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1838年，山東堂邑縣武家莊（現屬山東冠縣柳林鎮），有一個叫武宗禹的漢子，和村裡大多數人一樣，幾畝薄田難以維持生計，日子過得很緊巴又不順心，甚至給第三個剛出生的兒子起名的興趣都沒有了，「他在叔伯兄弟們中間排行老七，就叫武七吧」，武宗禹敷衍道。
長輩們的敷衍給了這個剛出生的孩子一個不正式的名字，但武七從小就對讀書表現出了強烈的渴望，無奈家裡實在是太窮了，無力供讀。八歲時，山東鬧大災荒，武七的父親去世，一家人本已困頓的生活雪上加霜。
此後的日子，他常隨母親外出要飯。十五歲那年，武七到鄰村的一個親戚家當長工，他很珍惜這份工作，每天勤勤懇懇，挑水、割草、餵牲口、犁地、推碾子……什麼粗笨的活兒都幹。但換來的卻是打罵，還沒有工錢。「我收留你，給你一口飯吃就算是莫大的恩惠了，還要什麼工錢？」這是這個混蛋親戚的理論。
武七兩年後便離開這個親戚僱主，到館陶縣東北薛店村大地主李廩生（外號李老辮）去打工。同樣勤懇幹活的武七，命運卻沒有絲毫改變，甚至更慘了。一個新年前的除夕，李老辮叫他去貼春聯。因為不識字，他把本該貼到豬圈上的春聯貼到了大門上。李老辮髮現後大怒，不僅對武七一頓拳打腳踢，還罰他不準吃飯、睡覺。在這個風雪交加的夜裡，武七在院子裡站了一個通宵。
還是因為不識字，武七在李家打工，每年的工錢是十七吊，三年未預支過，也沒有結過帳。有一天，武七母親病了，想借點錢回家探母。李老辮欺他不識字，拿出一份偽造的帳本說：「某月某日你支取了幾百文，又某日支用了幾十文。總之，這年的工錢你已經用完了，在我這裡沒有存款了。」這一筆糊塗帳在武七聽來如晴天霹靂，他據理力爭，李老辮當即惱羞成怒，反誣陷說武七是訛詐，叫來家奴把他打得頭破血流，並推出大門不再理會。
遭到欺凌的武七在薛店村東頭的一個破廟裡沉睡過去。有人以為他失蹤了，還有人以為他憂憤而死。三天後他卻走出了破廟，似乎變得瘋癲起來，嘴裡嘟嘟嚕嚕念個不休：「扛活（即打工）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誰也不知道武七在破廟中的三天究竟想了些什麼，那年，他21歲。從此，臨清、館陶、堂邑縣等地街頭多了一個衣衫襤褸、背著褡褳，手拿銅勺的乞丐。
武七一邊討飯，一邊還到處吆喝：「出糞、鍘草、拉砘子來找，管黑不管了，不管錢多少。」他為了避免再次被欺騙，對自己的勞動明碼標價，而且總是提前聲明。這麼做，全是為了賺錢，積攢起來「修個義學院」。
此外，他還玩雜耍——兩手扶地，頭向下，兩腿挺直向上，來一個豎鼎，或者用手代腳在地上學蠍子爬，同時嘴裡唱著說：「豎一個，一個錢，豎十個，十個錢，豎得多，錢也多，誰說不能修義學。」為了吸引別人的眼光，多賺取一點錢，二十三歲的時候他剃成了和尚頭，只在額角上留一塊短髮，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他唱著說：「左邊剃，右邊留，修個義學不犯愁；左邊留，右邊剃，修個義學不費力。」他還在地上爬，供孩子騎耍賺錢。他甚至當眾吃蠍子、磚瓦等，以這種自虐的方式博取大家的好奇，得一點點賞錢。
有時候，他討到了好一點的食物就轉手賣出去，自己吃那些黴爛的和糟糠菜根等。有人勸他何苦這樣呢？他答：「吃得好，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 因為武七總是「義學」不離口，鄉鄰們都以為他得了「義學症」，所以把「義學症」作為他的綽號，他卻不以為然：「義學症，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賞了錢，活了命，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
31歲那年，母親崔氏去世了，武七和兩個哥哥分了家，分得三畝地，轉手賣了120串錢，加上原來的100多吊錢，他想找一個可靠的人存起來放貸生息，為義學積攢更多的資金。多年的討飯生活讓他瞄準了一個人——館陶縣婁家頭村的武進士婁峻岭，但婁峻岭笑他是個乞丐，不願替他存錢放貸。
於是武七拿出了自己的殺手鐧，在武進士門口跪了一天一夜，終於感動了婁峻岭。
錢可以生錢了，離辦義學又近了一步，這更激發了武七討飯、掙錢的熱情。同時，他掙錢的渠道也不斷拓寬。他走街串巷，接觸的人很多，就給人家說媒，每撮合成一樁婚事就會得到一些喜錢。他還撿拾婦女做針線活遺棄的破布廢縷，拈成線繩，或纏成線蛋賣。在別人看來，武七非常摳門，為了錢他可以不要尊嚴，不顧親情，但有時他又非常大方，大方得令人吃驚。
1875年，魯西北平原大旱，農民都種不上莊稼，餓死的人很多，甚至有人賣兒賣女。武訓拿出自己的積蓄，買了40擔高粱用於救濟災民。1885年夏，冠縣城北張八寨張春和的母親有病想吃肉。張春和外出十幾年毫無音信，家裡窮得連吃飯都很困難，哪有錢買肉？兒媳婦竟然割自己的肉給婆婆吃。武七聽聞，慷慨地贈送給她們十畝良田。
武訓積攢的錢財越來越多，但婁峻岭卻無法幫助他興辦義學，於是武訓又把目光瞄準了堂邑縣柳林鎮的進士楊樹坊。
1886年，武訓把全部財產230多畝地和2800多吊錢交給楊樹坊打理，並在楊樹坊的幫助下一步步向理想邁進。有錢了，下面的任務就是選校址。楊樹坊勸武七把義學就建在武家莊，卻被他斷然拒絕了。武七擔心：「武家莊房舍狹小姑且不說，學校也有可能被武家的後代霸佔，還是建在柳林鎮吧，那裡交通便利。」
1887年，柳林鎮開明「地主」郭芬、穆雲捐出3.87畝土地。這年冬天，武七籌建的第一所義學終於落成。為了這一天，他從21歲一直乞討到50歲，其中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
義學取名為「崇賢義塾」，共有瓦房20間，大門二門各一座，加上四周的垣牆，共用去了4787吊錢，除了武七自己積存的2800吊錢，其餘都是楊樹坊和當地士紳捐助的。
另外，武七230多畝學田每年地租收入368吊，除去交漕糧70吊，還盈餘290多吊，這些都作為義學的經費。有了學校，還要有老師啊！武七親自到壽張縣請來當時著名的文舉人崔隼，又到聊城聘請了進士顧仲安。學生共有50多名，共分為經、蒙兩個班。
開學那天，武七宴請老師，請來幾名士紳作陪，他卻一個人站在門口，等到進酒進菜的時候，他就向來客磕頭致謝。楊樹坊、崔隼等人請他入席，他卻說：「我是乞丐，不識字，不敢與先生同席。」武七和學生一樣分到一碗菜和幾個饅頭，他卻悄悄地拿到外面換來幾塊新磚，自己仍然吃些殘羹冷炙。
更讓人感動的是，儘管有了足夠的校舍，武七卻不肯佔用一個房間，自己仍然睡在走廊裡。一天上午，武七發現太陽已經出來很高，學生都已到齊，老師崔隼卻沒來上課。他就悄悄走進崔隼的臥房，不聲不響地跪在床前不住流淚。崔隼醒來，感到很慚愧，從此再也不敢懈怠。
有時候，他看見學生在教室內嬉戲打鬧，或者有學生曠課，他就跪在學生面前，流著淚勸說：「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讀書不用心，回家無臉見母親。」
崇賢義塾的校風在武七的感召下非常之好，很快引起了縣官府的注意。堂邑知縣郭春煦到義學視察，發現武七的衣服破爛不堪，便給他十兩銀子，讓他添置些衣服。開始他堅決不要，後來在知縣的一再要求下只好收下，但他又把這筆錢投入到義學中。
第一所義學成功興辦起來，這僅僅是武七的一個開始，他仍然沒有停止乞討的腳步。
1890年，武七在館陶縣楊二莊和僧人了證師父創辦了第二所義學。這一年，武七已經53歲了，有人勸他娶妻生子好養老，他卻不在意：「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娶妻，親戚朋友斷個淨，臨死落個義學症。」
山東巡撫張曜聞知武七義行，特下示召見，並下令免徵義學田錢糧和徭役，另捐銀200兩，並賜武七雅名武訓，同時奏請光緒帝，賞穿黃馬褂。
武訓一心一意興辦義學，其兄長親友多次求取資助都被他拒絕：「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1891年，武訓在臨清一帶乞討，發現窮人家失學的孩子特別多，就決定在臨清創辦第三處義學院。直到1895年年底，第三處義學院竣工，取名「御史巷義塾」（今山東省級示範化學校臨清「武訓實驗小學」）。1896年春天，御史巷義塾終於開學。
59歲的武訓已經耗盡了他最後的心血，1896年4月，武訓病倒了。他靜靜地躺在御史巷義塾的房簷下，不吃飯、不服藥，每天只喝幾口清水，但他一聽到學生的讀書聲臉上就會浮現出笑容。
4月23日，在御史巷義塾的房簷下，武訓帶著微笑走進另一個世界，《清史稿》記載：「（武訓）病革，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
出殯當日，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吏鄉紳執紼送殯，遵照武訓遺囑歸葬於堂邑縣柳林鎮崇賢義塾的東側。各縣鄉民自發參加葬禮達萬人以上，沿途來觀者人山人海，一時師生哭聲震天，鄉民淚如雨下。
清廷賜諡號「義學正」，授「樂善好施」匾額。
10年後（1906年），清廷將其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並為其修墓、建祠、立碑，敬尊稱為「義乞」、「乞聖」。
武訓受到世人欽敬，近代許多名家題詞。
武訓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影響深遠。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辭典》，稱他為「無聲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然而，今天的國人，竟少有人知道武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