，有國民政府專門接收東北流亡學生的機構。打天津我趕上了
（1949年1月15日），炮火轟轟轟，我在東局子，天津東邊，打的不算激烈，那陣國民黨就已經不行了，『四野』的大兵壓境了」。
（老式掛鍾又響了）邊家大院的老掛鍾，在圍城時就這麼不緊不慢的走著，時間被記錄的同時也被忘記，但是人還記得一切。國民記憶對國家大歷史的修補是一劑解藥，軟肋在哪裡就修補哪裡，把個體的傷疤還給時代，才有更遠更久的路可以展望。
邊家大院的年輕人，在圍城初期上路去尋找正統，而更多的年輕人還在城內，混亂無序的戰時狀態，生長出了一種異樣的自由，「我1948年7月高中畢業後，長春就比較困難了，開始有餓死的人，我們的米也越來越緊張，在家沒啥事，一個表哥在國民黨新七軍當文官，讓我去他那裡，混口飯吃，辦公室就他一人，到吃飯的時候，我就拿著碗去，這樣能夠給家裡省下點糧食。」東北師範大學物理系退休教授孫景春，面前擺著一張泛黃卻保存完好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心裡埋藏的往事沉睡了66年，終於一字一句的緩緩道來。
「在表哥那裡混吃的，有十來天的樣子，後來國民黨長春大學，招生了。外面圍城，但是城裡，這些事都不影響，照樣辦呢。雖然招生了，我也考上了，但是課不能上，當時我們的校部就在今天東北師大醫院的對面，友誼商店那裡，而學校已經遷走了，遷到了天津，當時瀋陽還是國民黨佔領，我們要報導得先到瀋陽，然後再轉往天津……」
錄取通知書上寫著「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六日」，坐在我對面的老人說，這是後補的通知書，事實上他們在8月下旬就從長春出了卡子，去瀋陽報導。可是，出發時告知的目的地，半道改了——被另一方接收，去了吉林解放區。
6. 圍城裡的人，天命幾何東北是一片向寒而生的土地，千百年來，歷代蠻荒，歸統滿清，民國不保，疆土外割，終至「光復」，這裡又成了兩股勢力角逐的戰場，孰王孰寇，百姓怎知曉？命過幾晌，只能看天。
垛子外的夕陽西下。你知道農村那種莊稼垛子嗎？剛割完的莊稼，幾捆一堆，頭叉在一起，立在地上，圍成一個垛，四外有縫兒，裡邊是空的，能藏人，我們就躲在那裡邊。有兩個垛，都是我家人，一個垛裡五口，一個垛裡大概四口，我記不準了，那年我才五歲
（1948年）。
太陽下坎那會，我記得真清楚，我從裡邊向外看。看見一個小男孩，從那邊走過來，大腦袋，小細脖。我們一家人都看見了。我媽悄悄念叨，別過來，別過來……。我往外看，太陽光很晃眼，一個國民黨兵喊：小孩，站住，會唱歌嗎？上去
（指著一個半截子土牆），唱一個，我給你窩頭吃。小男孩，努力往牆上爬，可是他太小了，又沒有力氣，爬半截掉下來，再爬上去又掉下來，終於踉踉蹌蹌站上了牆頭。國民黨兵：唱，《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來個毛……」「毛」字剛出口，「啪」的一槍，男孩應聲倒下。我好難過，二哥說我出去整死他，我媽死死按住二哥，我們仰頭看夕陽下土牆拖著長長的影子。
轉天，又是一個夕陽西下，一家人又度過了挨餓的一天，一片寂靜，只有外邊的國民黨兵，一會走過來一會走過去。他們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我們在垛子裡。事實上每個垛子裡可能都有人，這些人回不了家，村子
（楊家崴子，圍城郊外）已被軍隊徵用。常出去找食兒的二哥說，一共有四道封鎖線，誰也別想逃出去……日子太難熬，我根本無法記憶那段時間有多長，又或到底有多短。忽然，就從垛子空兒外邊，伸進來一個小鐵盆，這麼大，可好看了，這盆我們家後來留了很多年。盆裡裝著什麼？黃豆，一些菜葉，拌點鹽，和在一起。就聽外面一個國民黨兵說：別說話
（吃吧）。能不感動嗎？我記這場景一輩子，救人一命啊。等到下一波換崗時，我聽見那個兵問別人：「剩點啥沒？」「你沒吃飽嗎？」「灑了，倒地下點……」
張桂鳳
（化名）②卡子裡的十四個晝夜。我有14天，在洪熙街卡子裡困著，這個「三不管」地方，進去的時候還有點力氣，逃生啊，後來……
我家在一個大房框子裡，這一堆一家，那一堆一家。我弟弟死的那天，不知道為啥，大房框子裡，死好幾十人。我母親第一個發現我弟弟死了，我母親的哭，好像還有點力氣，把他們震醒了，大家反手一摸，越看死的越多……沒力氣往出拖，新死的人，就在我們旁邊，
（屍體）到最後，你可能都沒看見過大尾巴蛆，順著那鼻子眼往出爬，晚上，冰冰涼啊，我一拱……
吃糞豆。有一天我在井沿旁，正要打水喝，一低頭發現有堆大便，上邊除了稀水，還摻著很多炒熟的沒有消化好的黃豆瓣兒。我蹲在邊上看住它。過了一會兒，稀水被曬乾，我把黃豆瓣一個一個挑出來，足有三四十瓣，然後到井沿用清水一頓猛洗，聞一聞，沒啥怪味，一小把全部都放進了嘴裡，嚼了半天也沒品出個香臭，就咽下去了。
頭頂的飛機。人們說飛機來了，就有希望了。飛機來，照相，看死的多，就放人，看死的少，就不放。「飛機來了，飛機來了，」他們喊。雙膀的飛機，好像門、窗戶、人，都能看見。人們互相攙扶，都是跪姿的，「八路軍，救命……」，說是在喊，但是聲音出不來。
飛機低空，在那繞了幾分鐘，一溜煙，走了。那時候我還不認得青天白日旗，如果是國民黨的飛機，即便有青天白日旗，我可能也沒拿它當旗看，花花綠綠的就過去了，現在想起來是這樣。每一次開卡子之前，飛機都要去，都要照相，聽裡面的人說。
沙秀傑
（已故）我想你，媽媽！我和我媽，沒家沒業，親戚也沒有。1948年圍城，把我隔在長春市內，我媽在東大橋卡子外，國民黨和共產黨夾空兒，「三不管」地帶，後來就餓死了，扔在萬人坑。
等銀行那打完仗③，大夥都熱火朝天，慶祝解放，我出去找我媽。有個認識的人說：看看你媽去吧，你媽沒了，在東大橋萬人坑。
走著去東大橋，那個大坑……人死老了。周圍看熱鬧的，幹啥的都有，臭的哄的。大夥捂嘴也去看。有個老太太，老不像樣了，說你媽餓死了，「臨死，跪在河邊上喊，小玲子小玲子，我看不著你了，天天哭，天天喊，後來眼睛哭瞎了。」
遍地都是屍首，根本認不出來誰是誰。我媽的特點，有白頭髮，才三十多歲。也不知道哪個是我媽，不敢看，十七歲，不立事。找了一個有頭髮的，拽起來就說是了。然後擱蓆子卷著，用馬車拉回來，直接送到宋家窪子（
城北另一個卡子方向），找到一塊莊稼地，山坡底下，用土埋上，拍吧拍吧，墳頭沒寫名，也沒立碑，後來就找不著了。畢竟也不是我媽，我以後也沒去填過土。
楊秀玲
（松北聯中學生）我父親先餓死，接著是兩個妹妹，一個弟弟，一共餓死四口。剩下母親和我。母親小腳，哪能走？我就爬出去，什麼葫蘆秧啊，能吃的我都吃，藥不死就往嘴裡塞，再給我媽帶回來。
那不夏天嘛，一熱那死人都發了。有一天下雨，我半夜十二點在外面，用現在話講是上人家偷東西去了，那是我，十四歲小孩，下晚黑，半夜三更往家走，忽然摔一跟頭，一下就杵到死人肚子裡去了……那屍體都發作了，那蛆啊，沾在我的胳膊上，到水裡去洗……
我就是一直沒出卡子。要是沒有我母親，我幾個卡子都爬出去了，能出去。我們家，死這麼多人，沒有一個墳。
張繼昌
1948年7月的長春，屍體多，下雨，泡著，泡完就發，肚子都這麼高，圓溜溜的，青紫色，湊近細看
（不害怕，見的多了）有紅血管，真亮的。等到太陽出來一曬，嘭！爆了，那味兒啊，實在是，太難聞了……圍城裡的空氣，就是這種，熱乎嘟的腐臭味，成天都有，臭的不得了。盼下雨，下一場雨，好一點。
張鈞
7. 兵臨城下的家書，投誠和起義去往廣州的路程，是我在大陸尋訪親歷者最遠的一段。2003和2008年，山東畫報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分別以「圍城家書」為題材，出版了兩本書——《未能寄出的家信與照片》和《兵臨城下的家書》，信和照片的主人，正是當年國民黨守城部隊的官兵。歷史的舞臺，從來沒有誰曾缺席，多的是被遺忘或大潮掩蓋。
廣州，居住著一位遠徵軍老兵，也是東北解放戰爭的親歷者，梁振奮。當年他寫給女友「碧」的信，以一種官方檔案的形式被公開出版，這件事困擾了他許久，「如果徵求我本人的意見，我是不同意發的」。吉林省檔案館只給了他一個收藏證書和一套仿真件，信與照片的原件都屬於國家檔案。
「當時我只知道到東北是去接收，可能會和共產黨有摩擦，但到了東北，才明白要打仗，心裡不好受。我們對共產黨沒有什麼仇恨，到東北打仗，和在緬甸打日本那是兩回事。都是自己人，心情、士氣啊都不一樣。
1948年5月大房身機場失守、長春被圍之前，我們去小合隆搶糧，長春西北方向。我們沿著鐵路線打，這是我們剛進東北的時候，吃的第一個虧。
（解放軍）他們的戰士很奇怪，沒有重武器，就衝鋒，衝鋒還抑上，往高爬，我們就很奇怪，這些人這麼不怕死啊？完全不符合步兵操練要求。我們的輕重武器都有，一個排裡面就有兩門炮。
5月到10月，我們的日子？一般說來，通信是沒有了，但是消息
（戰況）我們還能收到，知道山海關那邊打，錦州這邊打，後來錦州失守了，我們就完蛋了，人家把東北的『門』關上了嘛。
那年我23歲。我是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諜報隊長。諜報隊，跟著團指揮部一起，沒有戰鬥任務，只是偵察。就是儘量派人出去，穿便衣，到卡哨以外的地區，『三不管』地帶，有老百姓從敵佔區逃過來，我們收集這些人沿途的經歷，什麼地方有八路軍等情報……這些難民要進城的不多，多是要上別的地方去。
保衛長春要緊張，隨時準備動刀槍，敵人來了都遭殃……。這是給我們進攻，編的歌。現在回頭看長春圍城，那些老百姓啊……。」
梁老先生說，長春，一出來，就再沒有回去過。1948年放下武器，他們算投誠，新七軍，當時就去了吉林，他是尉官……史達林死的那年1953年，把他送回了廣州。「我手上有投誠證明書，還有因長春的這段經歷被判過反革命罪之後的無罪判決書
（1982年）」。
江西九江，另一位家書的主人，李健平，國民黨守城部隊六十軍軍官
（少校參謀，營長），起義人員。信中人的容貌還停留在當年，脫帽正面半身像，民國青年與戎裝更搭，這是我們的歷史語境。青年李健平想念家鄉，惦念父親的身體，他形容自己在東北是流浪在遙遠的邊疆，長春是寂寞的海洋，「連飛都飛不出」，「激烈的外圍戰，鐵鳥也不能下來了」……
書中的信很短，只有一頁多一點。「本來歷史對於我，除了人，什麼都沒有留下來，文化大革命，抄家，牆皮都撬開了，雖然你起義了，但是你過去是國民黨啊……《家書》中的這張照片，是長春給我留下來的。」李健平聲音洪亮，往事在他那裡，像吱吱嘎嘎吞吐的放映機。
「到長春之前，我們六十軍在吉林駐防。長春的困哪，其實很單純，就是沒吃的，其他，照樣。甚至還歌舞昇平。大的舞廳，中央銀行四樓，天天有舞會，一直到1948年七八月份，都還有。這些國民黨軍官，沒受到什麼苦處，像我們，吃的飽飽的。當然，沒有肉吃，沒有奶喝。士兵？說良心話，他們也有吃的。廣州梁老先生
（梁振奮），他們新七軍的處境，比我們還要好一些……
唯一不同就是，老百姓沒有吃的。有一次，我在史達林廣場中央銀行附近，什麼街我記不住了，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兩手扶著牆，從這邊走到那邊，我知道，是餓的，話都說不出來了。我趕緊盛了一碗粥，東北那種大海碗，端給她。女孩子把我帶到她的家裡去，我一看，炕上躺著一大家子人，爺爺奶奶爹媽還有一個弟弟，擺的整整齊齊。一家六口，就剩她一個。她低頭把粥吃下去，吃完了以後，萬萬多謝，說『我還能，挺個一兩天』。如果有力量，我會長期給她吃的，可是第二天我就不去了……」
8. 臺北，一個失憶的老夫人去臺灣，是追著歷史指引的路徑，我要去找一找「戰敗」的一方，看一看他們背井離鄉的海島。
包裡背著一本書，書裡有一張照片，是圍城期間一張寫有「活捉李鴻」字樣的錢幣照片，可是無知的我啊，是隨著尋訪的深入，才知道最後被用擔架抬出長春圍城的這位國軍守城部隊長官——新七軍軍長李鴻，原來是一位「遠徵將軍」，孫立人將軍的愛將，深陷東北內戰旋渦之前，他們是遠徵印緬戰場重創日軍的國家英雄。
經歷了長春圍城之後，李鴻將軍輾轉至臺灣追隨孫立人，卻被當作共產黨的「匪諜」一關就是25年，出獄後十年有餘，於1988年病逝於臺南。「長春圍城，我爸爸親口跟我講，他跟老蔣
（蔣介石）說，校長，東北可能不容易守住了，我們退到關內去……結果老蔣說，你們守，到時候我支援你們，用空軍，空投。然後沒辦法兌現了，就希望，守不住你們就自殺。」李鴻將軍的兒子李定安先生說，「敗走臺灣的人心裡都明白，丟掉大陸的責任，哪裡是幾個將軍扛得起來的？」
「父親說，圍城初始，光靠四架老母機的空投，根本無法解救被圍守軍，到後來蔣介石乾脆放棄他的諾言，軍民饑寒交迫，病死、餓死有十多萬人，某些父親的部屬甚至認為蔣根本想消滅這支軍隊，既便不是如此，起碼也有削弱兵力的意思。六十軍曾澤生部先投降之後，共軍轉而對付新七軍。後來共軍衝鋒隊曾一度入侵到新七軍的司令部，高喊：『活捉李鴻！』當時，父親還拿了卡賓槍打死了幾人，旋被增援的衛隊解圍。奶奶也曾說過：當時已入嚴冬，長春被死死圍困，糧食與能源短缺非常嚴重。父親四出巡視時，看到此種情景，十分不忍。但也無可奈何。他自己跟著士兵吃米糠，抵抗力弱，得了傷寒而臥病在床。這期間司令鄭洞國將軍來新七軍巡視，看他臥病，還以為是故意裝病。最後部隊是由副軍長（史說）作主，向共軍投降。奶奶說，長春解放之後，共軍使用好藥醫治父親，如果不是這樣，他很可能會死在病榻上。」
「我父親到了長春，認識了我媽媽。我媽媽馬真一畢業於長白師範學院
（現吉林大學）音樂系。她是滿族人，正宗的鑲黃旗，說起來還是個格格。她在父親擔任長春警備司令的時候與父親相識，後來經兵團司令鄭洞國當證婚人舉辦了婚禮。1948年父親被俘時，母親已懷有身孕，後來在哈爾濱的戰俘營裡，母親生了我姐姐。1950年，我在臺北陽明山看守所出生時，曾取名『獄生』。
我媽媽，由於過去經歷了一連串的恐嚇與刺激，在失智之前，即使事隔五六十年，聽到以前的事或回憶以往，她仍然會陷入到那種激動恐慌的情緒裡。」
去看這個失憶的老人，屋子裡的日常，老人的味道，一個外籍女傭，倘再早幾年前，還會有一隻小狗的陪伴。老夫人安靜的坐在黑色沙發裡，目光是那種無物的深邃……當記憶沉入海底，人生都成了泡影？我一時間覺得這很難接受。我多想眼前的老人能開口說話。
「媽媽！東北來的小姐，來看你啦！她姓陳，陳小姐。她從，長春來的。長春。長春。吉林哪，吉林那邊」。老夫人只是笑，笑起來很好看。「身體很好，除了腦袋忘記了。她一直到八十幾歲，還天天遊泳。我爸爸過世以後，媽媽就去申請退休，一個人參加旅行團，世界各地去玩。大陸也去了很多地方。」
說話間，老夫人笑的像個小孩，這真打動我，像一個人回到了最初……記憶深處，可還記得東北，長春？「我與母親生活了一個甲子，如今，遺忘，抹去了一切苦難！」
「以前我們也叫老年痴呆，那不太尊敬，後來改稱『失智』症。大腦的記憶力，像被用橡皮擦，一塊一塊的刪掉了。得這個病，剛開始的時候，會有淡忘現象，老人家開始疑神疑鬼，認為你在偷什麼東西。我明明放在這裡，你給我拿走了，或者我錢包你給我動過了什麼的，那就慢慢開始了。然後到中間，還有一段躁動期，有的時候會有侵略性，會罵人打人，不穩定。那門上面的鎖，就是那時候我給她釘的，因為半夜她跑出去，好幾次，被警察送回來，我們都不知道，我睡在這裡，睡熟了，結果電話來了，我才知道她已經跑出去了。」
定安先生幫我和老夫人拍照合影，很奇妙，老人轉過頭，一直看我，一直看我。她坐在沙發裡，我靠在沙發沿上，比較高，她抬頭一直看我，然後笑。
（半個小時的時間裡，老夫人一直很安靜，點頭，搖頭，微笑……）9. 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去日本，同樣是追著歷史指引的路徑，和中國東北有著千絲萬縷關聯的日本，那裡生活著一個人群，是在1945年「光復」之後沒能及時回國，因此經歷了東北解放戰爭的日本移民。我要去找的，是在1948年
（民國三十七年、昭和二十三年），滯留在長春圍城的一位日籍老人小代
（化名），當年只是個七歲的孩子。我甚至沒有語言不通的擔心，因為長春是這個孩子的出生地，中文佔據了其幼兒教育時類母語的天時與地利，在見面之前，我們的郵件都是用中文寫就的。
東京之行，對於我而言，是這場漫長旅行的一個完成意義上的句點。親歷者強大的記憶力和中文紀實性的語言，讓試圖留住這段歷史的人，長舒了一口氣。
（一段旅程的結束，也是對歷史反思的真正開始）「1947年10月，長春街道突然斷了電。煤氣也停了。自來水也停了。
1948年的新年一過，可以聽到遠方的槍炮聲。槍炮聲幾乎沒有改變它的位置，只是縮短了與下一次槍炮聲的間隔，但總是在遠處響著。過春節的時候，逐漸延長了間隔，最後乾脆停止了。
八路軍逐漸縮小了包圍範圍，其包圍圈已推進到長春市內，不久，八路軍突然又停止了活動，長春又一次被拋棄在寒冷、寂靜的黑暗之中（筆者註：是指1948年5月大房身機場爭奪戰之後的圍城）。
窗戶上掛著冰花。
長春市內開始陸續出現餓死的人。在長春飢餓的街道，只有狗是最肥的……
我們也徹底消瘦了。皮膚蒼白，血管暴露，眼睛塌陷，鼻子變尖，只有肚子鼓得很大。
皮膚開始出現維生素不足的潰爛，肉開始潰爛。頭髮也有潰瘍，不那麼痛。說起來是發癢，所以無意中就把手指觸到潰爛處，那麼約一釐米見方的毛髮，就連頭皮一塊拔掉。
長春市被完全斷糧後，因飢餓而死的人紛紛出現，餓死者大多是無辜的老百姓，其中就有我的哥哥和弟弟。」
9月，小代的父親為了不再讓家裡有人餓死，決定嘗試逃離長春。但是，內外雙重鐵絲網，將長春市團團圍住。卡子，是指被這兩層鐵絲網所夾著的中間地帶。一家人鑽過內層鐵絲網的門後，外層的門卻禁閉著。
「我問爸爸，那個門不開嗎？」
「不會開門的！」爸爸說。
在國民黨和八路軍的中間地帶，去往解放區的出口方向，柵欄門
（卡子口）被嚴密地鎖著。旁邊一個中年日本女子說：「那個門是一周開一次，甚至一個月才開一次。四、五天前才剛開過……」
年僅七歲的小代，被困在這中間地帶，露宿於成堆的屍體上，甚至目睹難民之中的中國人，去吃剛殞命的屍體。「在這人間地域的恐怖環境中，我，喪失了記憶。」
10. 所有「故事」的後續，一紙蒼涼我站在70年後的時間出口，梳理所有故事後來的「結尾」，這的確是人世間最蒼涼的體驗——在這些記錄背後，是事件中更多無以名狀的消失和湮沒。
文章開頭民國三十七年那張照片上的逃難人家，一路風餐露宿，當年滯留四平街。第二年
（1949）開春，錦州、瀋陽已解放，火車開通了，繼續上路奔河北樂亭老家。「我媽（照片中右一）到家以後，死了，穿的那身裝老衣服，從農安帶了一路，有思想準備，原本想死在哪就埋在哪……」王洪志平靜的說。
四平難民潘玉蘭，逃出圍城嫁了人，落腳公主嶺範家屯。「我十四歲到這，落腳的親戚家人口多，十五歲
（1949年）就給我找了婆家，結婚過小禮，是一口袋高粱，一個扁匣子……和這個鐲子。六十多年了，這個扁匣子都散架了，鐲子還戴著。」人生仿佛一眨眼，兒孫滿堂。
吉林大學文學院退休教授周勵女士，認真的在她的一本書上為我籤名，《回望故土——尋找司馬桑敦》，她說，這本書獻給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父親，「父親離開長春後，在臺灣《聯合報》任職二十幾年，儘管這一社會關係，給我們姐妹帶來不少災難，但內心深處……始終企盼能有見著父親的那一天。當兩岸可以溝通交流，我剛剛找到父親，還沒來得及述說離情，他卻突然離世了
（1981年）。」如果說，人生還有什麼遺憾可以彌補，那就是自己的母親，「周墨螢女士，有個回憶錄，很長，是錄音，磁帶，我正在整理。」
邊家大院的學生邊文洪，親歷了天津解放的戰火，同期太平輪事件發生，他說自己差點去了臺灣，後來因為年紀小，掛念母親，於1949年初回了長春
（老掛鍾又響）。「……邊家大院，最後就剩下這個東西了。發條的，一百年了，但是油泥太大，不敢擦，不敢動。有毛病，都沒人會修了。」
國立長春大學的新生孫景春，一天課都沒上，就在歷史的轉角轉換了身份：「出卡子後，有個叫劉家屯的地方，有解放軍的接待站。再走，前後都有解放軍跟著，背著槍。之後繞道奔九臺方向，奔吉林。吉林八百壟，東北大學
（今東北電力大學）大石頭樓，我們手拿著國民黨時的高中畢業證、大學錄取通知書，去登記，報導，編班。先學習政治，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2017年7月26日
（中華民國106年），臺灣，李鴻將軍的夫人馬真一女士，「在睡夢中平靜的離世」，享年95歲。
那位滯留東北的日本移民，小代，出圍城後，經由吉林、延吉、天津，輾轉五年的漫長光景，終於在1953年9月，「站在了駛向日本的船的甲板上」。2018年6月，我在電子郵件中問這位老人，是否還記得1948年在長春的住處，我想去看看。「真高興你沒有忘掉我，也知道了有讀者關心我的故事。衷心感謝！我找過。不過我住過的房子已經被拆掉了。西安大路423號。是現在的香格裡拉飯店的斜對面。」
70年前，當我們還在為溫飽和生存內戰，更文明的地方已經在討論是否違反個人意志而進行徵兵、是否劫持了更多人卷進戰爭甚至是失去了性命。比如「一戰」期間，美國有「基於道德原因拒服兵役者」。1980年，普利茲新聞獎將特稿獎頒給了《策普的最後一站》：「一戰」老兵愛德華·策普，為自己生命的最後階段安排了一次長途火車旅行，前往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接受軍事記錄改正委員會的聽證，只為將自己的「一般退伍」改正為「榮譽退伍」 ——一個「基於道德原因拒服兵役者」維護自己生命信仰和尊嚴的故事。2018年，韓國大法院判處「依良心拒服兵役者」無罪。為發生過的歷史悼念，反思，反戰，珍惜和平，那麼即便豎起一座小小的石碑，也有著翻山越嶺的意義。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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