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鑑芬蘭現象教學 北京呼家樓小學創新教育模式

2020-12-25 中國新聞網

  把芬蘭教育移植到呼家樓

  北京市呼家樓中心小學的「項目教學」是一個創新教育舉措。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已經降臨的時代,無論是美國、芬蘭,還是中國,都應當坐下來好好想想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該如何創新,而不是互相拷貝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錢煒

  身形纖弱的馬頤珂有些吃力地提起一個看起來有些沉的袋子放在凳子上,打開袋子,是一個三層的透明樹脂盒,裡面裝滿了一些看起來像海綿、紗布和小石子的東西。她向班主任胡冬卿解釋說,「這是吸油棉,這是吸油布,那是吸附油脂的石質材料。做實驗的時候沒有汽油,我就拿菜油做替代。一開始,我沒有放吸油布,把油水倒進去,流出來的水裡還是有很多油,後來加了吸油布,發現效果更好……」說起自己做的一個簡易海洋石油汙染處理裝置,這個10歲的小姑娘滔滔不絕。

  馬頤珂原本是個一說話就臉紅的小姑娘。胡冬卿說,「以前,只要問她一句『你今天怎麼不在狀態啊』,她就眼圈一紅就開始抹眼淚。」但是自從參加了PDC項目,她變得自信起來,敢於在公共場合發言了,學習也更有主動性。

  胡冬卿所提到的「PDC」,是英文「project—drive—create(項目—驅動—生成)」的簡稱,是她所在的北京市呼家樓中心小學的一個創新教育舉措。目前,這一教育新模式已經得到了北京乃至全國很多小學的認同與借鑑,截至目前,有來自全國各地的300多所小學到呼小訪問取經。

  從美國到芬蘭

  已經在呼家樓中心小學工作了32年、其中做了18年校長的馬駿,是PDC理念的發起人。她介紹說,呼小有開展PDC教育的基礎——從2008年開始,學校就進行課程改革,研發了教師語數英知識框架體系,開始跨學科研究。從2010年開始,呼小的學生們就不再有傳統的各科寒暑假作業,而是人手一本學生假期實踐手冊,內容多為「學會使用一件家用電器、閱讀自己喜歡的書、或參觀一個博物館」等要求。

  2015年,北京市要求中小學各學科平均應有不低於10%的課時用於開展校內外綜合實踐活動課程。馬駿想到,國內傳統的教育模式不利於學生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的培養,應當藉此機會對這一局面做點兒什麼。馬駿想到曾在美國加州看到一所小學開展了項目教學(即project based learning,英文簡稱PBL),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馬駿記得,她到學校訪問的那天,正好看到滿操場的學生們都在忙著用廢報紙、羽毛、竹籤等各種材料做鳥的模型,還有家長參與其中。原來,這是一場以「認識鳥類」為主題的PBL學習中的一個環節。

  在PBL學習中,上課形式不是老師站在講臺上拿著一本書照本宣科,而是以學生為中心和主體,驅動學生自發地學習。比如,在認識鳥類時,他們就是去附近的溼地公園實地考察。在這個項目學習的啟動階段,老師要先帶著學生們上網查資料,了解這個公園裡都有哪些鳥類,這些鳥都有什麼樣的生活習性,讓學生們各自選擇一種鳥集中研究。然後,老師再帶著學生們去溼地公園,展開觀察。回到學校後,學生們要根據觀察所得做出鳥的模型,並寫出相關說明文字,在教室裡展示。

  馬駿解釋說,呼家樓中心小學提出的「PDC」概念是一種本土化的全新的實踐育人模式,相比PBL,PDC更注重面向實際問題,與社會的實際需求相結合。「PDC有兩個目標,一是要從課堂到生活,培養孩子的實踐能力與創新精神,學以致用;其次是從學校到社會,培養孩子的適應社會能力,讓教育完整地走入真實世界。」

  在推行PDC教育時,馬駿也借鑑了芬蘭的現象教學。2017年7月,她請了芬蘭的教師來呼小做了20天的培訓。由於過去芬蘭學生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測試中的不俗表現,芬蘭教育被譽為「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而芬蘭最近幾年強推的現象教學,與美國的項目教學有很多的共同之處,二者都強調學科融合,激發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只不過,在芬蘭,現象教學是一種常態的教學模式,已運用得非常嫻熟自然,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引導。

  2017年11月,在呼家樓中心小學承辦的中芬教育論壇上,芬蘭拉普蘭大學師範附屬學校校長表示,「呼家樓中心小學的PDC項目教學與芬蘭的現象教學,從核心理念到實踐層面都是一致的。」

  具體怎麼做?馬駿說,他們以年級為單位,把全年級的各科老師都集中在一起集思廣益,提出各自本學期的學習目標,看看哪些可以對接,形成幾個跨學科的項目主題。老師們再拿這些主題去徵求學生意見,看看大家對哪個最感興趣,以確定本學期的PDC學習主題。

  2017年6月23日,首屆項目教學法(PBL)與中小學課程整合的專題研討會在北京石油學院附屬小學召開,來自全國各地多所中小學校參加了此次會議。會上,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院院長顧明遠表示,PBL目前在中國處於起步階段,希望PBL能夠起到推動教改的作用。根據此次會議釋放出來的信息,北京景山學校、十一學校已經開始了將PBL用於語文教學的實踐。而另據發表在《基礎教育課程》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北京中關村第四小學已經在2013年開始了項目教學的實踐,展開了「太陽能房屋」「小小慈善家訓練營」等項目活動。

  被改變的課堂

  去年,呼小4年級的一個PDC項目學習主題是基因的奧秘。一開始,他們找到中科院基因所,對方表示這個很容易,他們此前已經與很多學校合作過了,一般就是帶著孩子們參觀一下實驗室,教他們提取DNA。但馬駿連連搖頭,PDC的教育目標絕不是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根據前期調研,學生們發現超市裡賣的草莓有豐香、女峰、章姬和鬼怒甘等幾種,他們因此產生疑問,「到底哪個品種的草莓最好吃呢?不同品種的草莓基因都一樣嗎?」呼小老師們提出,能否就以研究草莓基因為主題,讓學生帶著來自現實生活的疑問來學習和研究。

  在基因所老師們的幫助下,學生們把買自超市的幾種草莓經過處理,製成DNA提取液,再提取出DNA。通過試驗,學生們認識到,不同品種的草莓基因是相同的,此外,草莓的口味主要受品種與產地的共同影響。在此基礎上,學生們進一步學習基因的相關知識,了解到遺傳與後天因素對身高的影響。「通過自己的學習研究,學生們認識到,如果想長大高個兒,就要保證睡眠,不能熬夜玩遊戲,不能偏食,還要多運動。這樣他們自己就會有意識地自律,而不需要老師們去苦口婆心地教導。」

  目前,呼家樓中心小學的PDC教育項目分為主修、選修與家庭親子三大系列。PDC項目教育並不是呼小的主要授課方式,目前,學校將每周二下午的課時全部拿出來,用於PDC主修項目,周三下午的課後時間用於選修項目。而據記者了解,即使在美國,PBL也只是眾多教育方式中的一種,比較常見,但並不是所有學校和全部課程都採用的教育方法。馬駿表示,她最希望看到的是,通過PDC教育來倒逼教師觀念的變革,撬動課堂內的改革。

  在呼小實施了兩年多的PDC教育改革已經在老師和學生身上看到了變化。6年級5班班主任劉立軍在去年母親節時,受PDC理念的啟發,讓學生運用剛剛學到的數學中「比」的知識,為媽媽設計一雙高跟鞋。活動的效果令劉立軍喜出望外。學生們熱情高漲,拿出了很多造型漂亮的高跟鞋設計圖。「在數學課上,我告訴他們,人的腿長與身高的比要達到0.618的黃金比例才比較和諧優雅,所以他們回家就拿皮尺量出媽媽的身高和腿長,再根據比例算出高跟鞋的高度。這個活動對他們來說非常有趣,同時也強化了數學知識。」

  「這是面向未來的一種教育改革。在人工智慧即將實現的未來,學校將發生巨大變化。過去,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傳授知識,但是今天,人們獲取知識的渠道太多了,學校的目標絕不僅僅是教授學生知識,更多是教會孩子們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與適應社會的能力。」馬駿表示。

  在一次旨在解決北京停車難的「為北京的車輛尋找一個家」PDC項目中,4年級學生們在調研了北京的停車情況後,在統計報告中做出了「餅狀圖」。馬駿看到了就感到有些奇怪。因為4年級的數學才只學到了柱狀圖,還沒有學餅狀圖。「我就問他們,這個餅狀圖你們是在哪裡學的啊?孩子們就說,他們在網上看到了,覺得餅狀圖反映問題更一目了然,就自學了一下,很容易就學會了。」

  馬駿表示,無論是項目教學還是現象教學,都需要優秀的全科老師,而這,正是眼下他們推行PDC時遇到的潛在困難。「芬蘭的小學老師都是碩士學歷,他們沒有統一教材,都是根據大綱要求學生達到的能力目標自己編寫教材、研發課程,同年級每個班的教材可能都不一樣。但在中國,小學教師擁有碩士學位的比率不高,更重要的是常年分科教學,老師跨學科教學的能力有待提高。」

  項目教學在中國遇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國情的不同。無論是芬蘭還是美國的學校,都是小班教學,一個班最多不超過30人,這能保證在項目中,老師的精力能顧及到每一個學生,每一個學生都能真正參與進來。但在人口數量全球第一的中國,即使是在北京的重點小學,很多班級的人數都超過30人。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特級教師吳正憲表示,目前,國內全科教師師資力量不足,國內老師還是以分科、分類教學為主,項目教學對教師的綜合能力要求很高,因此對教師的培訓迫在眉睫。其次,要想進一步推行PDC教育,就需要加強對學生評價制度的改革,不能只用分數這種定性定量的考核機制。

  美國堪薩斯大學教育學院傑出教授趙勇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說,PBL是最早起源於醫學院的一種教學模式,而後擴展到基礎教育領域的。目前,美國國內對於PBL教學也有諸多討論。比如,PBL是否能夠真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不是流於形式,其次,在項目活動中能否很好地融合進知識,從而避免使項目學習淪為實際意義不大的課外活動。此外,「一些非常簡單的概念也許更適合課堂教授,而非用項目讓學習複雜化。」

  根據趙勇的介紹,目前,各國對基礎教育的探討是一個相互學習和借鑑的過程,實際上,中國的教育也受到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的追捧與模仿。然而,如果不能夠學到對方的文化,任何盲目借鑑教育政策、教育策略或者教學實踐的嘗試都會註定失敗。然而,文化的移植卻不在一朝一夕,這方面的嘗試也往往不盡如人意。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已經降臨的時代,無論是美國、芬蘭,還是中國,都應當坐下來好好想想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該如何創新,而不是互相拷貝。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17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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