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陳誠
作者系歷史學者，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1949年5月初國民黨軍即將撤離上海前夕，蔣介石於6日上船，7日乘蔣經國讓招商局準備的輪船「江靜輪」離開上海，由蔣經國陪同，一路向南。9日到舟山群島定海、普陀一帶，巡遊數日，盤桓至17日午餐後，由江靜輪登岸，下午1時半自定海機場出發，4時50分飛抵(澎湖)馬公降落，駐於馬公賓館。21日，陳誠、俞鴻鈞、蔣鼎文到馬公見蔣。26日，自馬公飛臺南岡山，轉高雄壽山。6月14日，又專程到離高雄100多公裡的四重溪察看。蔣介石在臺灣南部走走停停前後近一月，於6月21日下午離開高雄，自岡山飛至桃園，轉至大溪鎮。「大溪鎮有山有溪，風景與氣氛很像家鄉溪口」。24日上午，離開大溪，到臺北參加東南區軍事會議，並於當日遷居臺北草山。(此段據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日記，1949年5月5日至6月24日。)這時距從上海出發，已近50餘日了。
這裡面有一個問題，蔣為何不直接去臺北？主要是出於一種什麼考慮？
吳國楨說法及其漏洞
照吳國楨的說法，是因為時任臺灣「省主席」的陳誠未及時表示歡迎態度，引起了蔣的疑心。吳國楨說：「上海失守後，蔣乘一艘炮艇離開大陸，他給當時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和臺灣省主席陳誠將軍打電報說，他正向(臺灣)島駛來，蔣預料陳會馬上回電歡迎，但等了24小時，陳仍未回電。外界對此事並不知道，蔣不得不讓他的炮艇，繞舟山群島轉了24小時。我想蔣不會因此而原諒陳，以前他總是很信任陳的，我懷疑他這時是否還信任他。」「24小時以後陳誠的回電來了。蔣決定不在離陳誠的省會臺北僅20英裡的北方海港基隆上陸，而改在臺灣的南港高雄。」理由是陳誠的部隊在北部，南部主要是孫立人的部隊，吳國楨稱，「當蔣在高雄上岸時」，蔣還問孫，「你對我在此上岸有何想法？」(《吳國楨口述回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頁。)
吳的回憶有多處不確之處，1、不是乘的一艘炮艇，而是「江靜輪」；(5月8日蔣經國致宋美齡電所用「總統府文電稿」的信箋左下角就加蓋了註明發電位置的「江靜輪船」章。)2、陳誠的職務還只是「省主席」；3、蔣在舟山群島一帶不是轉了24小時，而是前後活動了八九天；4、蔣到臺灣是乘飛機，而不是乘船「上岸」，也不是先到高雄，而是先到馬公。
上述這些漏洞還只是技術上的，在實質內容上，在此之前，陳誠已為蔣去臺做了許多前期準備，還發了好幾封電報歡迎蔣去臺。
陳誠回憶，他接任不久，1月21日到杭州見蔣介石，25日返臺。「我自京返臺後，即在臺灣準備八個地方，以供總統選用為臨時駐用之所，計澎湖二處，臺北、陽明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各一處。於修葺布置完妥後，即迭電請總統蒞臺。」
在當時國民黨大批軍政高層官員退臺，臺灣住所極為緊張的情況下，陳誠的這些準備，雖有過事鋪張之嫌，但就蔣陳關係言，不正是反映了陳對蔣的忠誠不二嗎？蔣離開大陸到臺後，這8處地方，蔣至少實地考察了6處，其中就蔣經國對四重溪、大溪兩地的評價看，陳誠可謂是用心良苦。
3月15日，陳奉「代總統」李宗仁召到南京述職，李再提釋放張學良問題，及提取存臺黃金，陳均未置答。17日，陳誠再飛溪口見蔣。和談決裂，解放軍渡江後，4月25日，蔣離開溪口到上海。
這時，上海之失守也只是時間問題，故4月29日，陳誠即電請蔣介石直接退駐臺北：「總裁蔣鈞鑑：和談決裂後，大局已告明朗化。今後剿共戰事，勢必長期奮鬥到底。為號召國內外愛國志士，及聯合國際上反共勢力，鈞座為自由中國之旌旗，駐節所在地點，亟宜早日確定。關於馬公島情勢，職業已實施勘查，深覺該地交通通訊，頗為不便。職認為臺灣，既為吾人革命復興最後根據地，殊無其他顧慮之必要。擬懇早日駕臨臺北，長期駐蹕，則指揮各方，皆多便利。或於穗滬渝等處，設置行轅，必要時，巡行指揮。除積極布置此間官邸外，謹祈早日命駕，無任企禱之至。職陳誠。卯豔叩。」
蔣離開上海乘輪南下後，5月11日，陳誠再有一電致蔣：「探呈總裁蔣鈞鑑：卯豔(即4月29日電———引者)一電計達。職意鈞座應即飛臺。又鈞座行動，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且因我國一切組織鬆懈，與限於法令，亦無法秘密也。」11日正是蔣介石到舟山的第三天，吳國楨指的應該就是這份電報，但因為有十幾天前的那份電報存在，吳的說法恐怕就不易成立。
15日，陳誠再電蔣介石表示對李宗仁的不滿，請蔣逕飛臺北，一切不必顧慮：「總裁蔣：辰寒(14)電奉悉。讀李之談話，深感領袖受辱，幹部之恥也。彼輩只知利害與力量，決不能以理喻與情動。乞鈞座逕飛臺北，一切不必顧慮。又職決銑日飛穗，最遲巧日回臺，謹聞。」陳誠回憶錄選登這幾封電報，是否也有辯誣之意？
蔣介石的非常心態
應當說，從整個蔣陳關係來看，一方面，應當不存在陳故意不回電、使蔣難堪的情況；但另一方面，在當時離心離德的部屬數不勝數、整個局勢分崩離析那種非常特定的情況下，即使是對陳誠這種過去極為信任的部下，蔣是否也存有戒心，要觀察、觀望一段時間呢？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從陳誠任職頭幾個月蔣經國、宋美齡的往來電報中，似乎能窺見些許端倪：
到1948年底，隨著國民黨內戰形勢越來越惡化，若大陸不保後退居臺灣，可說漸漸成為蔣家的共識。1948年12月27日蔣經國電告在美國的宋美齡，蔣介石打算下野返溪口暫住，宋美齡在12月27、28日連發兩份電報，認為不妥，建議選擇廣東或臺灣，電稱：「奉化絕非安全居住之所，免得受人暗算，廣東、臺灣似較相宜。」「汝父在京如不能維持，則須 赴 臺 灣 或 廣 州 ，決 不 能 回鄉。……如下野回鄉，對內不能行使政權，對外不能代表國家，無法繼續革命，……故此舉餘絕對反對。」在此前的12月7日，陳誠也上書蔣介石,稱「惟默察大局，演變至此，決非枝節所能挽救，必須從戰略政略上，作通盤之計劃。……目前戰略，應以廣州為中心，以海南、臺灣為後方基地，爭取時間，積極部署」。
因此，12月28日，蔣介石突然致電在臺養病的陳誠，告以「決任弟為臺省主席，望速準備為要。」29日即將命令發表，並於1949年1月1日、2日連電催促：「為何不速就職？若再延滯，則必夜長夢多，全盤計劃，完全破敗也。何日就職立復。」與此同時，任命蔣經國為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可以說，蔣家以臺灣為最後庇護所之「全盤計劃」主意打定後，對於具體負責實施者，陳誠成為其首屈一指的人選。
到1949年1月初，宋美齡甚至提議蔣介石為健康與安全起見，可以先到加拿大，22日，她致電蔣經國，讓他「即日赴鄉婉勸父親務必同來加拿大暫住，餘當與汝等在加晤面，會商一切」(不是美國———引者)。2月7日，宋又發一電：「父安全問題確須顧慮，餘亦曾屢電提及倘能出國一行，親自考察軍事科學以備將來改進軍隊之張本最好，……否則亦以遷往臺灣為宜，總之，家鄉實非安全之地」。
對蔣而言，1月底蔣下野之後，局勢進一步惡化，蔣氏父子處于越來越強烈的焦慮之中，這在蔣經國致宋美齡的電函中體現得十分清楚：2月3日：「時局正在惡變中，內心憂慮萬分」；2月10日：「對於父親之安全問題自應嚴加注意。人心之壞，出人意料，萬分寒心。薛(嶽)之態度暫無特殊之表示」；2月18日：「陳儀曾聯絡共匪謀和，幸早得發現，未成事實。時局不安，人心大變，前途殊堪憂也」；3月8日：「某方(指桂系———引者)正在計劃作投降式之和平，」「內部不久恐難免分裂，」「某方積極發動李之正位運動，並要求父親出國，」「江南軍紀不好士氣不振，難作堅強之抵抗。」
到3月13日，蔣家終於對陳誠都有點失去信心了：「(一)李已正式提何(應欽)為行政院長，其目的似在利用何作為工具，而進行奪取全部政權之陰謀；(二)高級官吏多已脫離中央立場，而投向對方，吾人似益孤立；(三)粵薛(嶽)之態度近來甚壞；(四)陳在臺灣恐亦不能持久」。
此處講陳誠不能持久，是講困難太大陳誠會頂不住，還是指對蔣的忠誠方面？從上文意思來看，我覺得指的是後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吳國楨的說法也不是空穴來風。但其起因可能不是陳誠不歡迎，而是因為蔣介石擔心陳誠不歡迎。
其實，這個時期蔣氏父子的心態應該說是非常時期的非常心態，很難以常情度之。在這種情況下，上演出一幕幕最後的瘋狂，例如像離開重慶時對楊虎城一家、楊虎城秘書一家、對許多在押的政治犯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有可能的，那種魚死網破的末日心態，那種吾與汝偕亡的絕望心理，一度支配了他們的行為。
還有一種說法稱，「在1949年5月蔣介石到臺灣前，美國曾阻止蔣去臺灣，但沒有成功。」據說，1949年3至5月，美國國務院兩位著名高級幕僚提出的關於臺灣問題「秘密意見說帖」，均有棄蔣考慮，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持人肯楠提出，「邀請孫立人將軍參加(美國)佔領軍的新政權。……通知蔣委員長，如伊願留臺灣，當以政治避難者之身份相待」。
美國國務院參事莫成德奉艾奇遜之命赴臺考察後，主張以孫立人替代陳誠為省主席，密電中說：「孫氏經驗或有未足，但其他條件，卻甚相合。」與之相對應的說法，是蔣此時暫不去臺，是顧忌美國：「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後，對美國多有顧忌，擔心在國共內戰失利且美國放棄援助的情勢下，去臺灣會對其不利，故多次對蒞臺躊躇裹足。」因此，究竟是陳電中「殊無其他顧慮之必要」的話打動了蔣，還是陳未及時復電使蔣猶豫呢？
(南方都市報)